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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1-20
郭伟民
赛博古
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及西学东渐过程是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相伴而行的，它是近代社会以来，中国被迫开放的一个社会侧面。历史学和考古学也不例外，中国历史学的变革、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西方学术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渊源。本文试将这个过程做一简要梳理。 18世纪早期，汤姆森负责将丹麦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分为石制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分别代表三个前后不同的阶段。他并不是孤立地考查这些人工制品本身，而是注意它们与伴生物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三期说”。三期说创立了人类文化的复杂序列，标志着考古学的诞生。汤姆森的助手沃索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汤姆森的三期说，其研究对象除了博物馆的藏品，还有田野上的遗迹和遗物。这是早期西方社会对于人工遗物的一个基本认知，即对完全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认知，其逻辑的前提是时间与序列。
对于时间的认知还体现在地质学上，19世纪30年代，英国地质学家赖尔发表《地质学原理》，对《圣经》的上帝造人说提出质疑，并坚信人类社会也应该是和地质演变一样，是均变，而非突变。这种大胆的质疑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后来进化论思潮的出现。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1863年赫胥黎《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发表，导致了人类认知领域的极大变革，并使进化论的思想深入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为强大的学术思潮。这一思潮被北美人类学者所吸收，摩尔根的巨著《古代社会》即完全采用了这一理论来研究古代社会的演进，并认为所有社会都经历过蒙昧、野蛮和文明阶段。这些学术成果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考古学的发展。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田野考古工作取得飞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法国人埃杜瓦·拉尔泰在法国南部进行发掘，发现了动物化石与人工制品共存。1868年，克罗马农人发现。1869～1872年，莫尔蒂划分出法国旧石器时代莫斯特、奥瑞纳、梭鲁特、马格德林单线进化的四个时期。在这以后，法国考古学出现高潮，涌现爱德华 · 皮耶特、亨利 · 步日耶等一批著名考古学家。谢里曼从1871年到1890年连续发掘特洛伊，发现了地中海东部的先希腊文明——迈锡尼文明，以及以特洛伊二期为代表的先迈锡尼文明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不但揭示了《荷马史诗》内容的真实性，还发现了比荷马史诗年代更为久远的一个辉煌的文明。他的考古实践向世人表明，用考古发掘工具和对非文字性材料的研究也可以建立起现代的古代史体系。这一成果在思想界特别是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885～1899年，彼特里在埃及发掘，他按照地层单位对出土的陶器进行排队和断代，对一切古迹和发掘过程进行绘图并尽快完整发表报告。彼特里的工作代表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考古学实践，标志着田野考古学的日益成熟。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西方学术思想不断引进，对传统中国学术尤其是历史学产生强烈冲击。在进化史观的引进方面，以严复翻译且于1899年出版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为标志，开始了中国的新史学运动。1901年，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通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章“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汤姆森的三期说。他指出：“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议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一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一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科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邀乎，远在洪水之前有断然也。”遗憾的是，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了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已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研究的做法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相关介绍考古学知识的书籍在中国陆续发行。1902年，汪宝荣《史学概论》发表，指出：“自土木工事之类，若建筑，若道路，若桥梁，迄于器用、兵械、装饰品，及仪礼、礼式之变迁，皆属考古学之范围。”1903年，英人亨利·托马斯·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翻译出版，提到实物资料的重要，“欧洲之所谓良史，盖无乎不包矣。如发故城之址，而得古钱，则摹其款识之文，字母之式，象形之篆，斯亦考证之资也。”1907年，吴渊民在《学报》上发表编译的《史学通义》，介绍了西方对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划分及考古学在欧洲发生与发展的历史。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观，对中国古史系统带来重大冲击。中国传统史学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言必称三代，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顾颉刚显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种疑古思潮对旧的史学体系提出质疑，认为那些上古的历史完全是史家的杜撰，因为没有任何可以经得起推敲的材料支持这种说法。这样看来，旧史学确实很容易就被攻破。不破不立，不过，破相对容易，要立却难，如何建立新的历史学体系，疑古派提不出更好的见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者们感到再从故纸堆里是找不到突破口的。这些变革，导致了方法论上的重大变化，觉得要跳出书本寻找证据。顾颉刚自己也说：“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而致力罢了。”并且，考古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年来，我个人对于古史研究的进行可以分三方面作叙述。其一，是考古学方面。十二年秋间（1923年），我来到北京，地质调查所的陈列室已经开放；我进去参观，始见石器时代的遗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铜器原是由石器时代的东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变相，璧和瑗就是石环的变相，铜鼎和铜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变相。那时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发见不久，灿然陈列，更使我对于周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了许多冥想。……去年万里游敦煌归来，说起陕西、甘肃一带有许多整个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们去发掘，使更为神往。”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一批新学者更是在对中国史学进行认真反思后，提出要寻找新的史料。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史学革命的宣言书，傅斯年说道：“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又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何如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地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人士的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傅曾经是胡适科学观念和方法的忠实鼓吹者和实践者。胡适的许多理论主张，都在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史语所得到了实践。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有这样几段话：“他可以不动笔，但他不能不动手动脚，去创造那逼出证据的境地与机会。”“只因为纸上的材料不但有限，并且在那个‘古’字底下罩着许多浅陋幼稚愚妄的胡说。”研究语言、音韵，“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实地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由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这些思想，日后都变成了傅斯年和史语所行动的纲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了，并且以非常明确的学术目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开展工作。 正如上述，中国考古学是在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和西方近代考古学传入的双重背景下产生的。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是其明确的学术目的。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一系列的考古活动开展起来。
1913年，丁文江筹划成立地质调查所，但当时受过地质学训练的专业人员非常缺乏，作为预备阶段，丁文江借用北京大学的设备与校址，开设地质研究班，学期五年。191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亲任所长。在他的努力经营下，该所很快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丁文江多方聘请世界一流学者，如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等一批知名学者，从事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调查和研究，使得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古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中获得很高的声誉，而这些学科与中国早期考古学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8年，安特生了解到北京西南周口店发现古生物化石，便亲赴考察并做了试掘。此后，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院联合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个研究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北京猿人完整头盖骨的发现及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21年10月，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参加的人有中国学者。在这之前的6～7月，还发掘了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写出了《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5号第1册，1923年）。1925年出版了关于仰韶遗址彩陶的专题报告。在发掘仰韶遗址的同时，他们还调查了周围的不招寨、杨河村、西庄村三处遗址，并对不招寨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仰韶村较为相似，安特生据此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仰韶文化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彩陶相近，遂考虑仰韶文化或为西来。为了寻找更多的证据，他于1923年春至1924年1月到西北进行考古调查，主要地点集中在甘青 地区的河谷地带，总共调查和发掘了卡约、辛店、灰嘴、半山、齐家坪、马家窑、寺洼、马厂、沙井等19处遗址。
安特生据西北考察的结果，写出了《甘肃考古记》，给中国学者提供了一条从实物来研究历史的路径。他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李济说：“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傅斯年也说：“首用新方法去研究，为瑞典人安特生，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他们都一致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的确，此前的中国学者还是采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的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
安特生根据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发现，分出了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特别指出中国文化在新疆成长起来，并从西方受到了影响。他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以李济、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他们认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开展更为科学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
1926年，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一道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史前遗址。这是中国人自己开始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起因虽然是与弗利尔艺术博物馆有关，但是却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开展的工作。这项工作之所以选择在山西夏县，固然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有关，但更多地却可以看成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源头的一次探询。
在有关西阴村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李济曾经设想仰韶文化可能就是夏文化。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一文中指出：“选择西阴村这个史前遗址主要是因为它覆盖的面积比交头河遗址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尽管只是“部分地”由于西阴村位于夏朝王都地区的中心，也足以说明李济已经考虑到这里的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可能。
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在寻找中国早期的文化这样一个学术目的。而直接明显与中国历史研究挂钩的则是殷墟的发掘。
在这种情况下，1925年，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提出以实物材料来对旧史学进行改造，是当时学术界的一项任务。所以李济说：“自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起，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龟甲文字，已渐为国内经史学界所重视；到了民国初年，龟甲、兽骨的收藏，不但成了中国金石学家的一种特别嗜好，更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甲骨文的研究，渐渐地蔚成了治中国古文字学的人们不能忽视的一种新兴项目。在这一进展中，王国维教授的贡献最为特出；所以当他在讲堂上提倡二重证据法时，安阳的发掘已经是我国进步的学术界所公认的一种紧要的、急待的工作了。”
安阳的选择自然是与甲骨文的发现有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已经发现了仰韶、沙锅屯、西阴、甘肃等地的史前时代遗存，并有相关报告的发表，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很大，但是无法确定其年代。人们“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连贯起来，做一次河道工程师所做的‘合龙’工作”。
从殷墟发掘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近代考古学从一开始就肩负起了重建史的任务。安阳的工作直接导致了对于中国历史的思考，就有了城子崖的发掘。1930年1月，李济领队发掘城子崖。城子崖发掘的原因主要是遇到了安阳发掘的小屯的文化与仰韶文化无法连接的问题，发现中华远古之文化并不是由仰韶文化直接流传到小屯文化，并且仰韶文化西来说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观点。小屯文化若来自仰韶，那么它也会是西来。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小屯文化与仰韶文化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小屯文化可能有另外的来源。这个问题，李济和梁思永都发现了。而徐中舒则先从器物形态上论证了小屯与仰韶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再从文献上论证殷民族起源于环渤海湾一带。这导致了1931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发表，这是东西二元对立说的基本思路。
城子崖发现了一种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有着重要联系。其中的卜骨、黑陶中的豆及白陶鬹与殷墟出土物联系紧密。1931年，梁思永主持了后岗三叠层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从地层关系上论证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的年代早晚问题。这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从地层上证明龙山文化是早于殷墟小屯文化的。至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他在1935年发表文章认为“仰韶村是仰韶文化的领土，被龙山文化侵入”。为二元对立进一步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这一看法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后岗的发掘者无法正确理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殷墟文化的前后关系，关键在于他们对如何通过器物形态的演变来探讨文化内部的分期这样的一种方法没有掌握，所以把后岗遗址上仰韶、龙山的地层看成是两支文化先后占据的行为，即在仰韶东进与龙山西进的过程里发生的一次文化行为。实际上是平行地看待这两支文化的，而不知道是有着早晚关系的两支文化。
但是无论如何，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所以李济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虽然这些观点后来都被新的考古发现所修正。
在考古发掘方法上，殷墟的发掘采取了科学的发掘方法，这是考古学完全不同于文献史学的特点，全面地采集信息和全面地分析信息是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基本操作方法。这种方法也同样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所以傅斯年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奠定了中国考古学重建古史的新史学传统。
考古学发现表明，与中国文明一样，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演进也是以“连续”为基本线索，正是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性，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也必须拥有自己的特色。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加上相对完善的文献史料和史学系统，中国考古学完全可以在形成自己特色的同时，在世界考古学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过去历史的一门学问，它和文献史学一样，需要寻找材料，需要发掘材料，需要分析材料。正因为它是以实物作为其表现形式，故其材料的获取和分析，都有一套不同于文献史学的方法，在这种方法的实践中，考古学家逐渐尝试并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并进行总结与归纳，从而形成了考古学方法论。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聚落形态等，都是考古学的方法论。这套方法的最终目的，是正确认识实物史料，并通过这种认识来重新构建古代的历史。它与文献史学的最大区别是通过新的实物，告诉人们过去的人们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他们使用过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用什么材料与技术来制造的，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们的城镇和乡村是如何布局和规划的，他们有些什么大型的建设，他们死后是如何埋葬的，等等。这些问题文献史学是解决不了的。考古学给我们一个生动的实物的过去，让我们能够去触摸那些过去的东西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来了解它。苏秉琦曾经明确指出：考古学属于历史科学。考古学和利用文字记载研究历史的狭义历史学（文献史学）一样，担负着真实地恢复历史、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任务。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些阶段都反映了方法论的发展。可以说，方法论的发展反映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构成学科发展的核心内容。没有早期中国考古学的辛勤耕耘，就没有中国考古学今天的巨大成就，认识这段历史，对于推动学科的前进，并最终实现考古学重建古史的目的，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由孙莉、王光明摘编自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湖南考古辑刊（第12集）》。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湖南考古辑刊》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以湖南地区考古学发掘与研究成果为主，兼顾国内外考古学研究的一套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系列学术文集。本书为丛书的第12集，收录10篇考古发掘简报和11篇研究论文。简报内容涵盖袁家山旧石器遗址、天子坪遗址、大畈遗址、青山崖墓、网岭东周墓、竹子园战国西汉墓、兔子山遗址九号井、文桥汽车站北宋合葬墓、娄底明代壁画墓、澧县元代瓷器窖藏等考古新资料。研究论文涉及湖南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楚文化研究、金石研究、陶瓷考古研究以及中国考古学史、科技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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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RK588 > 《古玩收藏、鉴宝和文物考古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