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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秦至南朝的800余年，是云南早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全面建立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奠定统治云南的政治格局，也开通了云南地区几条重要的交通线。秦汉蜀晋南朝诸朝的治边方略，对云南通道的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秦汉蜀晋南朝诸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间的关系， 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收集相关材料，试为考述。 一、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据有中原，自称始皇帝，开始统一东南与西南地区。秦始皇有开疆拓土的宏愿。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登琅邪台，立石以“颂秦德、明得意”，刻石有“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之言，生动地刻画出其以扬威德于天下而顾盼自得的意态。 统一六国后不久，始皇发动对岭南越人的进攻。经过数年残酷的战争，征服岭南越人地区。秦朝于岭南地区置南海郡、桂林郡与象郡，其中象郡辖今贵州东部以及广西西南部，管辖范围似未达云南。象郡治所在临尘（今广西崇左）。 秦国经营西南地区的另一举措，是攻据并积极开发四川盆地。春秋时期，蜀国与巴国分别据有四川盆地的西部与东部。巴与蜀世仇，蜀王伐与巴结盟之苴侯，巴乃求救于秦。 周慎王五年（前316），秦军伐蜀，蜀国亡。秦又灭巴，蜀巴之地尽入秦国版图。 秦于蜀国旧地置蜀相及蜀国守，封蜀王后裔为蜀侯，推行郡县与土长结合而治。周赧王三十年（前285），蜀侯绾因“谋反”被杀，秦未复置蜀侯，而在蜀地彻底实行郡县制。秦蜀守李冰乃开成都两江，溉田万余顷，“姑皇得其利，以并天下。” 经过秦国与秦朝长达110余年的经营，至公元前202年西汉代秦，四川盆地已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地，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经济核心区域。 至于与象郡西面而邻、与蜀郡南面接壤的今云南地区，秦始皇似不甚注意，大致以之为蜀郡附带管辖的区域乃至徼外。秦国统治四川盆地期间，官吏常頞开通五尺道，“诸此国（方案：指宜宾至滇东北）颇置吏焉。”“五尺道”因道宽秦五尺而得名，其道始于僰道（治今四川宜宾），经滇东北迄于郎州（唐置，治今云南曲靖）， 另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可见秦曾于滇东北部分地区设官守，在今四川西昌等地拓路置郡县，但详情已不可知。《汉书·地理志第八下》又言：秦朝“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看来通过五尺道与至西昌道，秦朝的势力延伸或影响到今川西南与滇中等地。 秦大致以蜀郡南面之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为徼外，还可举以下记载为证。继言“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之后，《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说：“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据《华阳国志·蜀志》：“（汉高祖）虽王有巴蜀，南中（方按：指今滇、黔和川西南地区）不宾也。” 另据《史记·大宛列传》：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大夏，亲睹通过身毒地区运售大夏的蜀布与邛竹杖，推测蜀地与大夏之间存在民间商道。武帝乃遣使自犍为（治今四川宜宾）四道并出觅通身毒道，使者分别发自駹、冉（即冉駹，今四川茂汶一带）、徙（今四川天全）、邛（今四川西昌一带）、僰（今四川宜宾一带），随后被巂、昆明等部落所阻。 可见上举之冉駹、徙、邛、僰，应是蜀郡实际控制范围在西面、西南面的极边界，秦人认为以外的地区，为荒芜之地乃至迷茫不可知的徼外。 秦对经营今云南地区虽不甚重视，但其拓建今四川联结滇东北的五尺道，并在成都至今西昌一线设治修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以蜀地为基地经营云南的方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为后世所遵循。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汉初的60余年间，百废待兴，且忙于抵御匈奴，统治者“开蜀故徼”而暂弃西南夷（方按：指今云贵、川西地区）。前141年刘彻继位。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的国力大为增强，武帝开始关注南方。颇具意味的是西汉几次经营西南夷，均与其地的交通线有关。或者说导致西汉经营西南夷的主要原因，是武帝企望开通自僰道沿牂柯江（今北盘江）达番禺的用兵通道，以及自蜀地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的国际通道。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进攻南越，大行王恢受命出击闽越，王恢遣番阳令唐蒙喻晓南越。唐蒙在番禺睹产自蜀地的枸酱，归长安后询蜀贾得知，枸酱为经夜郎地区之牂柯江运来，遂建言开夜郎通道，以备将来出奇兵袭南越，武帝许之。唐蒙率军赴见夜郎侯多同，赠礼许愿，遂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并开通由僰道至牂柯江的道路。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县，武帝以之为中郎将遣往，于卭筰、冉駹之地置一都尉十余县，隶于蜀郡，并复通由成都达邛都（今四川西昌）之秦代旧道。元朔三年（前126），朝廷为抗御匈奴于北方建朔方城，用度浩大，同时西南夷屡反，武帝乃诏罢西夷，仅存犍为郡与夜郎的两县－都尉。 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奏所见蜀布、邛竹杖为大夏人购自身毒，应有道路自蜀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并说由羌中道路出使大夏甚险，走蜀通身毒道近且无寇，大宛及大夏、安息等国“多奇物”。武帝遂复事西南夷，遣四路使者觅通身毒道，被巂、昆明等部落所阻。 元鼎五年（前112），西汉第三次经营西南夷。其年南越反，汉遣五路兵击之。其中一路兵发自巴蜀过犍为，经夜郎沿牂柯江趋番禺。南越既平，汉军沿原路返回，诛反抗征兵之且兰部落，平夜郎之地设为牂柯郡，治故且兰（在今贵州黄平西南）。汉军又杀邛君、笮侯，冉駹等震恐，请求置吏，汉遂于邛都置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于笮都置沈犁郡，治笮都（在今四川汉源东北）；在冉駹置汶山郡，于广汉置武都郡。武帝又使汉军威逼滇王入朝，滇王未从。前109年，武帝征发巴蜀兵临滇，滇王举国降，汉于其地设益州郡，治滇池县（在今云南晋宁以东）。 西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犍为、越巂、沈犁、益州诸郡，均为重要通道所必经。《史记·大宛列传》集解甚至说：武帝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诸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即认为武帝用兵西南夷且置益州诸郡，是为了打通至大夏的道路。 为彻底开通由蜀经西南夷、身毒至大夏的通道，武帝费尽心机，而终达目的。《史记》说：西汉派出寻觅通身毒、大夏道路的使者，屡为巂、昆明所阻，“终莫能通至大夏焉。”元封二年（前109），西汉遣将军郭昌率兵数万攻巂、昆明，“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 次年武帝在长安修昆明池操练水军，欲与巂、昆明作战。六年，汉廷又遣郭昌率兵攻巂、昆明，郭昌因无功夺印。《史记·大宛列传》言：“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大夏）。”司马迁关于西汉终未开通至大夏道路的说法有误。据笔者考证， 自元封六年（前105）郭昌征昆明之后，武帝联合滇王继续用兵，终于打败巂、昆明，并将巂、昆明活动的区域并入益州郡管辖。汉军还击败分布滇西的哀牢夷，开通渡兰沧水（今澜沧江）、经身毒至大夏的蜀身毒道（又称博南山道，因途经澜沧江畔之博南山而得名），并于澜沧江两岸置不韦、巂唐两县。开通蜀身毒道之时，《史记》或已杀青，因此上述史实未能载入。 西汉经营西南夷的另一重要方略，是充分发挥蜀地管辖今云南地区的重要作用。西汉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益州部刺史管辖蜀地诸郡，以及今云南及其附近地区之犍为郡、越巂郡、益州郡、牂柯郡。 为巩固蜀地与西南夷的联系，西汉极力发展两地之间的交通。在前代旧道的基础上，西汉将始自僰道的五尺道由今云南曲靖延至滇池地区，元光五年（前130），又开通由僰道经南广（治今四川筠连西南）至平夷（在今贵州毕节县）的南夷道，次年于此道设驿亭。 西汉积极经营南夷道，可能与巩固经五尺道进而沿牂柯江南下番禺的道路有关。在此前后，司马相如受命率众于孙水上架桥，开通由成都南下邛都（今四川西昌）的零关道（因途经蜀地之零关而得名）。为拓建这几条道路，朝廷大量征用蜀地诸郡的租赋，并征调汉中、广汉、巴、蜀四郡数万民工。筑路士卒民工劳作数年，死者甚众，西南夷又屡反，汉朝镇压而“耗费无功”，兼之北方建朔方城用度浩大，武帝遂于元朔三年（前126）诏罢经营西夷。 东汉建立后，大致继承了西汉统治云南的基本方略，即沿袭蜀地对云南的行政隶属关系，确保五尺道、零关道的畅通，并重视经营蜀身毒道。在国际通道的建设方面，东汉取得较西汉更大的成就。 东汉之边郡，多置都尉及属国都尉，“治民比郡。” 实际上把西汉在边疆设置的属国升级为郡级行政机构。安帝在边疆地区设六处属国都尉，益州刺史部辖广汉、蜀郡、犍为等三处属国，其中犍为属国（治今云南昭通）辖朱提（治今昭通）、汉阳（治今贵州威宁以东）二县，西汉的堂琅县（治在今云南巧家县）并入朱提县，存邬县（治在今四川宜宾）并入汉阳县。 对西汉所置犍为郡，东汉保留并增置犍为属国，这些举措对五尺道的安全与畅通颇为有利。犍为属国的辖境，南面达今云南东川，已入今昆明市辖境。犍为属国与益州郡辖地相连，使由僰道南下益州的使臣或商旅，路途中一直处于官府的有效保护之下。两汉时期，由官方组织来自蜀地的移民大量入今云南，尤以今滇东北、滇中一带最为密集。移民带来先进的经济文化因素，有利于云南地区的开发。五尺道与零关道成为今云南联系外地的要道，促进了蜀地与云南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汉加强对蜀身毒道的管理与经营。建武二十三年（47），位今云南保山、永平间的哀牢部落，与附汉之鹿茤部落屡战失败，惧而诣越巂郡请求内属，东汉封其首领为君长，渠帅皆称王。永平十年（67），东汉增设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在今云南永平西北）。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众内属，有称邑王者77人，众55万余人。东汉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 永昌郡为东汉著名大郡，辖今祥云以西的云南省西部与西南部地区，以及相邻的缅甸东北部。永昌郡的设立，基本上奠定了封建时期中国西南部的疆界。 蜀身毒道入今缅甸后有两种走法，一种是过今缅甸北部、印度阿萨姆邦西部继续前行，可达地中海地区。另一种走法是入缅甸达杰沙（江头城），沿伊洛瓦底江南下，经水路或陆路至伊洛瓦底江口出海。永昌郡计辖八县，即巂唐、比苏（治今云南云龙）、楪榆（治今大理以北）、邪龙（治今云南巍山）、云南（治今云南祥云东南）、哀牢（治在今保山西南）、博南（治今云南永平）、不韦（治今保山）。 值得注意者，为此八县大都位于蜀身毒道云南段之沿途，可见东汉增设设永昌郡，确有保障蜀身毒道通畅方面的考虑。永昌郡的设置，还使蜀身毒道行经的缅甸东北部地区，纳入封建王朝管辖的范围。可以说，东汉因经营蜀身毒道而得以建立永昌郡，永昌郡置立后，又以保护及管理蜀身毒道为其重要职责。 开通由滇中至交趾（今越南河内）的水陆通道，是东汉的又一重要贡献。建武十九年（43），伏波将军马援奉命镇压交趾二征起义，他率军沿麋冷水道出进桑（治在今云南屏边县境），经贲古（治在今云南蒙自东南）、西随（治在今云南金平县境）至交趾，开通此道以运输军粮辎重。其道因经进桑关又称“进桑关道”。 道路的走向为由滇中南下至今蒙自，沿红河经今屏边地界达今河内，沿途“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另据《汉书·地理志第八上》，西汉于进桑县红河畔设进桑关，可见其时红河已有民间的水陆运输活动，西汉因此设关管理。马援遂正式开辟这条通道供官府利用。红河水流湍急，夏秋季水位落差大，逆水行舟不易，走交州道通常是自滇中顺流南下，由交趾陆行北上。由有关记载观之，在五代交趾摆脱中原封建王朝控制之前，中国内陆与交趾的联系主要通过海路，行经交州道者，主要是民间的商旅与朝廷派遣的军队。 东汉时期，与东南亚、南亚及其以西地区的联系堪称频繁。据《后汉书·西南夷传》：永昌郡盛产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等珍物，其中一些来自永昌以外的地区，如蚌珠主要产自今缅甸丹老海岸。通过蜀身毒道与交州道，中南半岛的掸国、骠国与地中海东岸的大秦，曾多次遣使至汉。据《后汉书·本纪》：永元九年（97）、永宁元年（120）与永建六年（131），掸国三次遣使至汉。《后汉书·西南夷传》对永宁元年的入贡作如下记载：“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袁宏亦言安帝时掸国至汉献幻人，并说：“自交州塞外檀国（按：即掸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 可见其时中南半岛诸国远赴中国北方，可选择走经由缅甸或过越南北部的两条通道。 二、蜀汉时期 中平五年（188），东汉以刘焉为益州牧。刘焉阻断斜谷道，与子刘璋统治益州20余年。其间对南中（今云贵地区）能有效控制的区域，主要是犍为属国与益州郡。顺帝前后至蜀汉延熙初年，今四川汉源一带的牦牛夷，隔断由成都达邛州的零关道，行旅由成都赴南中，须改走安上（今四川屏山）一线，新道“既险且远”。 刘备据有益州之前，诸葛亮向他提出占据荆州与益州，待天下有变乃问鼎中原的方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为其内容之一。建安十六年（211），刘璋为拒曹操迎刘备入蜀，十九年刘备驱刘璋占据益州。以平定南中诸族反叛为界，蜀汉对南中的统治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因控制程度有限，蜀汉的基本策略是安抚笼络地方势力，任命南中大姓与夷帅为官吏；大姓、夷帅若有反叛，多从宽处理，不轻易用兵。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对南中进行全面深入的统治。主要做法是：注重揽收人心，树立威信，同时镇抚兼用。坚持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决非如后人所说，蜀汉在南中不留将、不留兵，也不运粮。在南中积极发展生产，并大量征收赋税，从诸族中征调丁壮，为蜀汉北伐服务。 刘备据有益州，于建安十九年（214）以邓方为犍为属国都尉，不久改朱提郡。又设南中最高统治机构庲降都督，治南昌县（在今云南镇雄县）。章武二年（222）庲降都督邓方卒，刘备以李恢继为庲降都督，改驻平夷县（在今贵州毕节县境）。 以后，蜀汉相继恢复东汉时的越巂郡、益州郡、牂柯郡与永昌郡，但于后数郡的控制程度十分有限，真正掌握的地区仍是今滇东北。 章武三年（223），刘备攻吴失败病死白帝城，越巂郡叟帅高定元据郡称王，牂柯郡大姓朱褒、益州郡大姓雍闓闻风响应。越巂、益州、牂柯三郡相继脱离蜀汉，永昌郡大姓吕凯闭境坚守，仅朱提郡仍被蜀汉控制。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率军南征。征讨以打败越巂、牂柯反叛势力为突破口。诸葛亮亲率主力攻越巂，令马忠从东路击朱褒，派庲降都督李恢由平夷伐建宁（今云南曲靖一带）。由于准备充分，对策正确，出兵11个月即平定南中。 蜀汉把庲降都督从平夷移至味县（今云南曲靖），在味县驻扎重兵并屯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建宁郡（蜀汉置，治今曲靖西），治故庲降都督屯也，南人谓之屯下。”蜀汉又分越嶲、建宁两郡地置云南郡，郡治弄栋（在今云南姚安北）。蜀汉加快滇中以西地区的开发，似与保护经过此地的蜀身毒道有关。庲降都督李恢又迁永昌郡濮民数千落于云南郡和建宁郡，“以实二郡。”这是蜀汉在南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有力地促进了云南郡与建宁郡辖地的开发。此后的数百年间，今曲靖一带成为云南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 蜀汉以强硬的武力复通了零关道。自诸葛亮讨定后，越嶲郡“叟夷数反”，郡太守不敢驻治卭都（今四川西昌），而移驻距卭都800余里的安上县。蜀汉以骁将张嶷为越嶲郡太守，他进讨骁劲的北缴捉马部落，擒其渠帅魏狼，奏准封魏狼为邑侯，“诸种闻之多渐降服。”又诛杀降而复叛的苏祁邑君冬逢及其弟隗渠，夺取盛产盐铁及漆的定笮。汉嘉旄牛夷首领狼路接受招降，隔绝百余年的零关道遂得以恢复。 诸葛亮南征之前，蜀身毒道永昌以东的路段十余年不可行。越巂、益州、牂柯三郡地方势力俱反，永昌郡大姓吕凯与府丞王伉，率吏民闭境拒雍闓，避免战乱破坏。 南征以后，蜀汉先后以王伉、霍弋为太守，加强对永昌郡的统治，并在蜀身毒道所经澜沧江渡口建竹索吊桥，穿索石孔至唐代犹存。 以后，蜀汉及两晋对云南能牢固控制的地域，也凭借五尺道、零关道与蜀身毒道东段，由蜀地南下扩展到洱海以东的滇中地区。蜀汉还在永昌郡增设一些新县，其中的西随（治今金平）、永寿（治今耿马）、南涪（治今景洪）三县在今临沧与西双版纳两地，推测已初通由今景洪至今老挝、泰国北部的道路。 蜀汉治滇的另一重要举措，是竭力保持交州道畅通，以和孙吴争夺交趾。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汉朝交趾太守士燮降吴，岭南遂为孙吴据有。二十年，刘备与孙吴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蜀汉。 孙吴自据有岭南和今湖南地区后，与南中接界并睥睨其地。士燮暗中联络益州大姓雍闓，嘱雍伺机而动。 蜀汉平定南中后，分建宁、牂柯两郡辖地置兴古郡，治宛温（在今砚山以北）；以加强对交州道的控制与管理，同时牵制交趾。 景元四年（263），蜀后主刘禅降魏。吴交趾郡吏吕兴杀太守孙谞投魏。魏以蜀原庲降都督霍弋续任本职，并以霍弋遥领交州刺史，以吕兴为安南将军，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吴为取回交州，与魏进行激烈争夺。霍弋奏准以建宁大姓爨谷为交趾太守，率将军董元等经交州道赴交趾。爨谷死后，晋先后以马融、杨稷为交趾郡太守。泰始四年至七年，交趾晋军凭借通过交州道获得的后援，与从荆州道、建安海道来的十余万吴军进行激烈的拉锯战。最终交趾城中食尽，城池被吴军攻破，九真郡与日南郡“皆降于吴”。 太康元年（280），晋军攻入吴都建业，吴主出降。交州刺史陶璜亦降，交趾遂为西晋所有。 、 三晋南朝时期265年司马炎改魏为晋。西晋统治今云南的基地，仍是晋宁郡（治今云南晋宁）与建宁郡（先后治今云南曲靖和陆良东北）。 西晋立国后，仍以降晋的蜀汉庲降都督霍弋续任原职，并以霍弋遥领交州刺史，许其“便宜选用长吏”。霍弋死后，晋以其子霍在接替任庲降都督。霍氏在南中 “领其兵，和诸姓”，大体上仍实行蜀汉以来的治策。西晋以吴静为庲降都督，“在官数年，抚恤失和”，西晋遂征吴静回还，以鲜于婴代之。泰始六年（270），西晋从南中分出建宁郡、兴古郡、云南郡和永昌郡，设立与益州同级的宁州，以鲜于婴为刺史。太康五年（284），西晋撤消宁州，将宁州四郡仍并入益州，同时在原宁州地区设军事统治机构南夷府，以李毅为南夷校尉。南夷府向诸夷征收沉重赋税，“每夷供贡南夷府，入牛、金、旃、马，动以万计。”“其供郡县亦然。” 以后西晋以广汉太守王逊为南夷校尉兼宁州刺史。王逊之强横粗暴又超过李毅，对大姓多有压迫和打击，导致数十年间宁州大姓激烈争斗，今滇中、滇东北地区也被战火破坏。 东晋建立后，于永昌元年（322）任命零陵太守尹奉为宁州刺史、南夷校尉，但南中残破的政局已无从收拾。咸和八年（333），成汉政权首领李雄攻破宁州，尹奉出降。不久，牂柯郡大姓太守谢恕反正仍奉晋为正朔。元熙二年（420），东晋灭亡。 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西晋草率改变今云南地区属蜀地管辖的传统，设立与益州同级的宁州，但遭到失败。西晋还放弃蜀汉依靠南中大姓、重视调整民族关系的做法，代之以残暴、生硬的统治方式，致使宁州地区出现全面的社会动乱。 东晋继立以后，对宁州的统治亦无起色。 南朝继承东晋对宁州的统治，但实际控制的程度明显减弱。刘宋仍置宁州（治今曲靖），下辖15郡，81个县，范围大致包有今云、贵两省，于今川西南地区，则另设辖于益州（治今成都）的越嶲郡（治今西昌）。刘宋时所任命的宁州刺史，大都末赴宁州就职，大致是封南中大姓为宁州刺史代为统治。在南齐的统治下，对宁州仅能控制滇东北和黔西地区。萧梁以萧纪为益州刺史，在蜀统治17年。太清二年（548），内陆爆发候景之乱，梁宁州刺史徐文盛招募数万人赴内陆平叛，一去不返。 陈朝仍遥授爨氏大姓为宁州刺史，徐文盛离滇之后，宁州实际上被爨氏大姓所割据。 晋南朝时期，宁州的通道建设虽无新的建树，但前代旧道大都仍可通行，如零关道与五尺道。晋代左思《蜀都赋》：“驰九折之坂。”九折坂在零关道严道县以南的一段。另据《华阳国志·蜀志》：三缝县，通宁州，“渡沪得蜻蛉县。”三缝县在今四川会理南，蜻蛉县在今云南大姚、姚安一带，可知零关道在晋代仍为可行通道。自滇中赴蜀还可走五尺道。经五尺道由味县（今曲靖）达朱提（今昭通）后，可分别经水路和陆路达僰道（今宜宾）。《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水路有黒水（今南广河）、羊官水（今横江）两途，皆“至险难行”。陆路经牛叩头、马博颊诸坂，“亦艰阻。”途经商贾作歌道：“庲降贾子，左儋（担）七里，”以挑担七里始得换肩，来形容路途之艰险。隋初益州总管梁睿也说：“朱提北境，即与宁州接界。” 萧纪为梁益州刺史时，“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萧纪开建宁、越嶲之后，“贡献方物，十倍前人。” 看来萧纪统治益州时，五尺道与零关道利用的情形明显改善，南中土产亦运至蜀地。 自交趾经滇中沿五尺道入蜀的道路，有多处史载提及。《晋书·陶璜传》说：滇南与交趾之间“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左思《蜀都赋》言：从交趾经牂牁、犍为（方案：指东汉犍为属国，治今昭通）的道路，“经途所亘，五千余里。”还见大秦（古罗马）商人浮海至交趾登岸，经云南而北上的记载。两晋时一些宁州大姓受命率军远征交州，或被派到交州任职，也是通过由滇中至交趾的通道。但就有关记载观之，宋代以前，交趾联系中国内陆，主要路线仍是走海路。 这一时期蜀身毒道似可通行。据立于刘宋大明二年（458）《爨龙颜碑》：大姓爨龙颜袭封邛都县侯，“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爨龙颜身率五千之众，“身伉矢石，扑碎千计，肃清边嵎。”“缅戎”指今永昌郡南部的少数民族，爨龙颜此次出兵，似与保护蜀身毒道的西段有关。 由唐及清，诸朝的治边方略呈现不同于前代的特点，随着封建王朝与地方政权对云南经营的加强，云南地区的通道又出现新的变化，但这已是另文阐述的内容。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编者按：因格式问题，本文注释皆略去，引用请核对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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