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世卿公族与诗礼名家--春秋十家诗学评说刘毓庆 郭万金 关键词 世卿 赋诗 引诗 十家诗学 |
摘要: 春秋“赋诗引诗”，是中国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表面上公卿赋诗，千人一腔，实则各有特色。本文从春秋众多的赋诗、引《诗》者中，选出最为突出的十家，名之曰“春秋十家诗学”，并对十家各自的特点一一予以评说。十家诗学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个时代“诗无定指”的诗学观念，与寻找主观情志和客观存在之间意义联系的基本思维方式，他们对诗意不汲汲于义例训诂，而是以神遇而不以言求。这种解读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学研究方法的形成。 西周与春秋是一个世袭制盛行的时代。《周礼》载诸官职掌每言某氏，如师氏、保氏、冯相氏、保障氏、挈壶氏、射鸟氏之类，这些所谓的“氏”皆是因其世代从其业或为其官由最高统治者赐予氏号的。王朝或诸侯国的大贵族，则世袭地享受其政治地位，执掌政权。所谓“世卿制”，即指公卿大夫死后，嫡长子继承其爵位、官职、采邑的制度。据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所辑，西周有关世卿的铭文达四十三例。这一制度王国维曾怀疑过其在西周的存在，认为是行于春秋时的制度[1](P289-292)。现在看来，这种制度是古已有之而盛行于春秋。这种制度的实质就是百官卿大夫世代以一种方式为国君服事。天子或国君以赐氏的方式对其地位予以肯定，特别是以官为氏，可以明确地反映出受氏的职守、身份与地位。至于公族成员，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为卿大夫者，国君则易以王父之字为氏。我们这里所谓的世卿公族，则是指世袭为卿大夫的贵族之家。
春秋时卿大夫世代相继者甚是常见，如鲁三桓、郑七穆、宋六卿、晋之范氏、赵氏、韩氏等，不胜枚举。致使卿大夫权势日益强大，不可控制，最终取代公室。卿大夫的世袭，并不仅仅是爵禄的继承，更主要的是文化承传。卿大夫之家一般来说，都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有家学相传。在春秋会盟燕享频繁举行、诗礼风流盛于一时的情况下，“诗礼”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甚至生存手段。各国卿大夫之家，必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子弟的主要内容，以求才德兼备，在国际交往中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国内则以保其家族长盛不衰。《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其所言或为古制。《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让士亹作自己儿子的老师，士亹请教申时叔，申时叔回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崇善而抑恶焉，以戒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2](P485)这反映了当时贵族教育子弟的情况。《秦本纪》记秦穆公之言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也说明为政者必修《诗》、《书》、《礼》、《乐》。而作为世袭之家，父子之间亦必有外交经验、“诗礼”体会相为传授，故而在世卿公族之中，便涌现出了一批“诗礼”名家。最著者有鲁季文子、季武子父子，叔孙豹、叔孙婼父子，晋之赵武、叔向，郑之子产，齐之晏子，卫之北宫文子、吴之公子季札等。此十人可谓“春秋诗学十家”。尽管用今之“诗学”眼光看，其未必够格，然在当时他们确实都是赋诗、引《诗》、解《诗》的高手，《诗》在他们手里不是教条，也不是死的典籍，而是活生生的具有灵性的存在。
一、鲁国季文子、季武子父子
春秋时代，“诗礼”最盛的国家是鲁国。故韩宣子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在左氏一书中，记载了鲁国的一批诗礼高手，而出色的就是季文子父子与叔孙豹父子。季文子又称季孙行父，是鲁桓公的曾孙。他从宣公九年执政到襄公五年结束，历相三君，共达三十三年之久，时人称其为鲁“社稷之臣”。他精通周礼，熟谙《诗》、《书》。从文公六年起，就代表鲁国多次出使列国，参与会盟，折冲樽俎。《左传》中记载他赋诗、引《诗》达九次之多。他对《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研究诗的外延意义与可比附性，以求赋诗言志，妙达其意。如《左成九年传》: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韩奕》第五章说:“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吁吁，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鲁文公将女儿嫁给了宋共公，季文子代表鲁国去看望，回来向鲁君和夫人汇报。他没有作过多的解释，但这一章诗已将鲁文公的英明(以蹶父比鲁侯)、女婿的贤俊(以韩侯比宋共公)、女儿的嫁得其所(韩土富庶喻宋国)以及对他这桩亲事的赞美之情全盘托了出来。用此诗达此情，实在贴切不过。如果没有对诗的深研细讨，很难如此得心应手，以致使鲁侯夫人感激不已。
其二，以诗明事，推求事物的发展结果。如文公十五年，齐侯侵鲁伐曹，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已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已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两引《诗》中“天”字，无非是要把“礼”与“天”绾结起来，强调其神圣性，以明其违天之道，将不免于难。鲁成公四年，晋侯不以礼相待鲁侯，季文子于是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成公七年，吴国讨伐郯国，又与郯议和。季文子于是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成公八年，晋侯让韩穿出使鲁国，要鲁国把汶阳之田给齐国，而汶阳之田是晋人刚让齐人归还给鲁的。于是季文子宴韩穿，私下给韩穿说:“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诗曰:‘犹之未远，是用大简。’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可以看出，季文子所关注的并不是诗的达意功能，而是诗中所蕴含的“理”与事物发展中所存在的“理”之间的联系，并由理中推导其发展的结局。在他手里，诗完全由言情之物转而为说理之物，变成了一部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先验性著作。
与季文子略同，季武子的诗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赋诗应对上。季武子是季文子之子，名宿，他是叔孙豹之后的鲁国执政大臣，从鲁襄公十二年开始直到鲁昭公七年，执掌朝政长达二十七年之久。但他不像乃父那样忠于公室，而是野心勃勃、人品不好，没有骨气。他在外交上的赋诗应对，即表现了他的谄媚与圆滑，他最擅长从对方的赋诗中揣摩其意，迅速地给予应对。如襄公八年，晋国派范宣子来鲁国，告给将要对郑出兵的事。在宴席上，范宣子赋《摽有梅》，这本是一篇姑娘要小伙子趁着大好时光来赴会求爱的诗，季武子马上意识到范宣子之意，是要鲁国及时共讨郑国。于是随口而答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子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意思是:晋君就像花果，鲁君就像花果的香味，这香味是随花果的。你们有吩咐，我们怎么敢不从命呢?显然季武子既是对范宣子赋诗的回答，也是在讨好晋国。随后季武子又为范宣子赋了《角弓》与《彤弓》。《角弓》取义“兄弟婚姻，无相远矣”，《彤弓》是望其再建功业，重获王赐，谄媚之意，全藏在赋、答之中。再看《左传》襄公十九年、昭公二年的一些记载，范宣子赋《黍苗》，季武子立刻意识到了韩宣子的傲然之情，于是随声附和，以雨露比晋国，以期待甘霖之禾苗比诸侯各国，讨好之意跃然纸上。随后又赋《绵》之卒章，以文王比晋侯，以韩宣子比四辅之臣。韩宣子赋《角弓》，取“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之义，季武子下拜，所表达的乃是对晋国不弃的感激之情。又赋《节》之卒章，取“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之意，以表示对晋的希望。因韩宣子夸树之美，季武子便要特殊护理此树，并赋《甘棠》诗，以韩子比召公，伸其爱人而及树之意。其献媚大国、讨好权臣之情，全从赋诗应对中表现了出来。
二、鲁国叔孙豹、叔孙婼父子
与季武子相比，叔孙豹则是一位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方正君子。叔孙豹又称叔孙穆子、穆叔、穆子，也是鲁国的一位重臣，主要生活于鲁成公十六年至鲁昭公四年之间。在此期间，他多次代表鲁国出使列国，以善于辞令、深通诗礼名于一时。《左传》中记载他赋诗、引《诗》、解《诗》达九次之多，其中赋(诵)诗七次，是赋诗最多的一人。他的诗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诗乐的典礼性把握与对礼的原则性坚持。如《左襄四年传》“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一事，在宴会上，他对晋国演奏《肆夏》之三、《文王》之三所表现出的冷漠，以及其作出的解释，表现出了他对典礼仪式用诗了如指掌，对于不合于礼的僭越之行绝对反对。而其对于《鹿鸣》三篇的理解，对于咨、询、度、诹、谋的解读，便成了两千多年来最权威性的解释。《襄二十八年传》记穆叔言曰:“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寘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这是关于《采苹》篇的最早解释。这些似乎是对诗意的根本性理解，与断章取义者大不相侔。这可说是穆叔说诗与春秋《诗》家最不相同之处。
再是与春秋大多外交使臣一样，穆叔亦研究诗的外延意义与可比附性，以求赋诗言志，在不动声色中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最为得心应手。如襄公十四年，诸侯国随从晋人伐秦，到了泾水岸边停了下来。穆叔当着叔向赋了《匏有苦叶》，义取“深则厉，浅则揭”，以示其必济，而无他心。叔向听后，立刻准备船只。襄公十六年，齐国一再侵犯鲁国，穆叔入晋求援，晋人推诿，不想出兵。穆叔见晋国大臣荀偃，赋《圻父》(诗曰:“圻父!予王之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荀偃马上感到内疚，说:“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軅》之卒章(诗曰:“鸿軅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宣子也马上作出反应，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襄公十九年，齐晋议和，鲁有点担心，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诗言:“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意欲引大国以自救)，叔向立即说:“肸敢不承命!”他这种用赋诗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本领，春秋时代鲜有出其右者。
穆叔的儿子叔孙婼，《左传》中又称他叔孙昭子、昭子，为人颇有乃父之风。从昭公七年到昭公二十五年，执政达十九年之久。其诗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引《诗》上。以诗证事是他的拿手好戏。如昭公九年，鲁修筑朗囿，委平子欲速其成。叔孙昭子引《灵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诗，以说明文王修筑灵台，并没有急于求成，但民众如子趋父事，不召而来。何必求其速成。昭公十年，昭子自晋返鲁，诸大夫来看望，齐大夫子尾之子高强当时困居于鲁，昭子即引《小雅·正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诗，以言祸乱正在自身，以喻高强积恶，祸由自取。昭公十六年，齐攻伐远方小国，小国无以相抗，纷纷与之订盟。叔孙昭子感叹晋国霸业既灭，使小国陷于困苦之中。于是引《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昭公二十一年，蔡国为蔡平公举行丧礼，太子坐错了座次，坐到了下位。昭子于是以为蔡国必亡。引《诗》曰:“‘不解(懈)于位，民之攸暨(息)。’今蔡侯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可以看出，叔孙婼研究的主要是诗的断章之义，主在借重诗语，以伸己见。
三、晋国赵武、叔向
除鲁国外，诗礼之盛数晋国。晋国君臣似乎皆能赋诗、引诗，而诗才最杰出者当数赵武与叔向。赵武即赵文子，又称赵孟，是晋卿赵朔之孙、赵盾之子。他是晋国的一代贤臣，从襄公二十五年到昭公元年，执政八年，礼合诸侯，声誉颇佳。在郑国垂陇之会上，他凭着对《诗》礼的深透把握与理解，与郑国七子诗酒相逢，应对自如，那是他诗才最好的一次展示。他的诗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他对诗篇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应用中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的研究与把握，以及对“诗以言志”功能的熟练操握。他能根据对方的赋诗内容，迅速把握对方的思想情感以及意图，并立时作出反应。如垂陇之会中，伯有赋《鹑之贲贲》，意在怨其君上。赵孟马上意识到君臣之间的矛盾，但作为一名“国际友人”，夹于两人之间，显然处境尴尬。于是他以“非得所闻”一言巧妙地回避，于礼无失。子西赋《黍苗》之四章，义以召伯比赵孟，美其有功于诸侯。赵孟则以“寡君在，武何能焉”一语，推善其君，表现出了为臣之道。子展赋《草虫》，义取“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之，亦既觏之，我心则降。”以“君子”许赵孟。赵孟则从“降心思贤”的一面作解，反誉子展以民为念，为民之主。斗转星移，不失分寸。于揖让周旋之间，不卑不亢，谦恭有礼，体现出了大国卿相的风度。昭公元年，楚令尹王子围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马上意识到王子围有篡位野心。立时赋《小宛》之二章，以“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告诫王子围不可利令智昏，要敬慎其威仪，否则天不护佑。既有的放矢，也不失仁者正气。
再看《左昭元年传》记郑伯宴请晋、鲁、曹各国使臣的一场大会。这场盛会的中心人物自然是赵孟，因为他是大国之卿，各国都仰仗他保护，所以自然要讨好他，恭维他。而赵孟谦恭克让，彬彬有礼，绝无大国的霸气与蛮横。他首先事前赋《瓠叶》，以暗示招待自己不必过于隆重，尽兴而已。在宴会上，穆叔赋《鹊巢》，实是在感谢赵孟保护之恩。因前此楚要杀他，赖赵孟力保才得幸免，故他以赵孟比鹊，以鸠自比，言己因赵孟而得安居。赵孟立时作出反应，表示不敢当，显示出贤者的谦恭与大度。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意思是要晋国安抚郑国，不要让楚国这只杂毛狗介入。赵孟立时以《常棣》作答，言兄弟之国，相得以安。表示了对小国的尊重。在诗酒周旋之中，雍容尔雅，光彩照人，颇具诗礼大家风范。
晋国以诗礼名者还有叔向。叔向名肸，属羊舌氏，故又称羊舌肸，是晋武公子伯侨之后。叔向的父亲是羊舌职，为晋大夫，深通《诗》《书》，善为言辞。叔向深得其父之传，故《左传》中频频出现叔向解《诗》、引《诗》的记载，总计达十四次之多。其最擅长从对方赋诗中把握对方意图，知人论事。如襄公十四年，诸侯国从晋伐秦，师至于泾。叔孙穆子赋《匏有苦叶》，他们知道鲁有必渡之志，遂“退而具舟”。襄公十九年大隧之盟，穆叔赋《载驰》之四章，他立时以“肸敢不承命”作应，表示同情。襄公二十六年，晋国扣留了卫侯，齐、郑二君为给卫侯求情来到晋国，在晋侯招待他们的宴会上，国景子代表齐侯赋《蓼萧》，子展代表郑伯赋《缁衣》。叔向马上意识到:齐国意在颂美晋侯泽及诸侯，郑国意在表示郑、卫各国皆对晋国忠心不二，他们都是在为卫侯开脱。但卫杀晋戍三百人，此恨难消。故立时反客为主，要晋侯下拜二君，反以谢齐之恩泽与郑之忠心，将卫侯之事撇在一边。又从子展赋诗中，知其“俭而壹”，是郑七穆子孙中最后衰的一支。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他从伯有的赋诗中，知其必遭不测。楚?罢卒享，赋《既醉》，他遂认定其必将知楚政。此种机敏与远见，赖于其对《诗》礼内容的熟谙以及“诗言志”功能的全面把握。
同时，叔向还是春秋时代少见的诠解经文的学者。《国语·周语下》记叔向解《昊天有成命》诗曰: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寛，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龢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寛，终于固龢，故曰成。
又释《大雅·既醉》篇之文曰:
《诗》曰:“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壶也者，广裕民人之谓也。万年也者，令闻不忘之谓也。祚胤也者，子孙蕃育之谓也。
虽然叔向的诠解，目的仍在实用，然而这毕竟是把《诗》作为知识来对待的，因而在春秋各家诗学中，显得最具有学究气。
四、郑国子产、齐国晏子、卫国北宫文子
襄、昭之世，以诗礼活跃于一时的还有郑之子产、齐之晏婴、卫之北宫佗等。子产即公孙侨，是郑穆公的孙子，在郑国为政达二十二年之久，为春秋著名的贤才。在外交活动中，他曾多次参与赋诗应对。晏婴字平仲，是齐国历史上少有的贤才。北宫佗字文子，卫国公族，他没有子产、晏婴那么高的知名度，在《左传》中出现也只有几次，但却给人印象颇深。子产诗学重在应答酬对。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赋《隰桑》以表示见赵武之乐;昭公十六年饯韩宣子，赋《羔裘》诗以誉宣子为“邦之司直”;闻宣子赋《我将》，而知其有靖乱之志;闻楚子赋《吉日》，而知其有游猎之心。他凭着对诗礼的熟谙在国际舞台上大展风采。齐之晏婴与之不同，他没有赋过诗，他的诗学成就不是表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表现在与景公交谈中。但他最善“引诗言理”，以规君上。如昭公二十年，引《商颂》“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以论和而不同，谏景公之近小人。昭公二十六年，引《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以阐明天道，谏景公禳灾之举。引《车 》“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以论施恩于民民则乐，谏景公厚敛于民。每引《诗》陈说，必见奇效。北宫佗则最善“引诗言礼”，如《左襄三十一年传》记其言郑之有礼曰:“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犹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堪称妙语。又载:
卫侯(襄公)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在一段话中五次引《诗》，其要说明的无非是关于礼中的威仪问题。在这里，《诗》完全是为解释礼而存在的了。故劳孝舆评之曰:“威仪不特解诗透辟，可作一部古《礼经》。”[3](P19)此三人虽不及晋、鲁诸家引、赋诗之频繁，但各具特色，亦能争鸣于一时。
五、吴国季札
就《左传》所记而言，春秋二百多年间，最大的诗学家无疑是吴公子季札。季札几乎是一位完美无瑕的人物，他让国逊位，料事如神，无论品格、学问、见识，都堪称一流。他的诗学最大特点是“以诗观政”。《左襄二十九年传》记载了他对《诗经》全面的评说: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巳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熈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里所评说的虽然是诗乐，但自然也包括诗在内。这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段与评诗有关的文字，也是一段最能抓住文艺本质性问题而进行评说的文字。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与人剥离开的诗歌实体，而是诗歌中所寓存的人类活生生的精神世界。他不是用逻辑去推导、用理性去分析藏在诗中的意义，而是用心灵感受诗歌中的时代脉动。故劳孝舆《春秋诗话》曰:“惟公子以至聪之耳，至明之目，而运以古人之心，得之于神，遇之于幽，不觉其津津道之，皆有发见古人之真面目，真性情也。今之说诗者，苟如此评以求之，不为耳里，不为目碍，并不以心为师，或可介公子以见古人也。”[4](P52)
总之，春秋后半期是诗歌赋引盛行的时代。赋诗、引诗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前者近于象征，后者近于说理。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共同推进了春秋诗学的发展。春秋十家诗学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个时代诗学的特点，无论赋诗言志，还是以诗证事、以诗断事、以诗明理、以诗言礼、闻诗知人、闻诗见政，皆在赋诗引诗解诗中得以完成。赋诗、引诗以及闻诗之后谈感受，成了这个时代诗学成果的基本体现模式。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十家诗学没有一家是系统论述，也没有一家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对诗的应用与理解，既体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诗学风貌，也对后世诗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撮言之有四:
第一，“诗无定指”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诗学观念。因而他们对诗的认识，不是固着在诗的原初意义上(本来他们是有可能知道诗的本意的)，而是将诗认作了“活物”，注目于其作为精神产品的灵动性的一面，即无限可阐释性、延伸性的一面。兴观群怨，无一不可，断章取义，片语灵光，使诗的价值、意义普遍体现在了时代的语言交往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会对《诗经》熟悉到如此地步，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会对诗义作出如此灵脱的理解，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会对诗的理解如此没有争议。
第二，春秋诗学家看起来虽像是各行其是，其实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即寻找主观情志与客观存在之间的意义联系，对诗意不汲汲于义例训诂，而是以神遇而不以言求。这种解读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学研究方法的形成。
第三，春秋对《诗经》作出的解释，往往成了后世经学家解经的依据。如穆叔解《四牡》、《皇皇者华》诸诗，即为《毛诗》全盘接受。宁武子解《湛露》、《彤弓》诗，为《诗序》所继承。《左传》“郑六卿饯宣子”，即为明清以降反朱熹“淫诗说”者援为依据。《毛传》释《昊天有成命》、《大雅·既醉》，皆依叔向之说。吴季札评《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诗序》则以“二南”为“正道之始，王化之基。”以《江有汜》为“勤而无怨，嫡能悔过”。季札以《卫风》言武公之德，《诗序》便以《淇澳》为“美武公之德”。凡《左传》中对诗作出的诠解或理解，几乎无一遗漏地为解经者所继承。
第四，春秋引《诗》论事、以《诗》断事的用诗方式，亦被先秦及秦汉诸子所继承，成为最基本的引经形式，也形成了《诗经》学上的一个别派。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 国语集解: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二·丛书集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4] 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五·丛书集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原载: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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