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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岳书社2017-01-18阅读原文 张荣庆： 这句话出自赵松雪《定武兰亭十三跋》中的一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变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子昂在这里点明了两层意思：一是用笔和结字都很重要，而用笔是第一位的；二是结字（按可视为书法面目），可以因时相传，因人而异，然而作为书法之最为核心的用笔，则是千古不易的。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赵所说的“用笔”，乃是指历来书家视为珍秘的“古法用笔”。 古法用笔亦如汉字书体（字体）一样，都曾有过一个发生、演变和成熟完备的过程。从书史看，东晋“二王”时代，五体具备，篆隶之外，楷、行、草之形制亦趋于稳定，此后再也没有新的书体出现。古法用笔经“二王”熔铸，遂亦达至空前完善，所以赵跋又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故古今以为师法。”古法用笔，产生发展并完善于人们写字尚无桌椅，即所谓的“席地而坐”的时代，唐人仍沿用“二王”古法，观《书谱》等唐人墨迹，可窥其仿佛。唐末五代至北宋以来，由于桌椅的普遍使用，人们写字的状况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浅薄之徒图便因袭，导致古法的流失，而有识之士，则仍千方百计追寻和保存古法，如此代代传承，大体保证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健康延续，这是很值得庆幸的。关于古之笔法是怎么回事，可参见《沙孟海论书文集·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和孙晓云《书法有法》。 徐本一： 赵孟頫提出“用笔千古不易”，是相对“结字因时相传”而说的。比起“结字”的变化，“用笔”有“不易”性“笔法”价值观念的确立与应用有恒定性。笔法是历史传统形成的共性，有“不易”的原则。笔法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个性的创变是共性发展的来源，因此，笔法的发生、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重要的是，对笔法价值的漠视、误读，就不会对书法有透彻的理解，积累数千年的艺术高度也将降低。一部书法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笔法的成长史。 笔法是一件作品创作全过程的实现，仅仅以点画的生成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点画之际的连续性。黑生成于白，白统摄于黑。点画的实态是技法的起点，点画的流动是技法的虚态延续。笔法涵括了功与性的内容，创作者一切的细节呈露在笔法中，笔法在广义上实现了笔意与笔势。 对笔法的重视仍然有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书法的现阶段对笔法深刻的关注，是深化创作的重要切入点，也是中国书法传承的关键处。正是这种看似形而下的层面才是不至于使形而上失落的所在。一位西方的经济学家说：“文明靠创造不同于暴力和劳作的刺激行为及从事和享受这些活动的技巧组成。最刺激的良性行为要求最高的技巧，不幸最渴望强刺激的人大多数不能和不愿学习这些技巧。”赵孟頫如果听到这段话，也会欣然大笑了。 陈振濂： 到了二王魏晋时代，只有古体与新体之分，庾翼的“家鸡野鹜”之讥，王献之的劝父“大人宜改体”，都证明二王书法是一种新兴的、尚不稳定也还未被当作权威认可的类型。既如此，它当然也还无“法”可谈。它还处于一种冲击权威、开拓创立新范式的过程之中，还不会有过早、过急“立法”的意愿。若不然，王義之不是作为一个创新家开拓新时代的形象，决不会有今天这样“书圣”的至高的地位。它与我们今天一厢情愿地封赠“二王笔法”之类，在心态上相去千里，不可以道里计。既如此，则古之笔法是否失传的命题，至少在“帖学”上说就不太有价值。因为当时二王并无固定的成法。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用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之，世无成法，每个时代的法都是对应于特定的时代，即使“失传”了也未必可惜。更进一步的认识，则是一代有一代之法，有追逐古法的时间，不如去创造新法。 孙晓云： 以右手“经典”执笔法有规律地来回转动毛笔，令笔画纵横自如的方法，即是“笔法”。运用这种“笔法”，即是“用笔”。李煜的“擫、压、钩、揭、抵、拒、导、送”，崔子玉的“永字八法”，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古代诸书家论用笔，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从各自的角度、体会出发，说法不同而已，围绕着转笔的技巧和方法的中心没有变。 胡传海： 书法作品技法是很重要的，所谓“用笔千古不易”，要说用笔孙过庭是一流的，他太懂了，那为什么还是不能和王羲之比？就是因为“派头小”，喜欢斗奇炫巧，这种档次和从容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书法到了最后还不是技巧的问题，是气质问题，人的质地好，品种优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王南溟和我说上海某一名家，在中学的时候就是每天要写一大叠纸直堆到齐腰高，但是直到现在为什么他的线条还是软软的？我说我也搞不明白。我想这大概是先天条件不好的，但后天很卖力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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