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号外！号外！《大秦帝国之崛起》下周一就要大结局啦！白起死了，秦王稷身边的马屁精范睢怎么还不死呢？类似的话语充斥着『大秦帝国之崛起』官微的评论，昨天我们分析了白起为什么非死不可，今天我们来分析范睢有什么功劳，秦王稷宁愿杀白起也不愿意杀范睢。 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史上，秦昭襄王时代是一个重要时代。在秦昭襄王统治的56年间，秦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变而为当时的头号强国，基本上奠定了日后统一全国的基础。在此历史过程中，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秦昭襄王当然功不可没，但人们在赞誉秦昭襄王时往往忽视了被秦昭襄王的光芒遮掩了的一个人物——范雎。事实上，没有范雎，也就没有秦昭襄王的伟业，也就没有秦国在此时代的巨变。范雎在秦昭襄王时代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对秦的统一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范雎入秦之时正值秦国发展的低潮时期 西汉贾谊在评价秦朝的历史作用时指出，“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确，历来史家都认为，秦王赢政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及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的努力之结果。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家给人足，开启了秦国的强国之路。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继位，虽然立即处死了商鞅，但并未废去商鞅之法。因而在惠文王在位的26年间，秦国顺着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趋势，封建制度逐步成长起来。而且，秦惠文王还坚持了秦孝公确立的“任人唯贤”方针，使得许多山东之士纷纷西投秦国，这样，秦国就聚集了一批谋臣武将，因而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所向无敌的战斗力，使领土迅速扩大。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卒，其子武王继位，秦国仍然保持了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到公元前307年，武王因举鼎折断胫骨而死，因为他没有儿子，诸弟就争夺君位。惠文后、武王后及一些大臣拥立公子壮即位，但芈八子（即宣太后）和她的异父长弟魏冉拥立被燕赵两国护送回来的年仅20岁的公子稷（秦武王异母弟、芈八子之子）登位，即秦昭襄王。这场王位之争持续了3年，由于魏冉握有兵权，因而最终杀死公子壮、惠文后和昭襄王的诸异母兄弟及一些大臣，并将武王后逐至魏国，确立了昭襄王的王位。但从此开始，一方面宣太后以太后身份干预国政，另一方面魏冉因系宣太后异父弟，又有立昭襄王之功，因此在昭襄王在位的前期断断续续共5次为相，时间合计长达25年之久。这样，在昭襄王前期实际上形成了魏冉集团专权局面，这使得秦国的发展陷入低谷之中。 其一，魏冉集团的专权削弱了王权，妨碍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成长。将与相的设置并官分文武是战国时官僚政治形成的象征，因而也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产生的主要标志。根据史籍记载，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受山东诸国的影响，任命张仪为相，但这时秦国的相作为文官之长的职能还不确定，因为张仪也时常统帅军队作战。秦昭襄王初立时，以严君疾、甘茂为相，以魏冉为将军，至此，将与相在职官上已经分离。但从秦昭襄王七年（公元前300年）开始魏冉改任相职，他不仅控制了秦国的政治，而且左右着秦国的军事，将与相在职能上的分离趋势被打断，这严重妨碍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成长。 其二，魏冉集团极力推行封君制，这背离了战国时期“强公室，杜私门”的发展潮流。魏冉集团专权后，不但魏冉先封于穰（今河南邓县），称穰侯，后又封于陶（今山东定陶西），而且昭襄王的同母弟公子芾、公子悝分别封为泾阳君、高陵君，宣太后的同父弟芈戎先封为华阳君，后改封为新城君。这些魏冉集团核心成员的封地，当时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使得他们能够搜刮到许多财富，以至出现富于王室的局面。 其三，魏冉集团“恶纳诸侯客”，一反秦国以任人唯贤的方式来吸引山东人才的策略。“妒贤妒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大肆选用本家族人员，造成“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夫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因而使得秦国内政昏暗，外战不利。 总之，在秦昭襄王前期，由于魏冉集团的专权，使得秦国失去了惠文王、武王时代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呈现出低潮。 范雎入秦后结束了魏冉集团的专权促进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发展 公元前268年，对战国历史来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年代，对秦国后来的发展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因为这一年，范雎到了秦国，并使得后来的秦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 范雎，字叔，原为魏国人，因触怒魏大夫须贾和魏相魏齐而遭迫害，被魏齐令舍人打断肋骨，丢置于厕中，后范雎贿赂看守得以逃脱，藏匿到郑安平家中，化名张禄。又通过郑安平向秦国使臣王稽推荐，被王稽用车偷偷载入秦国。但当时魏冉集团控制秦政已达36年，受其影响，秦昭襄王“厌天下辩士”，所以并未召见范雎。后经范雎的上书，以及亲见秦昭襄王之后的长谈，使秦昭襄王认识到范雎确为栋梁之材，于是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范雎一方面施展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通过对外战争树立威信，另一方面又以其丰富的中央集权思想影响秦昭襄王，以期结束魏冉集团的专权。 范雎在给秦绍王的上书中说，“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能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可以看出，他明显继承了商鞅“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思想，这既是继续消除秦国残存的“世臣”、“世禄”制度影响的要求，也顺应了战国以来秦国形成的客卿制度的发展，体现出时代的先进性。而且，范雎还进一步发挥了商鞅的集权思想，提出“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这就是说，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君的绝对地位，他把反对世卿世禄问题与提高国君地位联系起来，超出了商鞅反世卿世禄是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范围，这是对当时集权思想的重大发展。更有意义的是，范雎还将这种集权思想施用于秦国的政治实践中，促成了魏冉集团的覆灭。他先向秦昭襄王指出当时秦国宗室贵族专权的情况：“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今太后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然后反复向秦昭襄王分析宗室贵族专权导致的恶果：“今臣闻太后、穰侯用事，高阳、华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正是范雎对秦国未来走势作的深刻分析打动了秦昭襄王，使昭襄王终于下决心向魏冉集团开刀。“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并拜范雎为相。尽管有的史家认为《战国策》及《史记》对秦昭襄王时“废太后、逐四贵”事件的记载有夸大之处，高陵、泾阳二君只取消封国，未被逐走，但无论如何，魏冉集团已经覆灭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与范雎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正如随后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云：“昭襄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极大地促进了秦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 范雎为秦国制定了战争方略加快了秦国的统一步伐 范雎初见秦昭襄王时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在这里，范雎既分析了秦国相对于山东六国来说所具有的优势，又指出了秦国不能将这些优势转化成战争中的实力的原因。 范雎所说的“穰侯为秦谋不忠”，揭露了魏冉操纵秦国的对外战争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利的真相，指出这是秦国在战略上连连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魏冉自从公元前281年又取得陶邑（今山东定陶西）作为封地后，就积极主张向齐进攻，“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考其根本原因，是魏冉“欲以广其陶封”。这种远攻近交的策略，并不符合秦国的利益。《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一段文字有言：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灵于外，士民潞病于内，伯王之名不成。史学界普遍认为此篇文章不出于张仪，因为张仪死于秦武王元年，见不到昭襄王时的事，但这段文字说明了魏冉企图“用一国之兵以成两国之功”的事实。这也符合《战国策·秦策三》记“秦客卿造谓穰侯”的一段话：“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数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子，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攻齐不成，陶为邻恤，而莫之据也。故攻齐之于陶也，存亡之机也。”但是，魏冉主持的长期的攻齐战争连连失利，对此，范雎分析说：“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越过韩、魏而攻齐，无异于“借贼兵而赍盗粮”，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范雎所说的“大王之计有所失”，是批评秦昭襄王受魏冉之蒙蔽，沉湎于当时合纵连横的斗争中，贪小惠而失大利，未能确定一条扫灭六国的策略。在秦昭襄王前期，秦国与山东六国之间时战时和，变化不定。总的形势是秦、齐、楚的关系为斗争的主流，秦时而联楚斗齐，时而联齐斗楚，其他国家则依于秦或依于齐楚。在此复杂的斗争中，秦国有得有失，但总的来说，秦国并未显示出军事上的优势，而是被动地受制于当时的合纵连横斗争，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鉴于以上两方面情况，范雎为秦国制定了一条扫灭六国的策略。其要点首先是“远交而近攻”，因为这样才能巩固所得到的土地，即“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因此范雎建议先取三晋，认为“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越。楚强则附越，越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而且，韩与秦地形交错，是秦的“心腹之患”。解决韩国问题，不仅打开秦国东进的门户，还为秦国据此再克赵、韩提供便利。其次是“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要求在攻取敌国土地的同时歼灭敌国的有生力量，削弱它的兵力，以便最后击破。 自从乐毅破齐以来，秦国实际上已成当时的最强之国，但秦国的多次军事活动都未能如愿，就是由于策略不对。秦昭襄王依范雎之说后，秦国的对外军事活动形势大变，尤其在围绕攻韩战争而引发的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国扫灭山东六国的步伐就更加不可阻挡。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战国时期的战争由兼并到统一转变的标志争论不休，事实上，秦昭襄王采纳范雎的策略标志着秦国进行的统一战争的开始，也是战国时期的战争在性质上发生转变的分水岭，同时，这也是战国时期合纵连横活动结束的标志，以后的山东六国间的一些联合，只不过是对秦国的统一战争的徒劳抵抗。 总之，在秦昭襄王在位的后期，范雎成功地促成了魏冉集团垄断政权局面的结束，推进了秦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提出了统一战争的方略加快了秦国的统一步伐。这不仅推动了秦国历史的发展也对战国时代的中国历史产生了积极影响。范雎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功不可没。 后记在历史剧《大秦帝国之崛起》中，范睢被刻画成了一副小人嘴脸，与历史上的形象并不一致。历史上的范睢确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形象。报复魏齐、须贾，也是事实。然而，电视剧为了树立一个反派，将这样的形象放大，树立了一个极端的范睢。范睢是一个弄臣也好，奸臣也罢，他的存在适应了秦昭襄王对于专制王权集权的需要，他的逢迎拍马让秦王稷感受到了自己是一个王，让一个在母亲和舅父的阴影下做了四十年傀儡的秦王感受到自己才是秦国的王。大家说秦王稷是隐藏在课本中的大魔王，大boss，王的存在本来就是圣贤和小人的结合。将相分离的秦昭襄王时代，白起因军功封武安君，范睢也因其谋略封应侯。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爵位并不是很容易得到，得封应侯，范睢确有其过人之处。白起之罪，罪在触怒封建王权，站在了封建王权的对立面，而范睢死罪未死是因为他在封建王权的庇护下。在商鞅变法时期，确实有功得赏，有罪当罚，然而封建王权空前强化的秦昭襄王后期，君主可以说不。法派法家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在秦昭襄王后期已经有了申不害“术治”和慎到“势治”的影子，这也论证了后来韩非子入秦的必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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