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平视点：《论语》“八佾第三”的路由原理

路由原理系列文章，旨在帮助从业者从人文角度（人与人关系角度）加深理解技术问题（人与自然关系）中隐含的价值判断。帮助互联网从业者树立正确价值观。

《论语》“八佾第三”一共26段，主要谈礼乐问题。从互联网发动机原理角度，要重点理解的是“邻接”（包括OSPF）这一技术理念背后隐含的价值观原理。

礼具有order的含义，但如果把礼仅理解为order，就会陷入工业化、现代性的同质化理性的迷思。孔子思想与启蒙运动思想的不同在于礼乐一体。相当于理性与感性融合为一体。礼在现代性中，被当作抽象普遍的东西。但礼乐不同，相当于个性化的order。这如何可能，就超越了现代性思维，成为互联网思维。对路由器来说，没有抽象普遍的协议，有的只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邻接。不能离开具体的当下此在连接来谈普遍的互联。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不谈抽象的礼，谈的只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其意不在举例说明，而在于认为例子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比举例要说明的抽象道理更重要。礼就在具体的行为之中。不能嘴上讲着普遍的礼，一言一行（如这里说的八佾之乐）却背离礼。乐是感性的，它的特点与邻接一样，都只存在于当下与此在之中。

 孔子说的仁，附带了邻接这一附加义，明显有别于没有远近分别的爱，如西方说的博爱（包括墨子说的兼爱）。孔子和路由器都把近交（OSPF）当作原则问题、实质问题。“人而不仁，如礼何？”对路由器来说，从近交角度可理解成，节点与节点之间如果没有邻接，路由协议如何可以实现。“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进一步理解为，如果没有邻接，就不可能在感性水平谈互联（“仁”）。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这里涉及孔子思想、路由器原理与现代性理念的原则区别，就是如何看待普遍秩序的根本所在（“礼之本”）。《论语》认为，order就在日常（如俭）、心理（如戚）这样的贴近生活的事件之中。林放只是个普通学生，如果涉及具体情境，就忘记了坚持原则，就连林放都不如了。而所谓原则，其实就在具体的事中（如能否劝阻鲁大夫季氏越礼去祭泰山）。如果路由器连接的每个节点上都不遵守路由协议，那就谈不上互联互通的普遍性还有何意义。

另外，“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反映了非常后现代、非常路由器的互联网思维。相当于指出了路由器的去中心化特征，互联（仁）不在于非有中心节点不可（不必非靠君王这样的中心hub），如果中心hub（君）不遵循路由协议（如夷狄之不懂礼），整个系统就会象“诸夏之亡”那样，在局域网水平就分崩离析了。那样的话，有中心节点与没有中心节点就没有两样了。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乐代表一种具体性、情境化，礼只不过是乐的锦上添花。孔子的思想在这里太象路由器独有的思维（实际是互联网思维）了。如果按现代性思维（工业化思维），感性的、与本能近邻的事物，都不过是抽象事物（如绝对理念）的一种显现。但《论语》和路由器的逻辑都是反的。“绘事后素”表明，礼后于乐。相当于具体先于抽象，情境先于普遍，节点先于全网。这是强调分布式节点（草根）优先的互联网才特有的思维。举例来说，分享经济认为具体的使用，优先于抽象的价值。有些事情，细节（如灌）不对，往下就不用看了。而具体的事情本来并不难，人人可以了如“指掌”。是脱离实事的理性害了人，让人无法回到人本（即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节点）。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郁郁乎文哉”一句表明，孔子不是由于周礼之普世价值而推崇它，而是因为这种礼已经“文”化，即感性化了。同样路由协议的自治（AS）效力，也不在它的抽象性，而在于它在每对具体邻接中，可以实现象文化一样的自组织。文化就是无师自通，不需要老师讲抽象规律，凭本能就可以通。

 然而，把《论语》与路由器原理理解为经验主义，又大错特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说明孔子不是经验主义者。英国经验主义与德法唯理主义一样，是启蒙理性的一体两面。《论语》与路由器原理强调的具体性，更接近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而非直观本身。不是否定普遍性，不是把节点与全网对立起来，而是再三强调二者不能脱节这一点本身。西方思维（工业化思维）相比之下，相当于节点也强调了（经验主义），全网也强调的（理性主义），但二者是对立的，是二律背反的。缺了“诚”（互联融合）这个理念在二元之间。

“不与祭”中的与，可译为access，即参与。孔子讲，如果不直接参与祭，就还不如不祭。参与，就是诚（融合）的实现方式。如果不参与，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就是脱节的。对路由器来说，如果做不到相邻节点与节点的直接邻接，互联就还不如不互联。因为相邻节点一断，互联关系就谈不上了。推广来讲，光拥有（ownership）还不够，还必须access其中。ownership（普遍的）价值是虚的，access（践行实事）才是实的。王阳明后来发展为知行合一，深得路由器原理其中三味。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有人讽刺孔子入太庙每事必问表明他对礼不太懂，孔子反唇相讥，认为礼是具体的，一事一礼，所以事事必问。这也与路由器原理相通，每一对邻接节点周围的上下文形势都是不一样的，互联互通在具体情境下各有各的不同，不能以为掌握了单一教条就可以搞定。

 同样道理，在射与羊这类具体事情上，它们本身的轻重是一回事，但依它们与谁相联系，这种轻重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同样，礼与忠分享的是同一种道理，但依上下位势关系不同，表现为不同的行为。西方思维容易出教条主义，而东方思维下难出教条主义，与东方这种权变思维有莫大关系。路由器可以说是技术上的权变工具，最适于复杂系统。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一，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在临事的变通解释上，常表现出就事论事的行为艺术。邻接在这里表现为根据具体上下文进行“诡辩”，说一些场合下的话。周为典范，也有“使民战栗”这种丑事，孔子赶紧说不提不提；管仲以大气著称，孔子偏偏说他“器”，结合“君子不器”，相当于直言管仲不是君子，原因就是认为他大节有缺（在礼上有失）。但与诡辩稍微有别，孔子的“诡辩”内容上具有仁这个内涵，意在维护仁的形象而不惜过正。例如，推崇文王，但对周武王却有微辞，以为战争至少在程序正义上，是不符合合作原则的，因此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符合仁的，虽有小过而不掠其美；不符合仁的，虽有大美，不掩其瑕。这就好比，路由器虽讲OSPF，但也要考虑开销，进行具体优化，进行各种变通。就好比前两个红绿灯堵车到眼前了，眼前红绿灯马上放行，就未必符合最短路径优先的原则。互联互通（仁）也象交通一样，需要根据整体交通状况，决定眼前的交通指挥。

这体现的是乐的神髓，乐虽感性，但因符合道与理，因而适中，凡事过犹不及。适中，又非理性，这里是指适情境之中，而非静态的、固定不变的理性之“中”（如古典主义）。孔子对《关雎》的评价，与G.E.莱辛对拉奥孔的评价是一样的。这进一步证明孔子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否则会任情感走极端）。关键在于自然而又有度。这些都是路由器OSPF所要把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