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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家园：北宋山水画中的环境观 北京社会科学2016-12-14阅读原文 中国传统山水画蕴含着丰富的环境美学思想。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五代末到北宋这段时期，是绘画的求真时代。而南宋以后的山水画由于受文人画思想的影响，更多地带有文人的主观意趣，艺术性和文化气息更浓一些，对笔墨趣味的追求逐渐超过了对山水环境的理解。从环境美学研究的角度看，北宋的山水画作品最具有研究价值。 一、“可游、可居”——郭熙的环境观 北宋艺术家们追求的理想环境是什么呢？画家兼理论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明确地指出：“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对于这四者的地位，郭熙更看重“游”和“居”。他进一步说：“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为得。”显然，环境的落脚点应落在“游”和“居”上。从审美角度看，“游”隐含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游”不是静观，而是动观；“游”不是平面形态或视觉形态的“望”，而是对空间环境的整体感知。 “游”的思想应当来源于《庄子》。郭熙的“可游”正是对庄子“无待之游”的延续和发展，他将庄子的自由思想进一步落实到现实中，明确指出了自然山水（和山水画）不仅仅是人们欣赏的对象，更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简言之，自然山水是人类灵魂的安身立命之所。 当然，郭熙山水绘画思想中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其对“可居”山水的重视。“居”与“游”相比更强调以山水为家，而不是将自然界视作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客体，自然界应当是人的归宿和赖以生存的根基。如果说“可游”所体现出的家园意识是精神层面的话，那么“可居”则将这种家园感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中来。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家对待山水的审美原则发生了转变，自然环境的好坏，不仅仅是依据视觉形式上的美丑来判断，而是看其是否适合人类生活。因此，宜居的环境才是最好的环境——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独具特色的环境观。 二、北宋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 就传世的81件北宋时期山水画作品而言，完全没有人物或建筑物的纯自然风景仅仅只有7件。这些人物尽管被描绘得很小，但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往往是画面的点睛之笔。 具体到北宋山水画中人物的活动情况，主要集中在居家、归家、劳动、行旅等题材上。首先，不少画作明确地描绘了居家生活场景，透露出人物活动信息。其次，是归家和返家的人物。在这些画中，通常画有一个农夫荷锄而归，或樵夫担柴而行，也有的画骑驴回家的老叟。再次，是捕鱼、放牧等日常劳动情景。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山水画中的渔夫形象与元代以后文人画家眼中的渔夫是不同的。渔隐题材在元后文人画中经常出现，但这些渔夫通常为隐逸的文人形象的化身。而北宋山水画中的渔夫却没有这些含义，他们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捕鱼、放牧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就真切地生活在山水之间。最后，行旅题材也隐含着家园意识。前面说的居家、归家等都是正面反映家园感的，而行旅则从负面烘托出“家”的重要性。 三、北宋山水画中的建筑及动物形象 在北宋山水画中，除直接描绘人物活动的作品外，还有一些事物也隐含着家园意识。首先，在这些事物中，最具有“家”味道的是具有人工特征的建筑、道路和桥梁。在传世的81件北宋山水画作品中，有建筑物的作品占了82.7%。 其次，山水画中出现的动物形象也很值得关注。中国人对家禽、家畜通常有着特别的情感，认为它们也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水画中出现最多的动物是驴。北宋山水画中的驴是普通人生活的写照，骑驴的往往是赶路的路人或农夫，而之后文人画中的驴则成了隐逸文人的标志性坐骑。除了驴之外，一些常见的家禽、家畜（如牛、羊等）也经常出现，特别是牛，甚至出现了一些以牧牛为主题的作品。这些家畜的形象通常会给人一种暗示，即山中有人家，或者有人居住、生活在附近。 最后，北宋山水画中的家园意识还可以从山水形象上看出。虽然宋代有许多画家追求荒寒的意境，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画中所描绘的其实并不是寸草不生的、真正的荒野，而大多是有山有水、草木丰茂的自然景观，只不过是营造出了一种人烟稀少、远离尘世的意境罢了。此外，追求山水的“平淡天真”在南方山水画派中更为普遍。如果从欣赏角度出发，山越奇越怪越好，突兀的巨石和悬崖峭壁更能给人以一种崇高的力量感。但如果从人类居住的角度看，平淡天真的山水则更好，它平易近人、能安顿人的性灵，使精神回归于平静。 四、结语 山水画在北宋时期发生了审美上的转变，即从描绘远离世俗的“无人之野”转变为描绘“可游、可居”的宜居山水。相比其他时期的山水画家，北宋的画家们更为注重在自然山水中描绘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转变反映出人们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越来越关注宜居的自然环境，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山水家园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北宋山水画正是这种环境观的集中体现。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有删减。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点击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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