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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辞忠信，尧、舜、于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历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历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历之心，而行幽、历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用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候之学曰泮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饮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偏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和墨子的行仁义，乡愿的近乎忠信；尧舜及子之的禅让；汤武项羽的放伐；周公、王莽及曹操的摄政，一概论之而没有佐证，又将何去何从？同时，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都未曾鉴察区别，如果国家要修明堂、建辟雍（学校）、制历律、行封禅，又将有何益？所以《论语集注》中说道：‘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共行事之实也。’这个可以当成定论了。” 你所讲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区分，和前面说的舜与武王的情景大致可以类推，对于古今事变，你心存疑虑，前面在讲良知时，已经以规矩尺度作比而加以说明了，此处不再重述。至于说到修明堂、建学校之事，似应讲几句。然而，这些事情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暂且就你所说加以辨析，或许能消除一点你的困惑。关于明堂与辟雍的记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月令》和汉代学者郑玄的注疏中，《六经》与《四书》中，还未曾作详细记载。岂不为吕不韦和汉代学者郑玄的知识，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还要渊博？齐宣王时，明堂还有未毁掉的，可知，周幽王、周厉王时，周的明堂还完好无损。尧舜远古之时，用茅草盖房屋、垒土作台阶，明堂制度未必完善，但不因此而阻碍他们治理天下。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依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旧模样，但不能拯救周幽王和周厉王时的天下大乱。何也？这不是表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阶，也仿佛明堂；周幽王、厉王的蛇蝎心肠来实施幽王、厉王的暴政，即便是明堂，也是暴政实施的场所。汉代，汉武帝重新探讨明堂之事；唐朝，武则天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国政的效果又如何？君主建的学校称辟雍，诸侯建的学校称泮宫，均是根据地形而命名。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学问，其是以讲明人伦为核心，至于是否类似壁环，是否建在泮水边，都无足重轻。孔老夫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须有中和之德只有以声为音律，以身为尺度的人，才有能力制礼作乐。诸如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的工作。因此曾参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主要是为了让人们把握时间；舜，“在璇玑玉衡”，主要是为了“以齐七政”。这些都是争取尽快地用仁爱百姓的心来施行养民的政策。制定历法，掌握时令的根本，正是在于此。羲与和在历法数学方面的才华，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这方面的才华。尧舜的智能对事情并不能面面俱到，即使尧舜也不一定能从事羲和的工作。但是，到现在，依照羲和的方法世代修习，即便是曲知小慧之人，鄙陋的占卜之士，也可修订历法，占卜天像而不会有闪失。难道这是后代的曲知小慧之人反比尧舜、禹稷更能干吗？封禅之说更不可信。此是后代奸佞之徒为了讨好献媚，夸大其词，借以迷乱君心而浪费国力。这种欺天骗人、无耻之极的卑劣行径，君子不屑谈论。这也正是司马相如被后人耻笑的原因。然而，你则认为这是儒生应学的，只怕有欠考虑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尹氏话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若礼乐名物之类真与成圣的功夫相关，而圣人也须等学了之后才能知，那么，圣人也就不能说是生而知之了。圣人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的，并不是从礼乐名物方面说的，那么，礼乐名物之类，亦与圣人毫无关系了。之所以说圣人是生而知之，仅指义理，而非指有关礼乐名物之类的知识；学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学这个义理罢了；困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在困难中学这个义理罢了。现在学者向圣人学习，对于圣人所知的，他们不去通过学习而知晓，相反迫切地把圣人 所不能知的来作为学问，这不是将向圣人学习的方向给迷失了？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就你到困惑的地方加以阐释剖析，关于拔本塞源这一根本问题还未谈及。 【Amore】 文中先生提及其时之学者，皆不学圣人生而知之的义理，而孜孜不倦于圣人所不能知的来作为学问。何谓生而知之之学问？窃以为就是今人所言之普世价值也，如敬老爱幼，如心中有光明，如正义，如不妄言，如此等等。何谓生而不知待学而后能知？窃以为就是今日所言之科学，物理，生活技能，等等。前者为近乎道，后者称为术。现今之普罗大众，包括学生，更多的偏向于学习“术”，而荒废了心灵方面的教育。此理当与几百年前先生面对的世道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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