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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鸣与合声，涌动中沉雄音律 ——对当代甘肃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文本反思 王东有
甘肃书法，自古就是一片璀璨夺目的星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甘肃书法都是中国书法的拓荒者和先行者，甚至代表着中国书法艺术的顶峰。这一论断，绝不是坐井观天的固步自封，更不是妄自尊大的沽名钓誉，而是历史的沉淀与选择。历史地看，敦煌经卷、居延汉简、武威药简、甘谷秦简……我们坐拥着积淀沉雄的资源宝库。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甘肃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富集的宝藏之一，也甚至可以断言：甘肃书法史其实就是一部缩小了的中国书法史。随着时代变迁，中国书法的重心由西向东逐渐迁移，甘肃书法也随之逐渐势微。从历史脉络和发展现状出发，对甘肃书法现状和未来，进行研讨评析，树立发展中的自信与清醒，就显得尤为迫切。结合近年来的思考研究和对甘肃书法生态的切身考察，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甘肃书法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协调进步，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和自省。 书法创作是理论研究的母语，如果将二者割裂或者疏离，就如同剪断了腹中胎儿的脐带一般。笔者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书法理论研究者，对书法艺术缺乏最基本的创作体验，很少进行书法创作的实践性研究。书法理论研究的方法完全是主观的、臆测的、泛泛而谈的、浮于表面的。更有甚者，仅仅从个人的直觉感受出发，缺乏对书法艺术发展基本脉络的准确把握，不能秉持书法理论研究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不尊重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自然也就无法深入到技术层面的客观分析，使书法理论研究陷入了纸上谈兵、空洞无物的文字游戏。此外，从既成的理论成果来看，虽然相当一部分理论研究者，不仅从事书法创作研究，而且在理论研究上也卓有成效。但是，理论研究与其创作实践存在巨大的鸿沟，创作实践无法折射理论成果，理论研究无法反映创作的实践，创作与实践的关联性相去甚远。 毋庸置疑，任何中国的传统视觉艺术形式，最终都可以归结于线条造型的范畴。书法作为线条艺术中最核心的形式存在，其既依附于书法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文化内力和情感表达，也依赖于其他文化元素和艺术形式的滋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甘肃书坛，许多理论研究者的营养结构十分单一，就书法研究书法、就本体研究本体，不能从书法的文化属性入手去研究，视野狭窄、观念狭隘。虽然也不乏业界精英和思想新锐，但是大多呈现出游离性、自发性、闪光性的显著特征，在某一领域、某一深度、某一题材上着力笃深，在研究的取向上缺乏持久性、深入性和广泛性，造成理论研究成果的空泛化和形式化。思想观念的落后、知识结构的单一、文化涉猎面的狭窄，严重限制和掣肘着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向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发展的可能性。 甘肃是中国古代书法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尤其是在书体的演变鼎新上，有着其他省份无与伦比的天然禀赋。以简牍为例，甘肃出土的简牍占到全国简牍存世量的四分之三以上，敦煌木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玉门花海汉简、武威磨嘴子汉简、甘谷汉简不但保留了由篆向隶流变过程，而且还可以从中找到书体由隶向章草衍化的答案。但我们看到，甘肃书法盲目追风、妄自菲薄和功利趋势等问题已然不容忽视，尤其是对本土书法资源的研究、开发上还做的远远不够，更有甚者，将本土书法资源的研究与考古混为一谈。 以文艺批评替代理论研究，并在趋同和默许中成为业内的常态。从大环境上来讲，在当代书坛，不论是书法创作者还是书法理论的研究者，对隔靴搔痒、浅尝辄止、歌功颂德的作者和评论文章尚可接受，但是对思想超前、意识前卫、观点尖锐的作者和评论文章，就很难保持宽容、平静、选择的态度，也不同程度助推了书法理论研究的平庸化。翻开我国研究性的书法核心刊物、各类文艺版块的书法栏目、众多书法家的作品集，我们不难发现“以文字凑版面”和评论文字的形式化已然成为了一种风气。相比《娟娟发屋与以古为徒》、《书法有法》、《形势衍》、《线条论》等书法理论和专著而言，甘肃书法还缺乏在理论研究方面有见地、有深度、有系统性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令人感到忧虑的是，众多的书法家和评论家将浅层次的推介性评论文章与研究性的理论探讨混为一谈，粗浅、执拗、片面地将文字视为文章、将文章等同于评论、将评论与理论文章画上等号，造成了文艺理论研究的空泛化和世俗化。 当书法理论研究完全脱离了技术分析，而将创作体验和文化内涵上升到文本层面时，理论研究的建设性、科学性、正确性才得以确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需要对甘肃书法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投入更多的思考和关注。业界普遍存在重视书法的技术实践和创作研究，轻视对书法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甚至将书法理论研究作为书法创作附庸的问题。譬如：毕其穷生搞创作，而漠视或者轻视理论研究的有之；理论研究的范畴和涉及的领域，或宽泛无边、或狭隘逼仄，走向两个极端的有之；以偏概全，以纯技术研究消解文化价值，既缺乏理论支撑的实践性，也缺乏对创作实践指导性的有之；人为地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割裂开来，形成两条无法产生交点的平行线的也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毋庸置疑，如同语言、文字和语法的关系一样，总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进而再有语法一样。 以宏观的视野来看，甘肃书法似乎从来都不缺乏个体的精英，但是形成史诗般浑厚的整体和旋还尚未成气候。这并不是说甘肃书坛产生不了英雄，也不代表甘肃留不住英雄，而是让我们对百舸争流、英雄辈出的时代更加渴望。历史反复证明，创造一个世界，离不开英雄，也不能仅依靠英雄。只有肥沃的土地，才能滋养出根深叶茂的大树。因此，改善甘肃书法从理论研究到创作实践土壤结构，推动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书法人才队伍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正是因为在甘肃书坛，兼具深厚理论素养与独特创作体验的开拓式、旗帜性的领军人物的总体缺乏，削弱了甘肃书法在当代我国书坛的话语权和向心力。以文艺批评替代理论研究，并在趋同和默许中成为业内的常态，破坏了书法理论研究的生态环境，阻碍了甘肃书法理论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进步阶梯。 追赶与引领，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甘肃书法研究和创作者的现实与责任。没有疼痛，就不会有反思和觉醒。正如魏翰邦先生所言：我们有理由努力，有理由使甘肃的书法艺术走上一个可以让人感动的高度。不反思是我们最大的无知！甘肃书法决不能在自满与忍痛中匍匐，发展之需、步履之迫、道路之远，仍然需要我们在从地缘性文化的挖掘、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人才培养基础的夯实、创作群体的多元化发展、整体风格形象的确立入手，从焦虑和自卑中走出来，抛却争论、纠缠和困惑，换之以思考、包容、冷静和崛起，形成甘肃书法集体的奏鸣与合声，奏响沉雄厚重的音律！
2016年12月 于忘山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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