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儒家和墨家一直是争锋相对的敌人。 因为二者的价值观,伦理行为观念如此不同。 在封建社会,以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是需要儒家的学说来巩固统治体系,不允许墨家这样的哲学思想存在的。 孔子是以有等级结构的家庭中的个人为核心,将个人的感情外推,合理化,来理解社会和世界的,认为“爱有差等”。 儒家经由荀子,将孔子的“礼”发展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的宗法组织原则,又包括“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的社会分工。 确定了封建国家的宗法等级制度后,又以官僚制代替了贵族世袭制。 给儒生们勾勒出一条等级森严的社会格局。 为了巩固这种思想,孔子又提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天是一种最高的客观意志,当一个人被天赋予了仁慈智慧时,即为天命。 “天生德于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所以,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上天注定的,“礼”所体现的等级也就是“天命”的意志了。 而针对儒家的天命赋予人的富贵等级的思想,墨家很不认同。 他反对儒家由亲及疏的,以自我为核心逐渐扩展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主张从整个社会出发来考察一个人。 墨家认为,人的社会地位不会尊卑贵贱,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再者, 孔子总是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墨家却一直在说“国家百姓之利”。 “功利”二字,本事一个中性词,然而,在儒家的教化下,中国人一说起“功利”,便带有鄙夷的情绪。 但基于人性,内心又极度渴望。 墨家的社会观,则堂而皇之的强调“功利”。 一切从“利”的原则出发,提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家认为,“兼爱,非攻”,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这样就不会再有害人之心。 人在社会中能够平等互助,反对战争,崇尚和平,才能最后达到天下大同。 所以在儒墨相争中,出现了一下情形: 儒家大骂墨家“兼爱”: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墨家也不示弱,矛头直指儒家要害:“亲亲”。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以别险为务,则民乱。” 意思是,人和人之间若是有亲疏之别,则必然有利益差等,人与人之间不免有矛盾,最终酿至天下大乱。 例如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历代官僚制度中,从皇室到乡绅,腐败如影随形,无不是败在了将亲疏有别的思想运用在了公事中。 但墨家这样的价值观念,在以儒学为国家思想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带着提倡平等,民主的色彩,简直是一股乱世邪说,是要动摇统治者的根基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墨家,在古代中国的哲学之树上,由于开放的太早,没有适合他生长开花的大环境,所以早早凋零了。 然而,在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的今天,人们对于民主与平等意识开始苏醒。 在城市化进程欲演欲烈的过程中,儒学赖以生存的家族宗法的观念开始日益稀薄。 所以儒学的影响力也逐渐式微,几千年来被压制的墨家思想,与现代人们的价值观需求遥相呼应,终于破土而出了。 墨子的社会观是“非攻,尚贤,尚同”,他认为人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要以他的贤能才干为标准,而不受血缘,富贵,远近关系影响。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 墨家支持取消王权,主张贤者在位。 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是以“兼相爱交相利”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的。 兼爱是出发点,交相利是目标。 然而意识形态总是会滞后于社会进程。 当人们逐渐脱离核心宗法家庭,涌入到城市中来实现个人价值的时候,内心残留着对故土的不舍和对宗法道德的隐隐背叛感,同时又向往着在平等开放的环境中,通过个人奋斗突破阶层束缚。 一方面残留着植入骨髓的“小人喻于利”的儒学道德伦理观念,一方面又希望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提升生活品质。 所以日日高喊“贫穷是罪恶”的口号来抵御社会以及人们心中残留的,不合时宜的旧观念。 商品经济下的逐渐萌生的民主,平等的理性思想,正是与千百年前的墨家一脉相承。 所以墨家思想,或许正是对于当下挣扎于社会巨变中,快要人格分裂的的人们,是一剂强劲的理论指导。 墨家告诉我们,突破儒学中,假惺惺的封建宗法礼教观念,追求个人奋斗和有偿为人提供服务才是真正的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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