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医中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除了我很年轻就死去的舅舅开过几天中药铺外，我的至亲中没有一位是行医抓药的。我也未曾有过典当家佩整天价往药铺跑的经历，因此不知道“秋天的蟋蟀一对(原配’)这样古怪的药引子。 但命运却阴差阳错地让我在中医研究院呆了六年，给我的生命刻下抹不去的印痕，至少让我知道伟大的鲁迅先生也并不完美如神。他对中医中药的痛恨，不仅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具有“以点概全”的片面性，而且有以西学之是非论中国文化之是非的毛病。这些，并不单单表现在他老先生对中医中药的否定上，虽然我深深地敬爱他。 世界上有许多事是悖于常理的，大约很多人并不知道，鲁迅先生对中医中药的指责同当时的政府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完全相同。旧中国政府，历来不承认中医中药的科学性。历届旧政府的卫生部门，都奉西医为圭泉，对中医中药采取打击、排挤，甚至取缔的政策，所谓“国医”、“国药”，不过是中医药界在重压下自己给自己提神长志气的说法，中医、中药业的行会，之所以带有某种行帮气，实在是因为对高压政策的一种低级的曲折的反抗。 无数身怀绝技的中医自生自灭，这些颠沛流离的“郎中”或者“坐堂医生”很可能将他们的许多济世秘方带到冥冥世界。新中国成立前，中医药界处于崩析的绝境，这是任何稍稍了解中医药史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我们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都取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的态度，因为我们有一个“与传统观念彻底绝裂”的思想误区。可是我们偏偏重视中医中药，这是个让我常感槽懂的问题。事实确乎如此，中医中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登上医学的大雅之堂，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发展的，这个功绩实在是谁也不能抹煞，当永久书于青史的。 中医研究院里有许多老中医、名中医，他们谈到昔日的社会地位和今日的倍受尊崇都感慨系之。 中医药被蒙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这是因为我们对它的理论、临床经验、药理药性还缺乏更全面更深刻的研究，也由于今日的实证科学还难究其妙。有人以为以西医的手段与实验仪器检验中医药是最科学的方法，殊不知这是以一种科学价值观，衡量另一种科学价值观，而且是以目前所掌握的有限的技术手段去衡量另一种可能是无限的学科。这种检测方法本身就在理论上具有可疑性。比如：任何不具偏见的人今日都承认人体确乎有经络，然而今日的解剖学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经络的实证。这只能说明实证科学的不完备而不能否定经络学说这个“天才的胡说”。尸体与活人之间的差异，在中医上区别之大远超过西医。 中医的神秘化，还在于它本身今日的许多未知因素。不可否认也由于部分医德差劲的人自我吹嘘。例如：望闻问切乃中医诊病的四大手段，可您绝对会碰上这样的中医，只切脉不问病。病人刚要说自己的症状，“医家”便说：“别说，脉上都有，我告诉你”。让病人对他格外尊重，把号脉看成神而又神的玩艺儿。我还知道一位“医家”说他能口含十六枚梅花针，隔着衣服就能看到病人痛处，只消他“璞”地吹一口气，那十六枚梅花针便戳在穴位上让病人健壮如初。说是这般说，却一次也没见他吹过。这大约是吹牛。 中国医药界对世界的贡献绝非仅仅是针灸拔火罐儿。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向世界提供了麻黄素。前几年又贡献了青篙素，让奎宁及其衍生物退出了治疗疟疾的最佳药物的宝座。世界上患疟疾的人多矣，青篙素无疑是中国人对人类的无私的回馈。中国人还向世界提供了人工合成胰岛素，让日渐增多的糖尿病人获得再生。全世界都使用这些药物，然而对这些伟大的贡献，西方并不领情，诺贝尔奖没有一次打算给这些贡献的发明人，这公平自然要大打折扣。 以此而言中医药，让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健康发展数千年的中医中药，明明贡献极大却屡遭批判、谣琢，至今在许多地方仍旧是以“西医为本中医为用”的方式做为“中西医结合”的模式。这不是很值得好好思量一番吗? 西医的价值观和中医的价值观是两码事。二者机械相加绝不是“中西医结合”。如何使二者互为补充与融会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医学理论，窃以为才是真正的中国医学体系。同样，中药西制，也许并非良策，经过西法制作的中药，绝不和中法炮制的中药有同等的功效，以我这外行来看，中成药的制作也得有一条新路。 中医中药的许多讲究，是因为它确实需要那么讲究。把它弄得神兮兮和繁琐固然荒唐，而认为它一概是伪科学而用西医改造之，那就更加荒谬。 所以，不谈这六年给我的对中医中药的知识，不谈我认识了许多正直的朋友、科学家，单是救正我对中医中药的看法，这六年也是我生命中难忘的时日。然而，中医中药今日仍是尚未被充分重视、充分认识的宝库，我相信，下一个世纪，中医中药将让全球的人感到亲切、受到大家的欢迎、敬仰和信任。那时，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会更大，倘使那时回头看今日，会觉得今天对待中医药的态度是多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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