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开封书店街：以此为名，天下仅有（上）

书店街入口

历史沿革介绍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书坊，以至于故宫每次展这件珍宝之时，我都会仔细盯着此图上的这间书坊，那种亲切之感，非此道之中确实不能体会得到。这幅绘画作品当然不是为了描绘北宋的书店形象，其所包涵的丰富内容成为了后世专家们研究不断的话题。而开封当地当然也会借势而为。我到达开封后，开封图书馆的两位张老师介绍我寻访之时，走进古城墙不远，就被街上的行人堵得水泄不通，张家路告诉我，前方正是“清明上河园”，而此园乃是近年的新造景点，其建造手段就是按照《清明上河图》而来者。

前后一样

闻其所言，我突然来了兴致，马上请教他，里面是否建造出了那个著名的书铺，张老师遗憾地说，别看自己生活在开封，但因为更多的精力用在探访真的历史遗迹方面，这样的人造景点他还真没进去看过。闻此所言，我顿时没了兴趣。开封一地文化底蕴深厚，虽然经过了黄河的几次淹没，但毕竟还有不少的遗迹在，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寻访自己计划中的目标吧。

步行街

藏书繁荣的前提首先当然是刻书，而北宋时期东京汴梁已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刻书中心之一，然宋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的一段话，被后世的相关文献引用了无数回。虽然如此，我在这里还是需要抄录如下：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制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偏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叶梦得在这里列出了北宋末、南宋初时期著名的三处刻书中心，他认为这三处中，杭州所刻之书质量最高，其次是四川，最差的是福建。接下来他又提到了京师，也就是当时的开封。由“京师”二字可知，叶梦得说这段话的时候仍是北宋，因为他这段话中讲到了杭州，由此说明，杭州还没有成为南宋的首都临安。

老建筑，新涂料

而叶梦得说开封所刻的书版质量不比杭州差，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汴梁为上”呢？叶梦得给出的解释是：虽然汴梁刻版水平不比杭州差，但唯一的缺憾是刷书所用的纸张比不上杭州。而后他又解释了：为什么四川和福建刻本比不上杭州与汴梁？叶认为，这两个地方刻版所用的木材太过柔软，柔软之木虽刊刻容易、成书也快，但是难以雕造出精美的版面。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看来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古代的刻书史上，可惜北宋汴梁刻本至今一部也没有留下来，我辈已无法目睹汴梁刻本的精彩。

可惜不是书店

汴梁能够刻出这么好的书，当然跟朝廷的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更为重要者，这跟皇帝的思想与艺术水准颇成正比，《宋人轶事汇编》中有这样一段话：

杨大年，因奏对，偶及《比红儿诗》，大年不能对，甚以为恨。访《比红儿诗》，终不可得。忽一日鬻书者至，有小编，视之乃《比红儿诗》也。自此，士大夫始传之。

这里所说的杨大年，就是著名的诗人杨亿。在真宗一朝，他曾两任秘书监，更为重要者，他还跟王钦若共同编了著名的类书《册府元龟》。按说他也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即使如此，竟然被皇帝偶然问到的一句诗给难住了。这么博学的人物，竟然对不上一句诗，这当然令杨亿大为尴尬，他一定要找到皇帝所说之诗的出处，而且他竟然真就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了这句诗。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帝的博学，二是那个时代书商刻书的广泛。这也就间接地点明了，北宋时期的皇城刻书业是何等的发达。

跟书有关的业态

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中在谈到宋代刻书时称：“刻书印卖有利可图，故开封、临安……成都、眉山，纷纷设立书坊，所谓‘细民亦皆转向模锓，以取衣食’。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书最盛，为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张秀民说，在宋代无论是官刻还是私刻都很发达，所以他将这个时代称为“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私刻的大量产生也会泄露国家机密，因为那时候的书坊常常会刊刻朝中之事，但有些事情并不宜让外人得知，以至于皇帝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刻版。宋康定元年五月二日，仁宗下诏称：“访闻在京无图之辈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讲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宋会要辑稿·刑法》）

看到了第一家书店

可惜都是教材

显然皇帝的这个禁书令没有起到作用，后来的汴梁依然私刻风行，当时的大文豪欧阳修在至和二年给皇帝上了《论雕印文字札子》：“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曰《宋文》者，多是议论时政之言。……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

座椅也制作成了书状

像欧阳修这样的著名文人，都主动要求提出焚毁书籍，其理由是这些刻版之书很多都是议论时政，可见出版业不进行系统的管理，会产生怎样的负面效应。显然，欧阳修要求焚毁者乃是私刻，而官刻的情况却大不相同。靖康元年，金人打到了汴梁，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闻听此事后，准备带着他们的藏品南逃，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至靖康丙午年，候守淄州，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

有些历史

只有爱好收藏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但是李清照带不走那么多的藏品，于是她进行了精心挑选：“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李清照在挑选藏书的时候，先去除大部头的书，然而去除掉有重要的画作，接着再挑出去一些没有铭文的古器物，直到最后她再选择去除掉一些监本书。由这个挑选顺序可以看出，李清照认为，监本书要比以上的那些更为重要。

招幌上的“书”字

北宋国子监所刻之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当然这跟皇帝的重视有很大关系。当时的监本不但质量好，价钱还便宜，因为按照皇帝的要求，国子监所售之书，只收工本费，不可以营利，宋真宗明确地说：“此固非为利，正欲文籍流布耳。”（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三）

新华书店

到了宋哲宗元祐初年，国子监所印之书还是偷偷涨价了，陈师道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向皇帝提了出来：“伏见国子监所卖书，向用越纸而价小，今用襄纸而价高。纸既不迨，而价增于旧，甚非圣朝章明古训以教后学之意。臣愚欲乞计工纸之费以为之价，务广其传，不亦求利，亦圣教之一助……诸州学所买监书系用官钱买充官物，价之高下，何所损益。而外学常苦无钱，而书价贵，以是在所不能有国子之书，而学者闻见亦寡，今乞止计工纸，别为之价，所冀学者益广见闻以称朝廷教养之意。”（《论国子卖书状》）

陈师道说，而今国子监所卖之书，价格越来越贵，这有悖皇帝不求营利的初衷，他希望回到只收工本费的初始要求上来，而皇帝同意了他的这个建议。

地上的广告

北宋的朝廷不但是印书，皇帝对各级官员还有着大量的赐书之举，宋罗浚在《宝庆四明志》卷二中列举了赐书的数量：

经一百一十五部计五百八十一册

史七十九部一千三百四十二册

子一十五部四十五册

文集一百七十一部计一千二百五十册

杂文九十五部计七百二十八册

御书临帖五册

宸翰诏书一轴

右皇子魏王判州，藏书四千九十二册，一十五轴，淳熙七年有旨就赐明州，于是守臣范成大奉藏于九经堂之西偏，继又恐典司弗虔，乃奉藏于御书阁，列为十厨。嘉定十七年校官臣徐介点检，略有散失，其所存者如此。

对于这样大量的赐书，曹之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结出了三点：

和前代赐书相比，宋代赐书有三大特点：

（一）范围广。前代赐书多面向个人，而宋代赐书扩而大之，延及诸路、州、县、孔庙、学校等。

（二）数量多。宋代全国有200余州，若以明州赐书之例推而广之，全国各州则其有赐书14万多种、100万册左右，如果再加上其它单位所得赐书，其数量之大，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赐书内容以《九经》为主，《九经》是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宝，宋代皇帝动辄赐以《九经》，其赐书目的昭然若揭。为什么宋代赐书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呢？除了宋代重视文治之外，也与唐代雕版印刷的发明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