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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推送请访问松云书会微站 回复目录或索引或index查阅以往讯息存目 依提示回复相应取阅号即可查阅相应文章 美国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 Carlton J. H. Hayes (1882 – 1964)为今天国内读者熟知，多半是因为他与穆恩（Parker Thomas Moon）、韦兰（John Walter Wayland）合著的《世界史》教材。文革后期，中美关系改善，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中央民族学院早已靠边站的老教授们奉命合作，重译了这本书供有司参考，1975年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署名，交由当时还是人民出版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内部出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显然是难得的读物。海斯的《世界史》与吴文藻等人合译的另一本威尔斯《世界史纲》（1982年人民出版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极为少见的世界通史译著，加之篇幅适当、译笔流畅，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有数家出版社不断重新包装上市挣钱。
其实，作为当时美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海斯的一系列欧洲史与世界史著作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陆续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过，影响了几代学人。海斯也是民族主义研究的先驱。1926年，他出版了《民族主义论文集》；1931年又出版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这两本书都在英文版面世后不久就被译介到了中国——可以想象，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程度不言而喻。
《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在学理上更加纯熟，系统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义的历史类型划分（人道民族主义、雅各宾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等）。1936年黄嘉德先生（1908-1993）将之译述为《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黄先生当时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8年留美回国后在圣约翰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后来调至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是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译者。）这本书大概十年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出过，译者署名却是帕米尔，明显是把当年台湾的出版商帕米尔书店误植为译者了。去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据国图馆藏，出版“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将其收入政治学类重新出版。
海斯作品最早的中译却应该是《民族主义论文集》。1930年11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蒋廷黻组织翻译的该文集中文本，名为《族国主义论丛》，译者将Hayes译为“海士”。（黄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也沿用了海士这个译名）彼时蒋廷黻在南开大学任教，从书中他写的“译者介绍词”来看，该书在1928年秋就已经译成，并且专门请海斯本人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短文作为“著者特序”，而且，这篇短文的译者也是名家——蒋廷黻当时的同事萧公权教授。
蒋廷黻《族国主义论丛》这个译本此后未见重版，倒是国内一些研究蒋廷黻政治外交思想的学者注意过有这样一本译著的存在。蒋廷黻在政治观念上或许与海斯相近，但处境各异，立场有别。他在“译者介绍词”里这样说：
海士教授对族国主义的态度是冷淡的、批评的，甚至于反对的。但他以为族国主义的势力已经太大，已经深入人类的骨髓，若欲废之而崇大同主义实等于挽狂澜于既倒。这是不可能的。事已如此，所可能的惟有纠正族国主义的偏激而谋国际主义的促进。我个人的态度与海士教授大致相同然不尽同。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却以为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同时我愿意承受海士教授的劝告：中国应图主权及土地的完整，却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的政策所不能谋得的。同时中国若不速受族国主义的洗礼，不但中国对国际主义的进步不能有所贡献，且中国本身反将变为波耳幹半岛之第二，反将成为列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用武地。我们怎样能收族国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促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这是个科学的问题，值得我国政治家及学者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Nationalism的翻译上，显然蒋廷黻动了一番心思。译作“族国主义”而不译作“民族主义”或者“国族主义”，就是要强调族国与城邦、帝国是不同时代的主要国家形态。“简单言之，凡人民同文同史同化者可谓为民族；以民族成国者可谓族国；以为族国应对内对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并应享受人民至高无上的忠爱，这就是族国主义”。Nationalism的核心关切在“国”不在“族”，没有族国主义，就会国将不国，蒋廷黻这样学贯中西的史家再清楚不过。
蒋廷黻192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后回国，海斯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蒋廷黻回国后先后在南开、清华任教，期间指导了未来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权威费正清。
堪值玩味的是，《族国主义论丛》的著者和译者师生二人日后都有从事实际外交工作的经历。二战期间，身为欧洲史专家与天主教徒的海斯于1942年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他敏锐地把握住了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差别，在把西班牙拉在美国阵营这件事上，海斯厥功甚伟。1945年卸任后，海斯回到学界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也是这一年，蒋廷黻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又兼了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4年后卒于纽约。
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将军作为新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安理会讲台上以中文慷慨陈词。伍修权发言时特意质问：既然中文是联合国的法定正式语文，那么之前发言的这位所谓“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先生号称自己代表的是中国，为什么全程都在讲英文呢？对面的蒋廷黻一语未发，沉默以对。
以下附上海斯1928年5月为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所做的序言，序言译者萧公权。将近90年后再看这些话，似乎太阳底下真没有太多的新鲜事吧？
海士《族国主义论丛》中文译本特序
蒋廷黻教授来信说：他同他的几个学生，正在进行将我所著的《族国主义论文集》译成中文。我得信以后，一方面感着欢喜，一方面又怀着疑惧。欢喜是因为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已有人注意，而且得我好友蒋教授监督全部翻译的工作。他的学识，我所素知；他们的成功，可以预料。疑惧是因为这本书原是一个美国人所著。美国是欧洲人所谓世界的泰西。现在这本书将被翻译为远东一个民族所读。泰西远东固相连接，然其间总有不同之处。我于东方所知甚少，今以西方人的眼光为西方人著书，书中所衔的使命或者有被东方人误解的可虞。
近来西方人士固然常常宣传中国人的族国主义：中国的国民党，中国青年的排外运动，中国人对于取消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及恢复自立主权的要求。然而中国人的族国主义究竟是否与本书所说西方人的族国主义完全相同，或只是中国人闭关自守旧态度的新变象，又或仅是中国人对于现代世界政治潮流的一个自然的反动？
这些疑问只好让比我知道东方情形较深的人来答复。至于中国近来社会政治变化的价值，我亦不担任评估。现在我只要将我认为与中国各问题有关系的一件事，唤起本书中国读者的注意。
我想中国人无论男女，没有不希望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上占一相当的及光荣的位置。对于此种合理的希望，我个人与西方多数人士，都极愿祝你们完全成功。据我所见，中国人想达到此希望，须做一反一正两层的工作：反面的工作是打消从前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事情：例如收回租界、关税自主、撤销治外法权等，都是一部分当做的工作。中国人民对于此等事情极感愤慨，亦是自然的。我不但承认此等事情的重要，而且承认中国人的要求是合于正义。然而我尚希望中国人民同时能够认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正面工作。
第一，中国应当勉力建设一个能与世界各国维持通常国际往来的行政机关。国际往来的本身决不是一件坏事。其实在近世情形之下，国际往来是不可免的，亦是极有益的一件事。然而除非中国有一精干有力的行政机关，国际往来对于中国及其他各国，将失去不少的价值。 第二，假若中国人不但能够研究收回已失国权的方法，并且能注意如何使中国精神的与经济的生活成为与世界各国生活上合作的一个势力，以为建设本书下半部所说的国际合作制度的预备，我想中国可以提早她达到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时期。照通常事实的观察，一个人对于社会的福利贡献愈大，社会亦愈情愿嘉许他的服务，而给他以应得的地位。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一个国家对于人类的福利贡献愈大，世界各国亦愈情愿给她以应得的平等光荣地位。
现在我把上面的意思，具体的另说一遍：中国的事务此后将与其他各国的事务互相衔接，如犬牙交错，一天比一天密切。中国人民应当设法，使此日趋密切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全世界。至于独利的思想，自大自尊的倾向，都应当一概摒弃不取。据我所见，如此做去，方是中国同世界兴盛和平正路。
知道族国主义是西方时髦品的中国读者，也许驳我，说我拿已被西方人拒绝的忠告，来劝中国人。如此驳我，的确是颇有事实的根据。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实，也是西方人一件可耻的事实。然而同时我希望中国人民能明白不但现在西方赞成国际主义的意见已渐渐的发展，并且近世生活中根本的各种事实亦渐趋于国际化。我想无论如何，中国最好能够放弃摹仿西方狂热族国主义之罪恶的权利，而勇往直前的采取一个国际眼光的人生观。中国终久只有受益，决不致受害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海士序于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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