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建王朝到底亡了，皇帝也一个一个的死了，只有山水和乡野还在有滋有味地活着。 <1> 只因有了一个孔子，二十多个世纪里，弹丸之地的曲阜，竟能持续地成为偌大中国的精神的“圣地”。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有十一个皇帝“驾临”曲阜祭孔，其中光是清朝乾隆皇帝就九次到曲阜“朝圣”祭孔，并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至于皇帝委派官员来曲阜致祭，更是频繁平常，达一百九十六次之多。 曲阜，在古代中国可说是一个热得发烫的地方。 在曲阜城北二十五公里处，却有一座峻然清冷的山，古曰云山。有两峰相对如门，如迎如拒，又名石门山。山上古树苍藤，泉凛涧幽，山下泗河逶迤，静婉从容。 炙手可热的曲阜，竟也有一块自然静朴、寂清冷凝的天地。 热与冷，闹与静，尘与清，就这样对峙着，一千年又一千年地对峙着。 终于，在这对峙里，走出一个人来，他叫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曲阜湖上村人，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 <2> 按说，作为孔子的正宗后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不知怎么的，这个正宗的儒生却也喜欢山水，而且有时还喜欢得有点痴迷。与炙手可热的曲阜对峙着的石门山，就是他最为痴迷的去处。 我曾想，在他应童子试入学成为诸生、大张旗鼓地读经的青少年时代，肯定游过石门山，并从中触到了学问中没有的生命的娱悦，一种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被大自然根植于人性中的娱悦。 当孔尚任于三十一岁上偕族弟尚倬、尚恪遍览石门山之时，这种心灵的娱悦真是溢于言表了。他惊讶“奇幻无伦”的石门山离鲁城不到五十里路，为什么鲁人竟然世世代代没有问津的呢?他却一下子便理解了石门山，理解了它比密树浓云还要苍茫的气、比红叶清泉还要洁静的骨、比枯木危石还要冷冽的神、比艳花异鸟还要美妙的胎。难怪孔尚任要买山，要记山，要在这山上结庐住隐，还要“把酒沥地与二子盟，他日负此山者有如此酒”。(孔尚任《游石门山记》) 这一年，他果真入山读书。再一年，他还在山中读书，而且一读就是四年。 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滋补灵性，娱悦的生命怎能不鼓涨起创造的活力，怎能不张开自由的翅膀?丢掉“斯文”的架子与禁忌，也抹去白天黑夜的界线，风云当酒，峦涧做肴，和族弟恣肆地谈，放声地笑，纵意地疯疯癫癫、大惊小怪、咋咋呼呼。酷暑的深夜，和亲家颜光敏点着蜡烛，赤着身子，于臧获仆役之处采集曲阜民间谚语。空明静澹的石门山，更是驰思骋想的佳地，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便在孔尚任的心里酝酿成南明的兴亡风雨和人生命运的喟叹，那把溅血的桃花扇一定也幻作蝴蝶在他思绪中日夜翩飞了。 但是毕竟山的近旁就是热得发烫的曲阜城，就是可以接近皇帝的名利场。对于中国的儒生士子们，它或许比清冷的石门山有着更加摄魂的魅力。 <3> 出身贫贱的孔子，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子孙们会一代代成为世受皇恩的贵族。一生不得展志、巴巴结结奔波了十四年却没有一位国君相中见用他的孔子，更不会想到比当年的国君大十倍数十倍的皇帝老子会在自己的灵前三跪九叩，还让孔门的子子孙孙做官当老爷。尽管这姓那姓的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孔子的尊崇地位和其子孙当官的档次，却毫不动摇，并且越来越高。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开始，孔子由“褒成宣尼公”到“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直至“大成至圣先师”，其子孙也由“奉祀君”、“绍兴侯”进到世袭罔替的“衍圣公”。衍圣公这一官爵从宋仁宗开始，直传到一九三五年，达三十二代八百多年，品秩也由从八品上升到列文班之首的正一品大员。这真是今古中外独一无二的奇观。 其实谁也精不过以武得天下的万岁爷，尊着孔子不仅证明着自己的正统，还可将血腥标成仁慈，刘邦、朱元璋两个由农民出身的皇帝和元、清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王朝特别的尊孔，于滑稽中不是也有着很耐人寻味的深意的吗?当年蒙古、金、南宋并立的时候，就曾各立了一衍圣公，使得衍圣公袭封史上出现了三个衍圣公并立的景观。 投桃报李，孔门对皇上的忠诚回报是更加丰厚的。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刚刚定鼎北京，由明朝崇祯皇帝封的衍圣公孔胤植即上《初进表文》：“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存”，“臣等阙里竖儒……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跄恐后”。清廷“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的全国剃发令刚刚下达，衍圣公立即“恭设香案，宣读圣谕”，命府属内外所有员役“俱各剃头讫”。袁世凯的复辟称帝，当然也有衍圣公孔令贻积极劝进的一份功劳，并于袁称帝的当日上疏祝贺表忠，“不胜欢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皇帝每次视察太学，总会召衍圣公到京陪祀;皇帝驾临曲阜祭孔或派官员致祭，衍圣公是当然的总主持;而每年常规的祭祀孔子，则更是衍圣公报效皇上的主要职责。一年五十多次的祭孔隆重繁琐，从祭人员多达近千人，却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祭孔，是祭给天下人看的，它的形式就是它的内容。 常陪友人游览曲阜，每次驻足孔府大门前，看着门旁明柱上“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弟，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的长联，我总要想起鲁迅先生《一点比喻》中的那只脖子上挂着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领着一群温良恭俭让的绵羊，“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这个前程，当然是屠宰场，但因为山羊是绵羊的领导，稀少，比绵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畜牧家是并不杀掉它的。 是老祖宗入世情结的遗传，还是千百年来的科举功名已成为中国读书人的生命的主旋律，拟或是这种安富尊荣的热闹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石门山的孔尚任出山了。 <4> 一六七八年，南明的抵抗残余已被扫平，三藩之乱也因平凉提督王辅臣、靖南王耿精忠的降清而由盛转衰，已经掌权十七年的康熙感到应当正儿八经的治理天下了，便于这年的正月诏举博学鸿词：“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科道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已经三十一岁的孔尚任真有点按捺不住了。他眼看着亲家颜光敏成了进士，眼看着族兄孔尚 考取了举人，眼看着衍圣公孔毓圻受到了当朝空前的眷顾。那是怎样的“龙恩”啊──先是昭圣太后的召见，赐茶赐食，又令内臣送出宫门，并让侍从官员好生辅佐;接着是朝见皇上，退朝时康熙又特命孔毓圻从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御道上行走，这简直是以宾客待呀!他无法看到衍圣公心中的惶恐，孔毓圻是再三辞谢一再踟蹰后，才在皇上的敦促下战战兢兢从御道上一小步一小步挪出宫的。他更加无法看到康熙眼睛的深处所藏的轻蔑与讪笑。他只让一股冲动的热流，撞击着原是平静的心怀。他从自己山中的草庐中走出，朝高处攀去，一直攀到石门山的最高处。站在峰顶的孔尚任，沐着八面来风，遥望北京，一只雄鹰在眼前盘旋了几匝，突然乘风直升九霄。 山水在他心灵之弦上弹奏的娱悦渐趋微弱。 这年秋天，孔尚任赶赴济南参加乡试。未中的冷水并没有浇灭他对于功名的热衷。三年后，三十四岁的孔尚任不甘做仕途无望又受人耻笑的白丁，竟然卖尽靠近城边的良田，买了一个国子监生的“功名”。国子监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在此学习三年就有了“吏部议叙”当官的资格。可是孔尚任因为是用钱捐纳的“例监生”，按清朝典制规定，例监生未经保举不准升转正途。也许，孔尚任心怀着有朝一日被人保举而成为国家栋梁的期待?满腔热望却怀才不遇的孔尚任，内心肯定是在痛苦着，在他给亲家颜光敏的信中这样剖析着自己：“弟近况支离可笑，尽典负廓田，纳一国子监生，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 孔子的后裔，处在满清王朝定鼎不久大用人才之际，又适逢雄才大略的康熙，尚且如此难有出头之日，可想而知，贫民出身的士子熬个出头之日，那又该多么的艰难了。悲矣哉中国的读书人! 就在孔尚任渐趋微弱的山水所带来的娱悦又要抬头并渗进了几许惆怅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契机正迎头走来。 <5> 一六八四年的秋冬之交，被衍圣公孔毓圻请出石门山已经整整两年的孔尚任，办完了衍圣公夫人张氏的丧事，修成了《孔子世家谱》及《阙里志》，也训练好了祭孔的礼乐舞生、监造成了礼乐祭器，就要归山了。 谁知命运的指头只轻轻拨了一下，孔尚任就要和石门山离别十八年。南巡的康熙要到曲阜祭孔，才子孔尚任和其族兄孔尚 被衍圣公推举为御前讲经人。亲瞻龙颜，已是封建社会士子们一生难求的梦境，而今却要当面给皇上讲经，孔尚任简直被这突至的荣耀与机遇激动得心潮澎湃了。 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刚到山东的费县，孔尚任就紧张地奔走于孔庙张罗安排，直至夜深才回舍就寝。刚刚躺下，就被门人急促的敲门声惊起，一僮拽着他紧跑到衍圣公灯火荧煌的东书堂阶下匍伏听旨，并立即遵旨撰写应讲《大学》首节和《易经系辞》首节的经义。才高学富的尚任手不停笔的写完经义，蜡烛仅燃了一截。等皇上的侍读学士朱玛泰读罢经义，拍着尚任的肩膀感叹“名下固无虚士”的时候，已是四更时分。 十七日下午四时许，孔尚任随诸生班跪迎康熙至曲阜。薄暮时分，孔尚任跪在曲阜城南皇帝行宫幔外请安，并按皇帝的吩咐，跪着将康熙指甲掐出的“数字未妥”处一一改讫。直陪着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在丰誊抄讲义至漏滴三更，再赶回孔庙诗礼堂作第二天讲经的最后演习。明亮的烛光，正照着诗礼堂中的画屏，画屏上画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画真吉兆!孔尚任眼睛倏地一亮，忍不住内心的冲动，轻轻地扯扯身旁族兄孔尚任的袖子，悄悄地说：“我两人将登朝矣。” 兴奋的孔尚任，不觉间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此时，晨曦先已降临石门山孤独的峰巅。 <6> 十八日，是让孔尚任感铭终生的一天。 上午八时左右，康熙帝煞有介事，在孔庙大成殿前三跪九叩，对孔子行三献礼后，便换上鹰白色便袍，外套石青色褂，由奎文阁入承圣门，步升诗礼堂御座。待衍圣公率领五世子孙向皇上三跪九叩首罢，随着鸿胪鸣赞一声威严而宏亮的“讲书”唱赞，孔尚任、孔尚 由两阶入，跪拜，恭立讲案西侧。孔尚任先至讲案前，面朝北而立，翻开讲卷，用二银尺镇定。咫尺之前，就是御案，康熙和孔尚任相向面南，容肃立端，御案上书亦展开，是用二金尺镇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诗礼堂内，只有孔尚任自信、谨顺、温润而又朗亮的讲书声，声透屋瓦，余韵绕梁。近在咫尺的皇帝在听，“天颜悦霄”;排立于左翼的大学士、各部尚书、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以及巡抚等二十二位阁僚大臣在听，多少人心萌妒羡;列立在右侧的衍圣公及孔孟颜曾等有功名者三十五人也在听，感动而自豪。 心怀广宇的康熙，对这位只是用卖地钱捐了个监生的孔子后裔，有点刮目相看了。那种以一代代衍圣公为主延续下来的忠诚与训服，那种服服贴贴训服工具的品性，皇上从这位士子身上感到了，一种互为所用、唇齿相依的一家人的亲近感，甚至使他真的有点喜欢上了这个可怜巴巴的“例监生”。但是透过这个例监生卑躬屈节的谦恭，他似乎也嗅到了一种自信，一种恃才的不羁。多少大臣在朕面前还要颤栗有加，他一个小小的太学的自费生，当着文武百官，和朕面对面讲学竟能如此流利，腰不稍曲。他开始留心起这个藐小的书生来。 康熙抚摸着大成殿精美的盘螭石柱，问起已是“导游”的孔尚任的年龄来。阅罢洪武、成化碑，再观宋、金、元的修庙碑的时候，康熙又问这个超级“导游”：三十七岁了，有几个孩子?问罢，还“霄颜垂注”。下午，在孔林思堂内观览西壁碑上的刻诗时，康熙又问：“尔年果三十七岁，有作诗否?”上午还声透屋瓦的士子，到底不能自持，感动得扑通跪倒在皇上的脚下。孔尚任，到底也不能跳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老路，这一跪，奴才与主人，活脱脱重演了两千年来的人生悲剧。那个高高在上的康熙，望着脚下的圣人之后，那心头痒痒的舒坦，一定是哗哗作响了吧?此时此刻，曾给他以生命的亮色与娱悦石门山，曾经给他遮风挡雨尊他敬他的石门山，早已无踪无影了吧?看看吧，相隔四个月之入，在孔尚任偷偷写下的《出山异数记》中，他还感动莫名地写到：“君臣于父子，一日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 忠君与功名，几乎就是古代中国读书人精神与物质的全部，能将一个颇有棱角、富有生气的生命揉搓得如面团一般，柔顺，服贴之态可掬。石门山数年的教诲，也无法使孔尚任彻底免俗，因为功名的获得，往往是要以人格的丧失为代价，“福兮祸所伏”的。匍伏的灵魂是无美可言的，下面这几个细节我们不应当忘记。浏览过孔庙的康熙，随便问了一句你孔家的古迹看完了没有，孔尚任竟能回答的如此“机智”：“先师遗迹湮没已多，不足当皇上御览。但经圣恩一顾，从此祖庙增辉，书之史策，天下万世，想望皇上尊师重道之芳躅，匪直臣一家之流传也。”康熙赐给衍圣公一首过阙里诗，什么“銮略来东鲁，先登夫子堂。两楹陈俎豆，万仞见宫墙”。就是这样白开水一样少滋乏味的诗，文才如孔尚任者，必能掂出其斤两来。可他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叩头谢恩，说从古帝王过阙里只有唐明皇有一首五言律诗，也不过是感叹孔子生不逢时，有德无位，哪象您的诗对圣道充满悦慕赞美，真可谓超今越古。到了孔林，康熙当然要在孔子墓前又跪又叩。谁知在后面跟着跪叩的孔尚任心思全没在尊祖崇圣上，跪叩间只盯着皇上的背臀，竟发现了御袍翠里有补缀烧痕，这下可了不得了，蝎蝎虎虎发起感慨来，什么“仰观皇上恭俭至德”了，“媲美神禹”了。康熙随便问问孔林有没有占筮用的一丛五十茎的蓍草，没有就说难有也罢，机灵的孔尚任却说您圣上的銮舆今天一经过，这瑞草必定会生出来，到那时臣定“驰献”。你想康熙是什么人，什么事看不透?当他指着一棵大树问是什么树的时候，聪明的孔尚任真称得上第一流的机敏，只回答“俗名橡子树”。这下康熙可就忍不住笑了，捅穿了说：“本名槲树，乃木旁加斗斛之斛。朕胡人，不必讳也。”其实真的不必讳，有意避开正说明你心中想着皇上是胡人。不过这也就够了，康熙又看到了一个服服贴贴的读书人，而且是一个有才华的孔子后裔。 暮色渐苍时分，康熙起驾赴兖州。此时的孔尚任已薰沐焚香向先祖汇报已罢，正跪在老母亲的膝下述说这一天间梦幻般的经历。儿哭着说，娘哭着听。当然，这是和扬州屠城十日时的哭声截然相反的哭声。 十二月初一，吏部的任命书就已飞至曲阜：“孔尚任、孔尚 陈书讲义，克副圣怀，应将伊等不拘定例，俱以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可也。”刚刚还是一个白丁似的国子监自费生，转眼间竟成了一般是进士出身的国子监的教授。 第二年二月初七，为刚上任的孔尚任在国子监彝伦堂西阶设了一座高高的讲坛，钟鼓声里，围绕在讲坛四周的数百名八旗十五省的满汉弟子，虔敬地向着坛上黄盖乌翣下的孔尚任连拜三拜，而后聆听这位圣裔的教诲。高踞于皇帝国子监讲坛的孔尚任，是否有暇让踌躇满志的思绪穿过两千年的岁月，去光顾一下设在曲阜民间的杏坛和杏坛上的那位布衣的祖宗呢? <7> 耐人寻味的是，就是在皇恩浩荡的时候，那座石门山仍然顽强地在和皇帝较着劲。曾经因皇上的眷顾感极而泣的孔尚任，在他私自写下的对皇帝感激涕零的《出山异数记》的结尾，竟然还有着这样的文字：“书生遭遇，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但梦寐之间，不忘旧山，未卜何年，重抚孤松。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 在国子监高高的讲坛上风光了不几回，孔尚任就感到了这是一个寂寞而又寒贫的差事。离皇上太远，离自己刚刚燃起的功名报负则更远。他曾和皇上在一块相处了整整一天，并博得了喜欢，他甚至觉得皇上一定在心里有了重用他的打算。孔庙诗礼堂讲完经，就连内阁大学士王熙都待以宾礼，向他拱手祝贺，说他诸臣莫比，前程不可限量。而今却当开了教书先生，才七个月，他就发开了牢骚：“佳节豪华住帝都，闲官冷署自踟蹰……长安秋色今初见，愁绝山堂影倍孤”(《中秋待月》)。 终于可以迈出这“闲官冷署”了。一六八六年七月，当了一年半博士的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南下淮扬疏浚黄河海口。谁知河署大僚耽于宴乐，官场勾心斗角致使河工形成狱案，工程一塌糊涂。一晃四年过去，在飘泊、艰苦有时甚至挨饿借贷于河湖海间的孔尚任，真是“酬报久思无计是，吴天冷雨意消磨”。官意消磨之时，那曾给他生命娱悦的石门山和在石门上构思的《桃花扇》，便常常萦怀了。瞻明朝王陵，访明朝遗士，寻明朝故迹，《桃花扇》里的人物开始有血有肉起来。 飘泊于湖海间四年写下诗集《湖海集》、回京仍官国子监博士的孔尚任，又寓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海波寺巷，看来他是离不开动荡不定的水了。但在孔尚任心里，这海不就是泯灭了人的生趣的宦海吗?他是越发思念那座如岸一样给他安定与娱悦的石门山了，那就把寓居之处叫“岸堂”吧，聊解思山之渴。 转眼间赴京十年，已经四十八岁的孔尚任两鬓已染有白发如霜，可还是个国子监博士。皇上似乎把他忽略了，忘了。回首以往，失望、无奈，还有点儿凄凉，他忍不住写下抒怨的七绝《国子监博士厅》：“雀噪新槐吏散衙，十年毡破二毛加。不知城外春深浅，博士厅前老荠花。”新贵们一拨拨雀噪新枝，只有我这个两鬓斑白的老荠菜，花开花落无人问津。又熬了五年，直熬到五十三岁的一七00年，才从七品博士熬到六品户部广东清司员外郎，这个“郎”没当了二个月，便被“以事致休”实则是罢官了。 这时的孔尚任，一定会记起先祖孔子的。他老人家也是怀着一腔济世的热情踏上求仕致用的长途的，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底心灰意冷的回归乡野。二十多个世纪过去，他的六十四代孙孔尚任，也是怀着一腔济世热情踏上求仕致用的长途的，旅寓京都十六年，重走了老祖宗走过的怪圈，又落了个心灰意冷。 当一个国家让它的读书人在这宿命的怪圈中疲惫不堪的时候，国运怎能不日渐衰微呢?走马灯式更换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始终如一的是山河与山河间的百姓。好在有大自然的山水和百姓的乡野，给疲惫的生命以将养与呵护，使其葆蕴创造的灵性和恣放通脱的活力，不致彻底的奴化枯萎。 <8> 时间的潮水早已将孔尚任留在北京的足迹湮没已尽，但是他心灵的轨迹却印在了自己的诗文、尤其是《桃花扇》中。 庙堂的崖岸是那样的险恶陡峻，为国家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激情，一次次被其碰得粉碎。可他是一条激情恣肆的河，总得流啊!一种对理解、忠诚、温暖的渴望，将这条接近冰点的河烤得热情漾溢了。青年时期曾经有过的恋爱，犹如点点红叶，在他生命秋季的萧索里，凭添了几分暖意。对一个女子的爱，终于充塞于他苍凉的胸间。这位女子，就是有貌有才，有情有德的秦淮名妓李香君，曾在石门山上相“熟”相“识”的红粉知己。 不管是百无聊赖的白昼，还是寂静如墓的夤夜，他都可以幻化作那个明末的复社文人侯方域，去体验一个优秀女子旷世的恩爱情怀。侯方域失去故国的惆怅与自己被皇上冷落的失意，已融为一体，被这位女子的深情抚慰得风平浪静。 多少志不得展的悲愤，多少生之宿命的喟叹，都变成对她绵绵的倾诉、唱和。她使他看到了浊世中的高洁，她让他感到了世态炎凉中的真诚，她更让他看清了自己入于世融于世的俗气。她将整个生命都为爱情献出，吃苦受穷也罢，荣华富贵也罢，甚至坐牢死亡都不能动摇她那不移的爱情。那柄素洁的绢扇上的桃花，就是她的鲜血染就的哇，当李香君为了不使爱情受玷污，不顾一切地头撞桌角要以命殉情的时候，大大小小的乌纱帽显得那样的无足轻重。有这柄桃花扇在他心头放着，整个大清江山似乎也无法将他彻底压垮。 一辈辈的人们并没有觉察，多情的李香君和多情的石门山在孔尚任的生命里，已经融而为一，并已成为支撑、润泽他生命的山水。 六十年之后，大清朝的又一个落拓文人曹雪芹，再次将自己苍凉苦涩的生命，放在郊野和他所爱着的林黛玉等一群多情女子的情怀里，同时也将一个天才文人的悲惨命运，挥洒作伟大的不配经典《红楼梦》。 <9> 已经走入仕途的孔尚任，犹如投进一部正在快速旋转的庞大而又残酷的机器，被挟裹着、搅拌着，失去了生命的娱悦，也丧失了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他抚摸着已是斑斑伤痕的心灵，真有些不寒而栗了。曾经有过的高贵，崇高，热情，在和腐败官场的痛苦磨合中，正在混融于士林日渐卑琐、鄙污的士风里。他虽然不能透视这场已经上演了两千年的悲剧，却真切地看到了活生生的现实：威气凛然的虎，正在变成媚态十足的猫，翱翔天宇的雄鹰，正在变成逐臭的苍蝇──不然就被封杀。 既然投入在这庞大而残酷的机器里，又是欲罢不能的。忠君，名节，功名，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留名青史，几乎成了千百年来千千万万读书人全部的理想与毕生的追求。生长于这样土壤中的孔尚任，又怎能免俗呢?个性与传统，个人与国家，生命与制度，理想与现实，继承与反叛，矛盾的事实塑造着矛盾的性格。失意的孔尚任痛苦着，痛苦着的孔尚任又在心底里对皇上留恋着，并将再展宏图的幻想系在康熙的身上。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这一天，是这样的刻骨铭心，他是永远也无法忘怀了。被罢官的孔尚任，不相信浩荡的皇恩会一下子如此不讲理的冷漠寡情。那一天，皇上不仅三问年龄，而且批准了他的四个奏本：由皇上选设卫护林庙的百户官，引城东文献泉之水入孔庙，准周公后裔为世官和扩大孔林的规模。皇上移驾兖州了还问询他这个秀才，从德州乘舟入京时又凭窗捋须，眷注着，嘱咐送行的孔尚任回家吧。五年之后，第二次南巡的康熙，不是还在金山江口于迎驾的群臣万民之中唤出孔尚任的名字，召他上船赐酒菜一盒、果饼四盘的吗?“匍伏迎銮江水头，待臣招手上龙舟。堪怜憔悴巡湖海，又得从容拜冕旒。彻出琼筵惊满岸，捧来金碗晃双眸。三年粗粝中肠惯，饱饫珍馐翻泪流”，“最是光辉人队里，龙颜喜顾唤臣名”(孔尚任《湖海集》)，孔尚任吟着当时的诗章，十年前的情景一如目前。 也许是皇上太忙，一时忘了自己。或许是有小人谗言，假以时日皇上便会明白。罢官的孔尚任并没有马上回到渴念已久的石门山，他甚至还故意不去想，还有已是八十高龄的老母，也在牵挂着儿子。他迟迟不归，滞留京华，等着，苦苦地等着皇上的召唤。一年过去了，毫无动静，连明眼的朋友都讽劝他早日归去“升沉今古那堪忆，只羡君家归石门”(《恕谷诗集》)。罢官故人稀，生计萧条，度日如年，孔尚任还是等待着，苦撑着。又熬到第二年萧瑟的秋天，无奈的圣裔去德州拜访曾是自己顶头上司、已引疾归家的户部侍朗田雯，想请他为己做些辨解。可是却吃了闭门羹，甚至田的家人对这位落泊的人都不能以礼相待。这就是中国官场，两千年如一日的官场，卑鄙风行，正直死亡，只认权只认势，冷酷而龌龊的官场。失望而返的圣裔，回到京城玉河岸边的新居处，已是心力交瘁，如同奔波了万里的路程，连马都难以下来。 又苦等到深冬，穷困潦倒的圣裔简直落入悲惨的境地。北京的冬日是寒冷的，清晨打水，皴裂的手便会冻在井盥上。一个月里，断炊该有九次了吧?辘辘的饥肠真使他度日如年了，那就早点睡吧。朔风整夜的吼着，冰却封住了玉河的呜咽，薄旧的被子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饥寒交迫的孔尚任听着老鼠在破了的顶棚上窜叫，整宿难眠。五十五岁的人了，却象一只被人丢弃的弊屣，泪水默默地涌出，淌下，流湿了斑白的两鬓。他百回千回地想开了石门山，那个知冷知暖、给他以理解与慰藉的石门山啊，才断的泪水，就又化作思念的溪流。 暮冬时分，罢官后在京滞留等待了两年之久的孔尚任彻底失望了，支撑起身心俱疲的暮年，打点行装，决心归去。 就要走出北京城了，他又恋恋不舍地停马回望：“十八寒冬住到今，凤城回望泪涔涔。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孔尚任诗《出彰义门》)这就是中国读书人走不出的怪圈、演不完的悲剧吗?以至康熙第五次南巡路过济宁州时，重隐石门山已经三年的孔尚任，又出山随衍圣公孔毓圻前往迎驾，希望重新召用。只是皇帝再也不理这个茬，一任他放废为民，让这位徘徊在山水与皇帝之间、充满着矛盾与痛苦的圣裔，再一次长叹“还家徒壁依然冷，谁信相如遇汉皇”(孔尚任《投孙墅亲家宋处士》诗)。 谁惜他如水覆地的年华，谁解他终成泡影的壮志，谁知他至为凄楚的心情?但是毕竟有千里之外的石门山在等待他，殷殷地等待他。“整辔频探门外面，束装又到榻前头，故山今日真归去，上马吟鞭急一抽”(孔尚任《归去》诗)。一个“急”字，不正是一种决绝与回归吗? <10> 石门山，终于成了孔尚任最后的归宿。当他在七十一岁上撒手人寰的时候，一定是对石门山怀着深深的谢意。是它收留他于失意凄苦之际，并让他在最后十六年的人生旅途中，找回了曾经失去的生命的娱悦。 也许孔尚任到底也没有弄明白皇帝为什么要冷落自己。有人说因为《桃花扇》不合时宜，也有人说皇帝让他去治理河湖是让他下基层锻炼锻炼，回来重用的，谁知他却他广泛结交南明遗士，耽于诗酒。可能这些都是原因，有的甚至是直接原因。但我却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敏锐的康熙感到了孔尚任身上那股“皇恩”无法控制的生命的娱悦，一种虎啸深山、鹰翔长空、鱼游湖海的娱悦。为了这种娱悦的召唤，虎要踏倒栅栏，鹰会击碎铁笼，鱼能撞破罗网，哪怕豁出性命。因为让虎猫一样作媚态，让鹰鹦鹉一样去学舌，那是一种酷刑般的痛苦啊! 要成就功名，就得作媚态，做鹦鹉，痛苦是难免的了;要保持生命自然无拘的状态和人格的独立，就绝难成就功名，苦恼也是难免的了。中国的士子就处在这种要么降志，要么辱身或者降志又要辱身的境地。而当心被痛苦与苦恼交相折磨的时候，心便会象河流一样汩汩流动了，流动着自己的思考，流动着自己的情感，流动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渴望，流动着人性的回归，也流动着反叛与抗争。在这汩汩地流动中，痛苦着的心灵就满沁着生命的娱悦了。谁能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酥，心里只盛着痛苦而不是流动着巨大的生命的娱悦呢?没有风浪的磨荡，珍珠能产生吗? 穿过历史，我趟过京城与石门山之间的那条孔尚任新鲜如昨的心河。 能和石门山心性相契，那是一定有着和名利场的京都、甚至和传统儒学名教相反的品性的。其父孔贞 ，明朝举人，曾经抗清，博学多才，崇尚气节，进入清朝以养亲不仕。他能不在儿子的身上留下痕迹吗?从孔尚任和父亲的好友木皮散客贾应宠的关系，更可以看到他灵魂的隐密处。贾应宠是一个惊世骇俗之人。他手持一鼓一板，以说唱鼓词屹立于儒林，公然对包括尧、舜在内的历代贤君圣主嬉笑怒骂，剥其画皮，直至“不容于乡里”，被孔氏家族赶出曲阜。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和孔尚任成了忘年交，尚任不仅同意他的惊世之论，还为他写下了满含感情的小传《木皮散客传》。 而和不仕于大清王朝的明朝遗士的接交，更可以看出孔尚任独立拔俗的品格。当掌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清帝，威逼利诱都不能使这些遗士与大清为伍的时候，一个文弱的书生却成了他们的朋友。明朝遗士、诗人杜浚，其著作被清朝列为应当销毁的禁书，生活贫困到妻子生子未过三天就为糊口卖掉了床的地步，也不向清朝低头，并让一批权贵吃了闭门羹。就是这样一个“睥睨公卿，气势峥嵘”的人，却会在七十六岁的高龄亲自登上孔尚任泊于扬州的船，饮酒畅谈，直至日暮。尤其是屡拒清朝征召的江南大名士冒辟疆，能以德高望重的身分，在七十七岁的高龄，远就三百里，赶到兴化，与孔尚任同住了三十日，谈孔尚任正在酝酿中的《桃花扇》，谈南明弘光遗事，谈他所熟悉的人物侯方域、李香君……与圣裔的交往，固然有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追恋，但基础却只能是孔尚任与他们在气节与人格上的声气相投，那种迥异于普遍奴化的士林、“向人难折病时腰”的气节与人格。 精通音律的孔尚任，是一个情感充沛而又敏感的人。饮着遭受冷落的苦酒，他陆续购下了被世遗弃的四件乐器：汉玉羌笛，唐胡琴小呼雷，南宋内府琵琶大海潮和明宫中琵琶小蝉吟。购下它们，爱抚它们，修复它们，吟咏它们，和它们作着倾心的交流，也寄托自己在名利场上无法坦露的情怀。他理解它们的无尽的寂寞，他听到了它们那深藏的衷曲。 真正使压抑、郁积的心性得以舒展的，还是沉浸于《桃花扇》的创作之中。非扭曲性灵、屈辱下作不能混迹于官场的痛苦，“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的苦恼(韩愈《与崔群书》)，都化作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痛苦在笔端化作瀑布，化作醇酒，浇自己的块垒，也浇天下人的块垒，幸福的快意便在心头漫溢了。一六九九年六月，“十五年拙宦，碌碌无成”的孔尚任，经过十余年惨淡经营、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传世之作《桃花扇》。这部长篇历史剧从明朝的灭亡，烛照出一个腐朽的制度和一群腐败的官僚，也塑造出一个忠于爱情、重于气节而又才貌双全、胜过须眉的秦淮名妓的光彩形象，加之少有的悲剧性结尾和极高的艺术价值，使其立刻轰动朝野，市井街谈巷议，百官争相传抄，演出“岁无虚日”。 这不能不引起对知识者深存戒备之心的封建统治者的警觉。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宦官奉康熙之命急索《桃花扇》。孔尚任情急中从朋友家觅得一部抄本午夜进呈。数月之后，孔尚任便被莫名其妙地永远罢官。 《桃花扇》孕之于石门山，成熟于江湖，诞生于京都。它的作者却是隐于石门山，走出石门山，又复归于石门山。 皇帝与山水，都与中国知识者结下了难解之缘，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造成了他们双重的性格和矛盾痛苦的人生。所幸的是中国知识者与山水的缘分要原始得多、深刻得多，不管皇帝的影响再漫长、再普遍、再暴烈，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山水在中国知识者灵魂深处引起的共鸣，只要不能将他们全部杀尽，就无法使他们全部变成俯首贴耳的奴仆。因为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从他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大自然的胎记，自在，尊严，思索，创造，平等。而知识者，又是人类文明的先锋和人类中最敏感者。 这种和山水的与生俱来的缘分，从孔子到孔尚任可说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不是十分赞叹地说曾点和自己的志向一样吗?曾点的志向就是“在暮春三月，脱下冬装换上春天的服装，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无忧无虑的在沂水里痛痛快快游游泳，而后在舞雩台上清清爽爽吹阵子风，尽兴了再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家去。”(《论语》先进篇)这就是圣人，懂得生活、会享受生命的平凡的圣人。曾经印遍孔尚任足迹的石门山，而今在它的最高处雕刻着一个巨大的“归”字，向着游人迎面而来，犹如一声深情而又悠长的呼唤。 <11> 大清王朝，已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强弩之末了。为了延长其就要寿终的统治，其黑暗、腐败与统治的丧失人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中国知识者毫无自由尊严的命运，则必然的也要经历这炼狱的最后的蹂躏。 当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落下它沉重的大幕的时候，生活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初叶的这样几位知识者，却以自己沉重多舛的人生，为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提供了正史无法提供的佐证。 这几位知识者是孔尚任，蒲松龄，洪升，分别生于一六四八年、一六四0年和一六四五年，又分别卒于一七一八年、一七一五年和一七0四年。都经过了艰辛漫长的忠君求仕遭弃之路，都在心灵匍伏与站立的痛苦挣扎中回归山水与乡野，并留下了不朽的伟大作品，最终都死于贫寂潦倒之中。 孔尚任二十岁进学为诸生，屡试不中，愤而隐石门山，三十八岁破格提拔后便遭冷遇，直到五十三岁被罢官，“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白头未封侯”。被称为北孔南洪的洪升，二十四岁进学，屡试不第后于三十岁上赴京，开始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国子监生的生涯，一生未获一官半职。在四十四岁上因在佟皇后的丧期演自己的剧作《长生殿》，遭劾下狱，被革去国子生籍，永绝仕进之路，“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蒲松龄的仕进之路更是绵长而凄惨，十九岁为生员后，屡试屡挫，直考到白发苍苍的六十老翁，还是个失败，这才接受了贤妻的劝告放弃了科考之途。 洪升《长生殿》的创作始于二十八岁，定稿于四十三岁，其间三易其稿，熬去了十五年的光阴，直到五十一岁那年才得以付梓。孔尚任的《桃花扇》构思于三十二岁左右，也是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历经近二十年，才在五十二岁上改定，而刊印则是到了他六十一岁，在朋友的赞助下完成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从二十五岁时开始创作的，耗去了十五年的岁月，三十九岁上大体写成，直到六十八岁时还在增删，可谓是费尽了毕生心血。这部费去了毕生心血的著作，却是在他凄凉地死去五十一年之后，才得以以抄本编刻成书的。 封建王朝到底亡了，皇帝也一个一个的死了，只有山水和乡野还在有滋有味地活着。夹在皇帝与山水之间的这三个寒儒，也许想不到他们和他们的著作，会活在山水与乡野的记忆里，比一个个不可一世的皇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寿命还要长。 (本文参考资料如下：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宫衍兴《孔尚任遗文遗墨》，孔尚任《桃花扇》，洪升《长生殿》，李景明、宫云维《历代孔子嫡裔衍圣公传》，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等)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写成于山东曲阜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改定于山东济宁
孔尚任简介：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人、戏曲作家。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称“南洪北孔”。 仕前阶段 三十七岁前，孔尚任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 出仕阶段 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 隐居阶段 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作者简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高级编辑。1952年生于山东济宁农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出版诗集《翠谷》、传记《布衣孔子》、散文集《乔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阳光》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散文《微山湖上静悄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获中国散文协会冰心散文奖，作品入选全国各种选刊、选本、大中小学读本及初、高中试卷。 相关点评： 用良知和激情叩问千秋 ——读李木生的历史文化散文 古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拍合着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与重估，在文学领域，历史文化散文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一时间吸引了众多腹笥充盈并善于思考的作家。李木生就是这部分作家中起步较早、用力甚勤，且持之以恒的一位。从前些年写就的透视孔尚任与康熙帝及石门山之关系的《在山水与皇帝之间》，到后来完成的别具只眼写前贤的长篇散文专著《布衣孔子》，再到晚近推出的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人之歌》、关于林肯与美国南北战争的《葛底斯堡》等等，一种致力于探索、扬弃和前行的创作姿态，一种由单纯而厚重、由平面而立体、由自在而自为的审美取向，昭然可见而又跃然可感。它们不仅繁衍和丰富着木生笔下峥嵘奇崛的历史景观与缤纷摇曳的艺术气象，而且最终将这种景观与气象，从近年来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阔大天幕上，有效地间离乃至凸显了出来，从而成为一种既具有个人特征同时又不乏典型意义的存在。 李木生历史文化散文的文本建构与笔墨调遣，都始终保持着文学叙事的自性即诗性，始终高扬了从这种诗性出发的流转鲜活而又横放不羁的审美风度。一篇《李白当年生活得好吗?》无疑赓续了前人对李白的认知与评价，然而，一系列建立在合理想象与心理真实基础之上的意象提炼、镜头组合、氛围点染和画外宣叙，却将这种认知与评价演绎得跌宕起伏，栩栩如生，别有一番感染力。而注重发挥创作主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力和能动性，正是李木生历史文化散文的一贯追求。《布衣孔子》旨在生动传播孔子一生的主要思想与行止，为此，全书除了营造灵动圆润的笔调之外，还潜心于场景的勾勒与细节的描绘，于是，孔子“向师襄学琴”、“与老子见面”、“陈、蔡绝粮”、“隐士讥孔”等著名事件，一一跃然纸间，令人如闻如见，备感生动。而善于浮现细节和皴染形象，恰恰是李木生历史文化书写的独特优长。《泰山赋》和《孔林随想》，属于感物咏怀的篇章，其气韵的充沛与结构的整饬自不待言，而文字之精美、句式之多变，直至修辞的工巧和音律的和谐，则尤见匠心，从而有力地映现出作家以汉语排布文学方阵的高超技能。洋洋洒洒三万五千言的《泥泞中的翱翔》，是写藏传佛教史上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该文的完成固然依赖作家于青藏高原的实地考察，但真正推动作品情节演进并构成了其核心元素的，则是作家由心底发出的、融诗歌引文和客观讲述于一体的那深深复浓浓的情感力量，它使全文一唱三叹，血脉涌动，也令读者荡气回肠，欲罢不能。这种以情动人的艺术效果，在李木生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当然不是偶然一见的特例，而是一种本色化和标识性的审美潜质。 李木生的历史文化散文成功坚守着文学的艺术本位与诗性传达，但却没有因此就忽视自身的精神在场与内涵充注，事实上，努力把握审美与“审智”的平衡，精心寻求“意味”与“形式”的嫁接，尽可能地实现真善美的互补与统一，始终是李木生历史文化书写的另一重要维度。而在这个维度上，李木生同样有着突出的成绩和不俗的表现。不妨一读《木皮散客贾凫西》和《去见阿炳》。这两篇作品分别为两位民间艺术家绘影传神，其中前者藐视权贵，抨击专制，崇尚自由;后者迎风站立，弦歌泣血，蚌病成珠。透过这洋溢着赞美和激赏的文字，我们分明看到了作家自己的意念归属和人格理想。《杏坛》与《人味晏子》，一写孔子，一写晏子，都属于青史留名的大人物，但作家着力发掘并浓墨重彩的，却偏偏是他们身上的平民色彩和“人味”因素，是他们连接普通人的性情特点和精神通道，于是，一种立足于草根阶层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豁然呈显。《夹在北宋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唐朝，那朵自由之花》《苏三离了洪洞县》《圣地三女性》等，将艺术视线依次对准了李清照、薛涛、苏三、文成公主、孟母、祝英台等一系列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精神风貌、命运遭际乃至历史虚实，自是各个不同，但她们或坚贞刚烈、或清洁自强、或不屈不挠、或勇于牺牲的美好情操，却是交相辉应，一脉相通，而作家在她们身上寄予的深切同情和由衷赞美，更是郁郁勃勃，可感可掬。我们常说，一个民族对女性的态度，常常折映出这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其实，李木生笔下洒向女性的一腔悲悯与爱戴，又何尝不传递着他自己的人格亮色和思想高度?《在山水与皇帝之间》将《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置于皇权与自然的天平加以拷问，其基本思路也许不那么新鲜，但字里行间蕴含的对知识分子挣脱依附、植根民间、独立处世的殷切呼唤，依旧撞人心扉，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作品和如此这般的追求，不仅为李木生的散文世界平添了大家风度，而且使这个世界最终形成了与当下社会的精神对话，自有一种匡时济世的意义。 历史文化散文是散文，是文学，但却又不是一般的散文，而是以历史文化为承载和对象的特殊的散文。这决定了历史文化散文必须以史实为前提，为依据，为参照，必须在文学叙事中兼顾相关的问题辨析与本事考证，否则，这类作品就很容易成为没有基础的沙滩楼阁。李木生显然深谙此道，他撰写历史文化散文尽管天马行空，纵横捭阖，但却绝不是一味的随心所欲，“六经注我”，而是力求在天马行空中步步为营，在纵横捭阖里言必有据。而这样写成的文字，庶几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化散文。 精神民间的书写 ——李木生散文印象 王开岭 对曲阜周边的那片遗墟来说，没有比李木生更好的文化导游了，他的散文，即一幅最好的精神地图：孔子、孟子、李白，孔尚仁，贾凫西，诗人食指，太白足迹，梁山水泊，泗河，微山湖，运河古道……皆赫然其列。这儿的《曲阜古柏》和《冬荷》，便是其中脱颖而出的一丛景致。在李木生的笔下，它们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成了一种文化喻体，成了历史风雨下一抹抹精神挺拔、人格健正的人文背影。读罢全篇，你会强烈地意识到：柏的历史即民的历史，树的命运即人的命运，尤其那“文柏”，分明即文人的躯影，士子的雕像。“不能再生肢体，那就让生命抱紧光秃秃的主干……望着它们，我想起湘水岸上泣血成骚的屈原，想起身受腐刑、‘汗发背沾衣’而写《史记》的司马迁，想起腹背受敌暗自舔净伤口上的血迹再行战斗的鲁迅。” 与其说这是人文联想，不如说乃作者与树的一种“精神共谋”：像那些优秀的树躯一样，作者的生存气质和写作姿势既是理想的，也是悲苦和忧愤的。他从传统中寻找话语资源和榜样力量，关注那些值得永久纪念的精神肖像、人格魅力和心灵事迹，关注作为个体的知识者在权力体制和世俗环境中的生存与抗争，咏叹社会和历史的不公，以他优秀的文字为那些凋零之子筑起一个后世温巢。从那些峭立千年的树影中，他注视到了一组组亘古沧桑的精神肖像和榜样力量，聆听到了在历史书卷中猎猎作响、永不瞑目的士子悲歌，感受到了作为个体的知识者在权力体制和世俗环境中的抗争……作者以精神的方式缅怀和祭典他们，但却没有将之“圣”化——“圣”化的后果无疑即虚无。你看到的是一抹抹千年百年前的布衣血肉，一群和你一样踽踽而行、衣衫褴褛的文化荷戟者，他们的不合时宜，他们的强大与脆弱、理想和忧愤，他们共同的生命知音和精神敌人(权力、污世，体制，流言，小人)，他们“正常”的孤独、多舛和屡败屡战，其生涯的悲壮与凄凉…… 李木生为他的人和物找到了“群像”的一致性，从气质、品格到命运生涯的一致，精神内里的一致，生命同类的一致，历史隐秘和生存真相的一致。找到了这种一致，也就打通了时空，找到了古今事物共栖相通的密码和索引。 无论雪霜中的“古柏”，旱地里的“冬荷”，还是暗夜中的“阿炳”，李木生的表述都自觉地进入了一种“魂”和“类”的层面：事件为心灵事件，人物乃精神人物，个体很快即呈现出了精神“族群”和“谱系”的特征，从柏、荷到那些优秀的布衣生命，他们的心灵气质和文化品格有着惊人的相似，连生态和遭遇都那么一致，这是一种“生命同类项”的合并。该合并其实是一种相认，一种精神相认。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某种努力：他要做一种超越时空的生命沟通!他要打通阻碍古今见面的那些壁垒，他要促成更多的生命同类的结识和相遇!而作者本人，也无疑成为了那谱系和族群中的一员。正像有人说过的：他热爱这些东西，说明他属于这些东西!换句话说：他表达他们，因为他属于他们! 优秀的生命总是难以被容纳，其敌人是权力和险恶的世俗，但同时你也会发现，无论生命再怎么凋零，总有一个真正的民间会收留他们，会以大地的丰饶与宽厚滋养与呵护他们，会以忠诚的方式继承和答谢他们。正像阿炳的弦声在长夜之后赢得了像作者这样尊敬的聆听，正像曲阜古柏在犒劳了故里的贫寒之后受到了乡民最隆重的体恤—— “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候，无吃粮无烧柴的村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开始一点一点地砍尼山柏树的枝子。他们十分地爱惜这些和他们的祖祖辈辈相依相亲的柏树，他们不忍动柏树的一枝一叶。但是毕竟地上能烧的都取净了，为了生命的延续，他们不得不在树上取柴。每一个枝子都砍去了，只留下了主干，村民再也不忍动它。” 作者发现了这样一个让人尊敬的民间，他承认它，更珍惜它。这是一个物质的民间，更是一个精神的民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本人，正属于这样一个民间。 木生居于鲁西南，经年来，他一直以隐者特有的沉静和朴素，谋求一种对历史及人物的精神新解和美学重构。多年来，我一直很好奇地读他的东西，我知道他在做什么，知道他的生产方式和性质，但每次对他的出手却觉得既神秘又新鲜。他属于那片乡土，就像布拉格之于卡夫卡、瓦尔登湖之于梭罗一样，那是他的心灵故里、精神领地，更是其创作福地。但他又不仅仅属于那儿，他是那种有乡壤感却非地域性的作家，虽惯于从故里找资源，却又不拘于地方视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乡土即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即古老和当下的华夏，即文化中国和问题中国,其文化乡恋源于一种更阔大的生命感受，即：一个现代知识人对亘古不变的历史变数和生壤世态的感怀、对某种永恒的人文生涯和悲怆命运的咏叹，对士子风骨、独立人格、清矍气节的深情迷恋……木生的大气得缘于此，作品之大气并非来自文字体积，而是源自精神底气和心灵关怀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