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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先生擅书法，又喜搜书帖，尤爱魏碑，他书法早年学王羲之、赵孟頫、石涛诸帖，深得精髓，融会贯通。李可染的书法总体上可分为两大风格，一为早期放达、清雅、疏淡，奇中寓正;一为晚期沉着、深厚、凝重，正中寓奇。具体来说，四十年代圆纵、五十年代细谨、六十年代方折、七十年代浑厚、八十年代雄劲。尤其在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他的书法渐趋成熟，达到高峰，显示出“外拙内巧”、“体庄茂而宕以逸气”的强烈自我风格。 外拙内巧 《墨宝堂》虽然没有明确的创作年代，但从笔墨技法以及钤印来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属于李可染先生晚期的作品。该作品为水墨纸本，纵34.5厘米，宽97.5厘米，其款为：“中国画廊，可染题。”作品右上方钤有白文印“孺子牛”，朱文圆印“李”、白文方印“可染”钤于款识左下方，这正是李可染晚年典型的钤印方式，其中“孺子牛”印更是多出现于其80年代的作品中。从笔墨技法上看，“墨宝堂”三个字虽均为上下结构，但实则变化多多，“墨”字上斜中正，中平下险，左撇的墨味腴润，右捺的墨韵干辣，均颇为适度而具有美感。“宝”字“貝”的右下开而不收，“堂”字的横折故意断开等，都十分微妙而别有意趣。这种笔法圆厚重实，既不显得沉重呆板，又丰厚之中见筋力。其结体意方而用圆，字势开张大气。其点画圆劲，用墨酣饱，时有飞白，行笔如锥划沙，具有动感，有篆隶之意。通篇给人以沉稳坚定、宽博大度、严肃雄健之感，是李氏晚年代表书法作品之一。 天道酬勤 “天道酬勤，此白石老人印语。”这又何尝不是李可染自身的写照。从“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到万里写生，“废画三千，”“白发学童”，最后得有大师是名，笔墨淋漓之能，何尝不是“天道酬勤”。 李可染虽以画闻名，山水、人物、动物皆精，书法艺术却不及绘画般为人熟识。《李可染书画全集·书法卷·序》中说：“书法既是李可染的余事，也是他的全部艺术活动的重要部分。说余事，因为书法只占用他从事绘画以外的较少时间，并且与绘画的数量比较占据次位。但是，从书画理法相同的意义来说，从笔法与结构的最抽象的原则来说，书法就不仅不是余事，而是可染艺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了。” 李可染书法，初学王右军，赵吴兴，深得其精髓，放达、清雅、疏淡，奇中寓正。虽单幅书法不多，但从早年的绘画题款中可见端倪。但正如“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所言，他并非一味的临仿，取其精，而抛弃了其流滑和柔媚。李可染先生曾说：“字体削瘦容易，丰厚难。就像人的肢体，要有骨力、有弹性、苍而润。瘦笔只见骨头，比较容易，若在丰厚之中见出筋力就好了。丰厚比瘦削好，传世多颜字是有道理的，颜字有庙堂之气。”由于 “文革”中作画甚少，常以习字为日课，临摹颜真卿《八关斋帖》、魏碑、汉隶诸帖，自创了一种采众家之长的一家之体——“酱当体”，该书法便是如此。 “天道酬勤”四字笔法颇见“颜筋柳骨”，起笔落笔颇有蚕头雁尾之势，以“力”字如刀斧般撇最为明显。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结体意方而用圆，字势开张大气。其点画圆劲，用墨酣饱，时有飞白、颤笔，行笔如锥划沙，既不显得沉重呆板，又丰厚之中见筋力。又因为师于白石老人，李可染颇得齐书的神韵，真中带隶，隶中又带篆，上迫李北海追求茂朴、苍古、雄浑的汉隶笔意，下追《天发神谶碑》、《石门铭》等碑，刚劲、犀利。如此各家之长融于以体便成了李可染“酱当体”的特色，笔法注重“力”，结构注重“势”、“稳”，以重为轻，以拙为巧;点画如雕凿、如熔铸，沉重厚实，富有立体感 (文/宋行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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