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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里 / 有 / 束 / 光 眼 / 里 / 有 / 片 / 海  拾遗物语 “老实得像一个火腿。” 刻薄如鲁迅曾这样辛辣点评王国维。 不过鲁迅也曾由衷说: “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 刁钻如胡适对王国维的相貌直言不讳。 不过胡适紧接着说： “但光读他的诗和词， 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在王国维追悼会上，众皆行新式鞠躬之礼， 惟陈寅恪身着袍子马褂，跪拜行三叩古礼。 01 1877年12月3日，初升暖阳朗照之时， 王国维降生在浙江省海宁县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的王家老院里。 哭声应不算嘹亮，王国维曾自述“体质羸弱”。 但他的降生，也为这个男丁不旺的家庭， 带来一丝喜气。 其父王乃誉幼时失怙，苦心经营， 虽不大富大贵，亦当得小康之名。 所苦唯身无功名，在而立之年方得一子， 早早对王国维的人生做好了规划： 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 在那个年代，若想挣得一身功名， 所学者，无非《十三经注疏》等， 所凭者，无非在八股时文上争得高下。 可王国维自幼不喜《十三经注疏》等， 反是喜欢父亲收藏的金石、考据等“课外书”。  ▲ 王国维故居 幸其父也严，其性也勤， 1891年，王国维便通过童试，考中秀才， 成为闻名乡里的“海宁四才子”之首。 1892年，意气奋发，王国维前往杭州参加府试，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海宁来到杭州。 王国维并不知道，命运将在这里拐一个弯儿。 失也杭州——在杭州，王国维第一次科考失利。 得也杭州——在杭州，王国维第一次购买与时文绳墨不搭界的书籍。 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说： “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 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 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身为“海宁四才子”之首，何为“读书之始”？ 很简单，相比被逼所读应时之书， 这些书，才是真正的学问所在。 发现自己的兴趣，故然幸哉。 可也是一种不幸。 从此，在八股时文上，王国维“弃甲曳兵之”， 安坐书房，醉心于经史大义， 也直接影响他在此后的科举中再无寸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当是时，世人皆知八股时文虽为鸡肋， 可在此争得高下，却是一条“逐利”的捷径。 而少年王国维却慕然转身，背道而驰。 时人眼中，以之怪哉。 此不争，但王国维在另一片天地争得不亦说乎。 18岁那年，王国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 竟然是批驳清代大学问家俞樾的《群经平义》， 一时学界哗然。 俞樾是谁？著名红学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 一代大学问家章太炎和大画家吴昌硕的老师。 不逐利，莫非王国维以挑战权威来“逐名”？ 碰瓷权威，沽名钓誉，古来有之。 可若细观之，王国维并非泛泛而言放嘴炮， 而是逐条进行了严密详实的考证， 批文甚至直追原文字数。 此足见下了苦功夫，非争名，实心中“唯有学问”。 对此，王乃誉的忧心在日记中一显无疑： 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 故而王乃誉“痛戒所习”。 不过这次转身，王国维已是毅然决然。 “夫为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不争名利，独上高楼，一条飘零天涯路， 铺展在王国维的面前。  02 19世纪末，华夏陆沉，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 惊醒了安坐书房的王国维，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 尚属热血青年的王国维绝意科举， 把目光投向能以之救国的新学。 惜“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1898年初， 在父亲的帮助下，王国维北上上海谋生， 就职于《时务报》。 说是谋生，也不妨说是追星。 所追的，是当时名声大噪的梁启超—— 其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中国新学的前沿阵地。 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缘分，显然未到。 因党派纷争，梁启超此前已挂笔离去。 同时，所遇非人，璞玉蒙尘。 王国维仅被安排做抄写、校对等书记之工作。 之所以未挂冠而去，一是为生计迫， 二则是在报馆旁找到一个学习日文的所在—— 东文学社。  在征得老板同意后， 王国维得以进入东文学社“每日学三点钟”。 繁剧琐事缠身，王国维以苦当乐， 以此为发轫，从国学一脚踏入西学， 数次东渡日本，或游学，或避祸， 不但通晓日文，德文和英文也信手拈来， 并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读康德、叔本华原著的人。 其时，“西学救国”深入人心， 已渐成西风压倒东风之势。 乘此大势，王国维当可迅即显达天下。 但令人意外的是，王国维并未以此为进身之阶。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曾拒绝加入任何政治派别。 事实上，苦心求学，王国维身无旁技， 一直生活在窘迫当中。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无可厚非。 否则，岂非无用？ 可王国维的眼中，显然仍只有那条天涯路：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在人们热闹地清谈何以救国， 并纷纷站队选边之时， 王国维一头扎进了哲学的海洋。  何为哲学？ 清末名臣张之洞说：有害无益之学。 1903年7月，不争之王国维发表《哲学辨惑》， 反击张之洞，阐述哲学的无用之用。 王国维认为， 中国之所以在技术层面上落后于西方， 正是中国缺乏哲学传统，凡事皆太重实用所致； 若想对这样的国民性做根本之改良， 就必须以哲学来纠偏补弊。 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太注重功利性的实用主义。 即便时至今日，不还存在一种U盘式的拿来主义： 只有即插即“有用”才是好的。 在无用之路上，王国维一路狂奔。  ▲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手稿 1904年，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为根底撰写《红楼梦评论》。 这前一脚， 让中国文学迈进现代，开创了中国现代美学。 1908-1909年，王国维又融汇中国传统哲学，撰写《人间词话》。 这后一脚， 返回古代，终结了中国传统古典美学。 这两部作品的出世，震惊了学界。 “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傅雷说。 不过，诗性人生总是要面对惨淡人生。 不屑实用，独上高楼，呈现在王国维面前的， 尽管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壮阔天地， 可也让他“高处不胜寒”—— 一大家子的用度，经常让王国维捉襟见肘， 甚至一度兼职为他人整理藏书补贴家用。 徜徉于无用之地，王国维恣意激扬，“衣带渐宽终不悔”。  03 1911—1916年，正是国内政治风云波澜之时， 辛亥革命爆发，军阀混战。 为求一个安静的书桌，在友人资助下， 王国维旅居日本达五年之久。 虽有资助，但不善营生的王国维日子过得依旧紧紧巴巴， 聊以自慰的是，这5年，却是王国维学术成果的爆发期。 《宋元戏曲考》是中国第一个关于戏曲的历史书籍。 《殷墟书契考释》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 《流沙坠简考释》被鲁迅誉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书。 回国后，王国维成为各大学争相邀请的国学大师。  ▲ 蔡元培 一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 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 被王国维一口回绝。 理由让时任校长蔡元培哭笑不得： 欢迎者有各式人等， 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 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 众所周知，北大是“打到孔家店”， 全盘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 当时北大学生以好剪人辫子著称。 而那时王国维还留着前清的象征——辫子。 这种留有辫子的人，被统称为“遗老”。 因为他们身上充满着“腐朽”的味道。 是当时大众所嘲笑的对象，  ▲ 王国维（左）和资助他的罗振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似乎不难理解王国维对北大的抗拒。 也曾有人劝过王国维剪掉辫子。 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 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在西风压倒东风之时，人们争先恐后剪掉辫子， 迫不及待地在形式上标榜自己的先进。 可王国维却知道，形式上的辫子容易剪掉， 可精神上的，却难剪掉。 因一时西风压倒东风，便全盘否定东风， 这不正是功利实用主义劣根性的再一次显现么？ 对王国维来说，他并不需要剪辫子来证明什么。 相反，在面对“多数霸凌少数”时， 王国维勇敢地站在了多数人的对立面。 诽我，坦然受之。 谤我，淡然处之。 犹如中华文化的孤独守夜人， 王国维“不争亦不辩，我自横刀笑”。 尽管他也不知道，这个漫长黑夜将有多长。 后来尽管勉为其难任职北大通讯教授（即函授）， 两年后，王国维还是拂袖而去。  ▲ 吴宓与夫人陈心一 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 “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 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听闻消息，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感觉机会到了。 经过周密准备，吴宓带上聘书来到王国维家中。 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 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 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 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 据《吴宓日记》载： “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 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此后，王国维亦常拖着小辫出入北大， 未有学生敢趋前。 让时空倒转，回首那时，灯火阑珊处， 有那么一个蹒跚背影， 不争毁誉，不辨荣辱，愈远却愈清晰。 04 王国维为人熟知的，不独脑后的小辫， 还有他一贯严肃冷峻的表情。 赵元任太太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 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 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 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 “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 事实上，久在书斋，王国维确不懂与人交往， 全不见其诗词中的风流纵横。 其时，王国维每日出寓所至研究院必经颐和园。 但他每天工作一完毕立即返家，无暇进园游览， “吾自来处，未窥颐和园。”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 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终日里，王国维不是在书房里看书， 就是在前往琉璃厂淘书的路上。 这种“躲进小屋成一统”的日子，倒也平静了两年。 ▲ 王国维 《宋代之金石学》手稿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1926年，北伐开启军阀混战， 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 更震撼的，则是1927年4月， 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在北京绞死北大教授李大钊。 面对如此混乱局面，梁启超悲叹： “国事局面大变，将来未知所属。” 一时间，京内知识分子纷纷逃离北京避难。 曾因辛亥避难日本的王国维，此时反倒不慌了。 有人劝王国维赶快把那条惹事的辫子剪了， 但王国维的回答却是： “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 众人争生之际，似乎王国维在一心求死？ 不久后，王国维给出了答案。 1927年12月3日，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坐于湖畔，平静抽上一支烟后， 自沉于不曾游玩的颐和园， 留遗书一封，有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从表面上看，这是清朝遗老可笑的愚忠， 实际上，他维护的是作为一个真正士人的气节。 正如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所说： “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面对因为文化价值的断裂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王国维不争生，以己一死保全自己的人格， 也保存了中国士人最后的体面。 著名评论家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 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 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王国维的死，保留了自己的体面， 却并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1960年，为了更体面， 清华扩建盖楼，迁走了王国维的衣冠冢。 1969年，王国维墓被砸了个稀烂。 这年，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 一个老人独自来到了颐和园。 游客很多，他一直待到晚上，然后才回家。 第二天，他喝下一瓶“敌敌畏”，默默离开了人世。 这个老人是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 因承父志研究文史，头上顶有一顶右派的帽子。 这是王国维之悲剧，也是有关“斯文扫地”的悲剧。 ▲ 王国维画像 作者 / 罗小珊 不懂的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诚然，王国维不争名利，不争显达，不争毁誉， 似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昂扬精神。 懂他的人，如陈寅恪在为他的铭文中写道： “……来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由此而定义。 后来，这句话也书写在陈寅恪的墓前。 在那个晦暗年代，王国维用短短50年的生命， 燃起了一盏灯，一盏孤独的守夜小灯。 其灯也小，其光也微， 可穿过重重历史的迷雾，却灿烂得动人心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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