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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成书与古书年代学问题探研* ——以出土古脉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为中心 赵 争 作者簡介 赵争（1983-），男，河南新乡人，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古书成书以及相关学术史问题研究。 内容简介 古脉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及《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形成均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通过分析二者的内容和结构，可以发现其各自具有不同的文本层次，不同的文本层次大体对应了不同的成书阶段，而不同的成书阶段其相应内容的相对年代关系并不相同。对古书成书过程的理解为《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年代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可靠的依据。 本文所讨论的出土古脉书《足臂十一脉灸经》是指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出土的古脉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则有三种文本：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和乙本，张家山汉简《脉书》中有与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相对应的内容，本文将其称为《阴阳十一脉灸经》丙本。《阴阳十一脉灸经》的三种文本内容大同小异。在本文的讨论中，若未特别说明，则均据《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为行文便利计，本文有时将《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分别简称为《足臂》和《阴阳》。本文的年代学问题主要是指《足臂》与《阴阳》的相对年代，即两者相较孰早孰晚。 有关《足臂》与《阴阳》的成书及抄录年代，学界的讨论较为充分[①]。有关《足臂》与《阴阳》的相对年代，一般意见认为前者早于后者，主要依据为前者中存有某些字的较古写法、前者脉的走向及相应病候较为原始，并且一般认为经脉学说从《足臂》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构成了一条不断发展的链条[②]。另一种意见认为《足臂》成书晚于《阴阳》，其依据同样为二者在个别字的写法以及脉的命名和循行方面的差异[③]。此外，有研究者亦对从《足臂》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的古脉学说演进路线提出质疑，指出《足臂》与《阴阳》或分属不同的体系，其间或不存在线性的早晚关系。如日本学者山田庆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太素》“经脉篇”可以看作是二种《灸经》的折中，不能笼统地将《足臂》当做比《阴阳》更古老的作品，二者的先后不能确定，二者当有共同的原始型而平行发展[④]。其后，韩健平、李建民、廖育群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古脉学说线性演进的模型提出了讨论，并对《足臂》与《阴阳》的相对年代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⑤]。 对于《足臂》与《阴阳》的成书情况较为深入的讨论，目前仅见日本学者山田庆儿的有关研究[⑥]。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将《足臂》与《阴阳》的成书过程与二者的相对年代问题结合起来的做法。鉴于古书成书对古书相对年代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本文尝试在初步理清《足臂》与《阴阳》成书过程的基础上，重新讨论二者的相对年代问题。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足臂十一脉灸经》的文本层次与成书过程
《足臂十一脉灸经》全篇大致遵循统一的叙述格式：各脉均以脉名起首，接着描述脉的循行路线，然后以“其病”领起，描述各脉病候，最后以“诸病此物者皆灸某某脉”句结尾。与全篇文例不甚协调之处出现在《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条：在与全篇一致的叙述格式之后，又多出一段内容。为便于讨论，将《足臂》足厥阴脉的病候内容及其后多出部分抄录如下，并对后者进行编号[⑦]：
《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部分中，第1条内容中的“此五病者”，无疑是针对足厥阴脉的病候而言，此条内容当是针对足厥阴脉所补充的死症病候。第2条内容均涉及死症及其表征以及对死亡时间的预测。其中第一句是有关死症与发病情形的关系，后二句均为脉诊脉象与死症的关系。此处描述死症与发病情形的关系时，明确指出病发范围为“三阴”之病，这里的“三阴”无疑当指足部三条阴脉而言，因为《足臂》的臂部阴脉仅有二条。后二句对脉诊脉象与死症关系的论述未言明死症脉象所属为阴脉还是阳脉，不过从多出部分所处位置在足部各脉之后的情况来看，此处所指很可能为足脉，再考虑到多出部分整体上所反映出来的阴脉为重的倾向，则此处的死症脉象很可能也是针对足部三阴脉而言的。第3条内容是有关三种死症的描述，其所述的三种死症病候中，前二种均有心烦之疾。然而从其描述方式来看，心烦之疾在这二种死候中的地位似有不同：“烦心，又腹胀，死”当以烦心为主，若同时出现腹胀，则不活；“不得卧，又烦心，死”当以不得卧为主，若再出现烦心之症则不活。若这二条死症病候同属一条脉则殊为重复，因此，以上二种不同死症的情况当是针对不同脉的病候所做的补充[⑧]，其各自的性质与第1条对足厥阴脉的补充类似。若此推论不误，则第3条内容中的“溏瘕恒出，死”也当是对另外一条脉的病候所作的补充。以上多出部分的第4条内容为阴病、阳病的发病情形与死症的关系，其中的“三阴”无疑也是指足部三阴脉。此条内容明显反映了阴脉及阴病更为紧要以及对阴脉及阴病的重视情形，然而其中也出现了阳病的死症，并且后二句无疑是以阳病为主要描述对象，因此，此条内容与第2条的侧重点有所差异。 通过以上对《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部分的分析可知，其中各条内容的描述对象及侧重点均不相同，这无疑反映了这些内容目前具有的这种连续的集中状态并非其原初的面貌。从整体上看，《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部分处于足部六脉之后、臂部五脉之前，也就是说，多出部分在足脉之后而非《足臂》篇末，这当可说明多出部分原来均附属足脉。具体而言，第1条内容作为足厥阴脉的补充，其原初位置当附于足厥阴脉之后；同理，第3条中的三句当分别附属于相应的脉；第2条内容最有可能原本即附于足厥阴脉之后，与目前的位置当相差不大；第4条内容的位置原本很可能附于足部三阳脉之后。这些描述对象不同，并且很可能原来分属不同部分的内容，被集中到了一处，这当是出于编者整齐文本的需要，并且这些附属部分在原来的文本中当可以与正文区别开来。 至此，《足臂十一脉灸经》至少存在二个文本层次[⑨]：遵循统一格式的各脉循行路线及病候内容和足厥阴脉后的附属部分；其成书至少经历了三个环节：仅有十一脉的循行及病候内容的原始文本阶段，足厥阴脉后多出部分分别附属各脉的注释本阶段，出于整齐文本需要而将各脉附属内容集中抄录于足厥阴脉之后的今本阶段。
二、《阴阳十一脉灸经》的文本层次与成书过程
《阴阳十一脉灸经》全篇也大致遵循统一的叙述格式：脉名之后先叙述脉的循行路线，然后以“是动则病”开头叙述“是动病”，以“是某某脉主治”结尾，然后以“其所产病”开头叙述“所产病”，末尾有所产病数目统计。 对《阴阳》的内容进行分析，也可发现其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层次。首先，若将《足臂》与《阴阳》各脉的循行顺序与相应的病候发病部位进行比较会发现以下情形：《足臂》各脉病候发病部位与其脉行顺序基本一致，而《阴阳》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以下以表格形式显示《阴阳十一脉灸经》的病候与其脉行顺序的关系：
上表中“√”表示病候发病部位与脉行顺序一致，“×”表示病候发病部位与脉行顺序不一致，空白者表示二者之间的顺序关系无法确定。未列入上表进行分析的《阴阳》各脉，耳脉与臂少阴脉因为病候数量很少而无从分析与脉行顺序的关系，足三阴脉的病候与脉行路线的关系不甚密切，并且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的所产病叙述格式不类它脉，显得较为独特，对此下文将有详细分析。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病候发病部位与脉行顺序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的脉中，二者一致的情形属于少数，多数脉的病候发病部位与脉行顺序并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在于《阴阳》各脉循行部分内容与其主病病候非成于一手，也就是说，《阴阳》脉行部分内容与其主病病候本来当各自独立，后来才被纂集成篇。对于《阴阳》各脉的“是动病”与“所生病”，二者发病部位的次序或同或异，同理，这也当暗示二者很可能来源有异。有学者从“是动病”与“所产病”的病候内容以及两者的表述文例入手，推测《阴阳》的“所产病”内容当为后来所补入[⑩]，其论大致可信，并且，本文对《阴阳》“所产病”病候的发病部位与相应脉的循行顺序所作的分析，无疑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若上述分析大致不误，则《阴阳十一脉灸经》至少呈现出三个文本层次：一是脉名及脉的循行路线内容，二是各脉“是动病”内容，三是各脉“所产病”内容。相应地，这些内容至少经历了二次编辑从而形成了《阴阳十一脉灸经》文本的主体部分。我们姑且将仅有各脉循行加“是动病”内容的《阴阳》文本称为《阴阳》原始文本，将原始文本再加上“所产病”内容的《阴阳》文本称为《阴阳》主体文本。 《阴阳十一脉灸经》全篇大体上具有统一的叙述格式，然而其中也有几处内容在形式上不甚协调：一是足太阴脉脉名之后的“是胃脉也”句以及此脉的“所产病”内容，二是足厥阴脉“所产病”内容，三是足少阴脉后多出的“少阴之脉，灸则强食产肉”一段内容。其中足太阴脉脉名之后的“是胃脉也”句明显具有注释的意味，此句当本为注释内容，后来混入正文，只是具体时间已无法确定。对于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的“所产病”而言，其原初内容无疑受到了某种影响而被改编为目前的形式[11]，并且这种改编当发生在《阴阳》主体文本形成之后。因为只有如此，改编内容才会涉及“所产病”，若对没有“所产病”内容的《阴阳》原始文本进行改编，则改编部分当涉及“是动病”部分。足少阴脉后多出的“少阴之脉，久则强食产肉”一段内容涉及灸法及治法，纵观《阴阳》全篇，仅有此处言及治法，并且此段内容位于所产病数目统计之后，因此当为后来补入。若以上推论大致不误，至此，则《阴阳》主体文本形成之后，原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的“所产病”内容被进行了改编，足少阴脉后附入了有关治法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阴阳》今本面貌。
三、《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的相对年代
上文对《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各自的文本层次及成书过程进行了大致的分析，对于这二种古脉书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还需要对二者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足臂》足厥阴脉后的多出部分与《阴阳》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的“所产病”部分内容较为接近。为便于讨论，现将后者摘录如下并加以编号：
对于《足臂》足厥阴脉后的多出部分与《阴阳》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的“所产病”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大体上认为，《阴阳》的内容a和内容b被整合成了《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部分的第3条，《阴阳》足厥阴脉“所产病”的内容d和内容e被抽出并一般化以后作为有关三阴脉疾病的记述被整合进了《足臂》多出部分的第4条。在山田氏看来，《阴阳》中本分属特定脉的内容被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段落而被收入《足臂》，这个过程反映了相关内容从《阴阳》到《足臂》的一般化趋势[13]。也就是说，山田氏认为《阴阳》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的“所产病”内容保持了原初的状态，《足臂》足厥阴脉多出部分是将分属《阴阳》各脉的有关内容整合而成的。虽然山田氏认为《足臂》与《阴阳》二者当有共同的原始型而平行发展，不能笼统地确定二者的先后，然而从以上分析来看，山田氏认为《足臂》足厥阴脉后的多出部分是在《阴阳》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所产病”基础上编辑整合而成的，这无疑暗示了山田氏对《足臂》与《阴阳》相对年代的看法。 山田氏认为《足臂》足厥阴脉多出部分是将原本分属各脉的有关内容整合而成的意见无疑是基本可信的，这与本文的分析也大体一致。然而山田氏并未对《足臂》足厥阴脉多出部分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同样也未对《足臂》的成书过程进行讨论。本文的有关分析已经指出，《足臂》足厥阴脉多出部分是对自身原本附属各脉的内容整合的结果，并非是对《阴阳》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所产病”内容进行改编而成。并且很可能恰恰相反，《阴阳》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所产病”内容是受了《足臂》足厥阴脉多出部分内容的影响。 首先，《阴阳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所生病”记述了“热中、癃、、偏疝”这四种病候，而其后的病候统计却为五病。这种情形当非出于无心之失，因为乙、丙二种《阴阳》文本皆如此[14]。若将《阴阳》足厥阴脉“所产病”与《足臂》相关内容对照，或可发现这种矛盾情形出现的原因：《阴阳》足厥阴脉“所产病”明为四病而统计为五病，并且此后的“五病有而心烦死”的内容与《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内容中的“有此五病者，又烦心，死”句又如此近似，两厢比较，这种情况很明显是因为《阴阳》足厥阴脉“所产病”内容受到了《足臂》的影响。再者，对于《阴阳》足厥阴脉“所产病”而言，其叙述格式是与全篇一致的，其后的内容e和内容f显然是附加的某种补充说明内容。《阴阳》足厥阴脉“所产病”统计上的矛盾，当反映了《阴阳》足厥阴脉病候与其后文句具有不同来源的情况，这与《阴阳》足厥阴脉病候与内容e和内容f在叙述形式上的差异情形是一致的。《阴阳》足厥阴脉病候当保留了原有的面貌，其病候统计受到了后来补入内容的影响。 其次，《阴阳》足太阴脉“所产病”中的内容b与《足臂》足厥阴脉多出部分的第3条内容非常近似。从上文对后者的分析可知，《足臂》足厥阴脉多出部分的第3条内容是将原本分属各脉的病候整合而来的，并非全为针对同一条脉的死症病候。然而在《阴阳》中，这些死症病候均被当做足太阴脉的死症病候，这说明《阴阳》的编者已经不清楚这些死症原本分属不同脉的情形。此外，在《阴阳》三条阴脉中，只有足太阴脉“是动病”中有“走心”、“腹胀”的症状，这无疑当是《阴阳》编者将内容b编入足太阴脉的主要原因吧。 再次，《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内容是将原分属各脉的内容抽出集中而来，这不仅是出于整齐文本的需要，更反映了对待经脉死候的一般化趋势。《阴阳》足厥阴脉病候记述的矛盾情形以及足太阴脉的死症病候无疑受到了这种经脉死候一般化趋势的影响。这在马王堆帛书《阴阳脉死候》中有所反映：《阴阳脉死候》起首有“凡三阴，地气也，死脉也。阴病而乱，则不过十日而死”句[15]，与《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内容类似，可见《阴阳脉死候》中的三阴死候已经脱离经脉内容而单独成篇了。对此，近年出土的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也提供了佐证。老官山医简中，有一种被整理者命名为《脉死候》的医书，目前公布了如下释文：
其中首句与《足臂》足厥阴脉后的内容相似。此句在帛书《足臂》中还附于足厥阴脉之后，而在老官山医简《脉死候》中，此句似已脱离任何具体的经脉而作为一般性的经脉死候单独成篇了。这与马王堆帛书《阴阳》脉死候的情形一致，无疑反映了对待经脉死候的一般化趋势。这些情形均与山田庆儿的有关分析恰恰相反。 以上讨论足以说明《足臂》足厥阴脉后的多出部分与《阴阳》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所产病”之间的关系。后者不仅并非如山田庆儿所言被整合进了前者，恰恰相反，《阴阳》足太阴脉与足厥阴脉的“所产病”内容很可能受到了《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部分的影响。对于整个《阴阳》的成书过程而言，这证明了《阴阳》最晚近的部分当在《足臂》今本之后。也仅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本《阴阳十一脉灸经》晚于今本《足臂十一脉灸经》。 若纵观《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整体内容及其成书过程，则首先对于《足臂》与《阴阳》的原始文本而言，从脉的名称上来看，《阴阳》足部各脉无足部标称，并且还有诸如肩脉、耳脉、齿脉这种以部位命名的脉，因此，在原始文本阶段，《阴阳》当较《足臂》处于更早的阶段。对于编入“所产病”内容后的《阴阳》主体文本而言，其病候已经区分“是动病”和“所产病”，《足臂》的原始文本甚至今本《足臂》病候描述均只有一类，尚无“是动病”与“所产病”的分别，因此，《阴阳》的主体文本当处于较为晚近的阶段。 至此，我们可以对《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的相对年代问题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从成书过程来看，在原始文本阶段，《阴阳》当早于《足臂》；而《阴阳》主体文本的生成，当晚于《足臂》的原始文本，甚至今本《足臂》；当然，今本《阴阳》也晚于今本《足臂》。相应地，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今本《阴阳》的脉名及各脉循行部分当早于今本《足臂》的相应内容；而今本《阴阳》的病候描述部分晚于今本《足臂》的相应部分内容，尤其是今本《阴阳》足太阴脉和足厥阴脉“所产病”内容要晚于今本《足臂》足厥阴脉后多出部分的内容。
四、余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的文本结构及其成书过程与其相对年代问题密切相关。有关问题的讨论若非建立在对古书成书及相应的古书文本结构的分析之上，则无疑会影响相关判断及最终结论。以整篇为单位对《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的相对年代问题进行笼统的判断，以及与这种做法相对应的不同意见各执一词的情形，无疑是不了解古书成书过程及相关理论的结果。 近年来，通过对大量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古书的形成基本都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对于本文的研究而言，即便如《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这种篇幅不大的古书，也往往并非成于一时一手，而是自有其成书过程。这种成书过程反映在文本内容上，便体现为文本结构上呈现出不同的层次，这些不同的文本层次反映了古书的成书过程，对应了不同的成书阶段。古书中的文本层次无疑为我们讨论古书的相对年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条件，然而这同时也要求我们，在研究古书的相对年代问题时，不能再笼统地以整篇为单位进行讨论，而应深入到古书文本内部，根据古书自身的文本层次，以更小的单位——逐段甚至逐句——为基础进行分析。
本文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感谢赵争博士赐稿！ *本文写作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12&ZD133）、上海085社会学学科内涵建设科研项目的资助。 [①]有关情况可参陈红梅《马王堆医书抄录年代研究概况》，《中医文献杂志》2009年第6期，页50-52；赵争《马王堆汉墓古脉书研究综述》，《中医文献杂志》2014年第4期，页62。 [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物出版社，1979年，页141；何宗禹《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有关的问题再探》，《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3期，页174-175；周一谋、萧佐桃《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技出版社，1988年，页4。 [③] 姚纯发《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3期，页171-174。 [④][日]山田庆儿《〈黃帝內经〉的成立》，《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山田庆儿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234—254。 [⑤] 主要论著可参韩健平《马王堆出土古脉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98-115；李建民《发现古脈——中国古典医学与术数身体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27-39；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341-350；赵京生《针灸经典理论阐释》，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8。 [⑥]山田庆儿著、廖育群、李建民译《中国古代医学的形成》，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页140-148。 [⑦]本文《足臂》及《阴阳》甲本及乙本释文均据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本文释文一律采取宽式。 [⑧]若据目前《足臂》的内容来看，足少阴脉病候中有“烦心”之症，多出部分中的“烦心，又腹胀，死”或为足少阴脉的补充。 [⑨]黄龙祥认为，《足臂》各脉循行与病候的对应情形也反映了不同的文本层次，详参氏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增修版）》，台湾知音出版社，2002年，页270-271及页287-288。若确如黄氏所论，则《足臂》还可能存在更多的文本层次。 [⑩] 廖育群《岐黃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25-26；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页343-346；赵京生《针灸经典理论阐释》页49-51。 [11]对此下文将有详细分析。 [12]此处足厥阴脉所产病内容甲本有残缺，丙本较全，故此处依丙本。 [13]《中国古代医学的形成》页140-148。 [14]此处《阴阳》甲本残缺，丙本较全。《阴阳》乙本“偏疝”之后有所残缺，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六册》页12，此处当补释为“五病”。 [15]《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五册》，页209。 [1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年第7期，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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