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语言文字 假如夏人确实与陕西、山西-河南一线的夏文化相关，这意味着当时的黄河中游地区的上层精英社会曾经通行印欧语，而下层普通百姓则操原始汉语。后人经常提到的所谓“雅言”，很可能就是印欧语，就是吐火罗语，就是“夏”语，这样有中国学者认为汉语和印欧语有深层关联[1]也就得到了解释。而接下来的商朝，则是一种更多融合了北方草原阿尔泰语的语言，尤其是东北红山文化一系的方言，因为最早的商族在东北草原孕育了很久。“雅言”因为有国际性、流行性，也是因为这是“三代”王室的母语，所以直到西周“雅言”依然流行。可能东周开始“雅言”随着印欧人在东亚的逐渐失势而失去魅力，反而东亚原始汉语与甲骨文结合开始占据主动，也与“雅言”逐渐彻底分离。 殷墟发现了大量来自新疆的玉石，可以肯定有一条商路与南疆一直畅通无阻。由于新疆地区受印度河文明的影响很重，所以，我在《汉字起源新解》中认为，商朝的甲骨文肯定受到过来自印度河文明区域早于甲骨文的文字的影响（第二影响来自地中海东北地区）。印度河流域是中东新月地带人类早期文明进入中国的隐蔽的“二传手”。商朝与南方印度洋的联系同样明显。 “亚伯拉罕”的祖先尽管来自欧洲，但却长期驻留伊朗山区，之后在西亚称王，然后进入埃及，然后再出埃及、进入西亚。这种高流动性与独特性，使后来的犹太人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色与文化特色。至于文字，他们可能一直使用迁徙地的成熟文字体系，一直到字母文字出现后才创造出了希伯来文，此时已经是公元前1000前左右，晚于或同期于中国的甲骨文。他们的远途国际贸易经历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有见识的一群人，转而铸就了罕见的“智商”和“财商”，自古至今对这个民族起着至观重要的作用。 （腓尼基文字） 有必要再次特别强调提出的是，严格地说，参建中国夏、商的根本不是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他们只是希伯来人或亚伯拉罕的后代。这意味着，夏商人的文字就不必与后来的希伯来文或犹太文字有关。有牵连，足矣。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何中国西北大量存在西亚“腓尼基文字”，因为当时的希伯来人就是采用的西亚文字，但他们却不采用他们仇敌阿卡德人的楔形文字，所以中国地区也很少楔形文字。但象形文字的思维，可以说依然是属于“埃及”的，另外，地中海东北角的文字也是象形的多。总体，甲骨文是一种混沌影响的结果，不是单一学习的结果。现在仅只从文字肯定什么还早，因为商朝很可能前后期所受影响不太一致，对应的赫梯帝国是逐渐崛起的，所以在中国的影响是个逐渐加强替代埃及帝国影响的过程。 （金文） 中国汉字长期保留下来的局面，说明了东亚这个地区自三代以来就开始茁壮成长，它的封闭性是天然的，它之后拒绝了一切改变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认为三代时期将近2000年还是个文明建设稳固期，那么后面自秦汉以来的2000年几乎是个平行发展期，亦可谓不发展期。有人问为何中国史前与今天似乎都很西化，但是中间这2000年就是不动呢？因为史前三代期间东亚基本空白没有阻力，之后的本土化就产生了阻力，但在今天飞机轮船尤其是互联网电话等打破了地理封闭等的天然阻隔，又被迫开放起来。所以起码近4000年是一个哑铃型的“开放——封闭——开放 ”结构。恰逢今日，很幸运! （也门犹太人） [1]参见周及徐著《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4年初稿 ----------------------------
补充一个题外话，以上两个都是中国大海的“海”字金文，一边是水，一边是母字。在西班牙法国一带，大海是La mer，同时它也是“母亲”的意思。而中国的“海”字与他们的构造是一致的。这都绝非是巧合。全球的母亲也是同声母m，父亲的声母不是f就是p或b, 许多砖家会告诉你那也是巧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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