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错论伐蜀
作者： 刘向
司马错①与张仪②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③，塞轘辕、缑氏④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⑤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⑥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⑦。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⑧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注释
①司马错：秦将，公元前316年率兵伐蜀，前301年再次出蜀平定叛乱。②张仪：魏国贵族后代，战国时著名纵横家。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十年（前328年）为秦相，曾以连横政策游说各国，有功于秦，封武信君。③下兵：出兵。三川：指当时韩国境内黄河、伊水、洛水三水流经的地区，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市东部一带。④轘（huan,二声）辕、缑(gou,四声)氏：当时的两个军事要地。⑤二周：指战国时周室分裂而成的两个小国东周、西周。东周都城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西周都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⑥戎狄：古代对西部落后少数民族的泛称。⑦有桀纣之乱：以夏桀商纣之乱喻指巴蜀之乱。当时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苴侯。苴与巴国交好，而巴与蜀为敌国。于是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蜀又伐巴，苴侯求救于秦。⑧陈庄：秦臣。公元前314年任蜀相。
译文
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司马错要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请你们说说各自的见解，让我听听。”
张仪回答说：“应先与魏、楚两国表示亲善，然后出兵三川，堵塞辕、缑氏两个隘口，挡住通向屯留的路，让魏国出兵切断南阳的通路，楚国派兵逼近南郑，而秦国的军队则攻击新城和宜阳，兵临二周的近郊，声讨周君的罪行，（随后）乘机侵占楚、魏两国的土地。周王室知道已经不能拯救自身，一定会交出九鼎和宝器。我们占有了九鼎，掌握地图和户籍，挟持周天子，用他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敢于违抗的，这就能建立王业了。如今，蜀国是西边偏僻（落后）的国家，戎狄为首领。攻打蜀国，会使士兵疲惫，使百姓劳苦，却不能以此来建立名望；即使夺取了那里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听说：‘争名的要在朝廷上争，争利的要在市场上争。’现在的三川地区和周王室，正是整个天下的大市场和朝廷，大王不去争夺，反而与那些野蛮的人争夺名利，这就离帝王之业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想使国家富庶，一定要扩大他的领地，想使军队强大的一定让他的百姓富足，想建立王业的一定要广布他的恩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么，王业就会随之实现了。’现在大王的土地少，百姓贫困，所以我希望大王先从容易办的事做起。蜀国是西边偏僻的国家，以戎狄为首领，而且有像桀、纣一样的祸乱。用秦国的军队前往攻打，就如同用豺狼驱赶羊群一样。得到它的土地，能够扩大秦国的疆域;得到它的财富，能够使百姓富足，整治军队又不伤害百姓，蜀国已经归服了。因此，夺取了蜀国，但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暴虐；取尽了蜀国的财富，诸侯国也不认为我们贪婪。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还能得到除暴、平乱的好名声。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坏名声，而且不一定有利，又有不义的名声。去进攻天下人都不希望进攻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请允许我讲明这个缘故：周王室，现在还是天下的宗室；韩国，是周国的友好邻邦。如果周天子自己知道要失去九鼎，韩王自己知道要丧失三川，那么，两国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对策，依靠齐国和赵国，并且向楚、魏两国求援，以解除危难。把九鼎送给楚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不能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攻打蜀国那样万无一失。”
秦惠王说：“很对。我采纳你的意见。”结果，出兵进攻蜀国。十月夺取了那里的土地，然后平定了蜀国。蜀国的君主改称为侯，秦国派遣陈庄去辅佐蜀侯。蜀国归附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富庶，看不起其他诸侯国了。
赏析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 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韩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 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评析
从为秦国建立“王业”的目的出发，就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张仪与司马错展开争论。辩论双方在论证各自主张时，都紧扣“利弊”二字，阐明自己的观点。
张仪力主“伐韩”。出兵三川，进逼周室，“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一举称霸，功大利近。他描绘的前景，颇为诱人。正面论证伐韩之利后，再从反面论证伐蜀之弊。蜀地偏僻，戎狄之长，荒远贫瘠。胜了，“不足以成名”；取地“不足以为利”。无名无利，且“敝兵劳众”，其弊大矣。
司马错主张“伐蜀”。先以“不然”二字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张仪伐韩的主张。然后正面立论，指出建立“王业”的三个前提条件：地广、民富、德博。而秦国的现实则是“地小民贫”，“地小”则需广地，“民贫”则需取财，欲“德博”则需树美名。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情况,应先选择易于成功的事做。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纵深论述，一一揭示伐蜀之利，攻韩之弊。先论伐蜀的有利条件：“西僻之国”，“戎狄之长”，“桀纣之乱”，伐蜀适逢其时。既有攻伐的口实——“禁暴止乱”，又有必胜的实力——如“狼逐羊群”。终言其利：取地、得财、获美名，一石三鸟，何乐不为?然后从反面揭示伐韩之弊，不仅得恶名、无实利，还可能使秦处于被动危险的境地。对周、韩、楚、魏四国的政治交易与联合抗秦，虽属推论，却切近事实。伐蜀“易”而有利，伐韩“危”而多弊，立论坚实，分析透辟，很有说服力。
二人的论辩风格大相径庭：张仪蹈空踏虚，高谈阔论，词语华美，耸人听闻，颇具诱惑力；而司马错则沉着冷静，注重实际，不以放言高论蛊惑人，而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张仪纵横家的风采与司马错务实政治家的风范，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写作背景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战争的胜败，往往决定于策略的高下之别。秦与六国的争雄，也可看作是它们各自所采用策略的对抗。正由于策略在战争中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在一国之内，围绕一种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抉择，也就必然是审慎而艰难的。这篇文章描述的就是这样一次在秦国内部围绕战略问题而发生的宫廷论争。
文学赏析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一次在秦国内部围绕战略问题而发生的宫廷论争。论争的一方是名臣张仪，一方是悍将司马错。论争的焦点则在于确定泰国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以达到从中获利、富国强兵的目的。二人各执一端：一方极言攻韩，一方力主伐蜀，如从立论的标准看，他们的出发点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名”、“实”二字，既要为秦谋得实利，又要不致于陷于污名之中。《孙子兵法》有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司马错能在论争中占上风，原因就在于他眼光更远，思虑更深。他不仅抓住了名利的根本，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到事情的轻重难易。他看出伐韩劫周既遭恶名又无利可图，而伐蜀则是避难就易，可以“名实两附”。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韩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司马错的攻战策略最终在实战中得到验证，由此也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冷静沉着和思虑的深邃周密。
这篇文章几乎全由人物的论辨语言构成。随着语言的展开，各自的观点也升始激烈的交锋。这里，没有画蛇添足的行动描写，也没有拖泥带水的细节构绘。文字处理得干净、洗炼。二人的论辩语言也始终平实、直朴，并不在耸人听闻的夸饰之词与纵横排算的激昂之气上争胜负，而只在实质性内容上论英雄。这种艺术表现方法，同样很好地表现了张仪的迂阔和急干求成，也很好地塑造了司马错这一“战国中求实落经济”（林云铭《古文析义》）第一人的政治家形象。
结构的精巧、绵密、完整亦是文章的一大特色。文章始以“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一句交待了事件的起因，并营构出一个严肃的宫廷辩论的气氛。继之双方互陈观点。最后以定蜀的结果对双方看法的高下作了最后的裁定。事件发展的客观顺序始终是文章的线索，在叙述中，作者并未显露主观的褒贬、抑扬等态度，来打破这种结构的完整性，但作者的倾向性又尽包融于这—结构之中 司马错的多谋善断、料事如神为后世描写能臣贤相开了先河。就这点看，金圣叹以为司马错是诸葛亮形象的“粉本”，是很有道理的。
名家点评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四：“读此，始知诸葛公乃有粉本。后贤信诸葛公亦烂读《国策》，则其烂读，可无俟再劝也。”
清徐乾学《古文渊鉴》卷八：“战国之时不复知有周天子矣！错独曰劫天子恶名也，大义凛然，后鲁肃之存刘，王猛之戒不伐晋，亦同此意。”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五：“代韩伐蜀二说，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张仪谓王业起见，语虽大而实疏。司马错只拿定富强二字做去，而王业不争自成。何等万全。切实优劣，判如指掌矣。……战国中求实落经济，无出司马错之右者。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四：“周虽衰弱，名器犹存，张仪首倡破周之说，实是丧心。司马错建议伐蜀，句句驳倒张仪。生当战国，而能顾惜大义，诚超于人一筹。秦王平日信任张仪，而此策独从错，可谓识时务之要。”
清朝高嵣《国策钞》卷上：“仪、错两策，皆从名利起见。然伐韩之计，临周郊，诛王罪，此何语耶?“王业”二字，名虽大而理实舛，伐蜀有富强之实，而无食暴之名，议论较为完备。其明快条悉，后半亦最为出色。”
清朝唐德宜《古文翼》卷三引倪稼咸评：“两说俱以名利为言，而错之计有富强之利，无劫天子之名，更出万全也。论事之文，指陈明快，听者安得不从。”
清朝唐德宜《古文翼》卷三：“料事明快，持论正大，不独压倒张仪，恐一时出其右。”
近代无名氏《战国策精华》：“司马错之策不特忠于秦，且商略事势又多格言，殊不类战国诸人。”
作者简介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年6），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楚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籍秦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汉朝宗室，先祖为丰县刘邦异母弟刘交。刘向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其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
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刘向（约前77～前6） 本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祖籍沛（今江苏沛县），世居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汉官吏，目录学家，文学家。
刘向初以父荫任辇郎，后擢任谏大夫。宣帝时选为儒俊材，曾应诏献赋颂数十篇，官至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因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曾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闲居十余年。成帝即位后被启用，拜中郎，使领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刘向多次上书，建议削弱外戚权力，甚为成帝嘉许，但终不能用。其为人平易朴实，不重威仪，廉洁乐道，潜心学术，昼诵《书》《传》，夜观星象，常常通宵达旦。刘向喜言五行灾异之说，并据以论证现实政治。其学问渊博，曾奉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近20年，对古籍的整理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撰成《别录》，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又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撰成《洪范五行传》11篇，为中国最早的灾异史。文学上以辞赋和散文见长，《汉书·艺文志》载有其赋33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叹》系拟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辞中寄托身世之感。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点校古籍的叙录，著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其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从容不迫，对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响。又采集前代史料轶事，撰成《说苑》《新序》《列女传》，其中有一些很有意义和文学特点的故事，是魏晋小说的先声。明人集有《刘子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文集简介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是第一部）又称《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bǎi hé）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