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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中期邓石如开创了“印从书出”，后世篆刻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他们篆刻创作的眼光从古玺汉印移到了广阔的印外世界，“印外求印”使中国篆刻迎来了繁花似锦的晚清和民国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文人篆刻大兴起的时期，它与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印章的繁荣“双峰并峙”，这个时期的名家印成为后世篆刻学习者取法的重要对象。在这个历史时期出了像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这些杰出的文人篆刻家，如果研究他们篆刻创作的文字取法对象，我们会发现：这些篆刻名家在“印外求印”的大旗之下，无一例外地向秦权、量，诏版文字取法，其中突出取法秦权量、诏版的赵之谦是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出发，并由此“为六百年来抚印家立一门户”，而黄士陵则因为取法秦权量诏版与两汉吉金文字，成为近世集大成的杰出印家，这是为什么呢？ （赵之谦刻“竟山所得金石”及其边款） 赵之谦“竟山所得金石”一印的边款里写到“撝叔丙寅年作，取法秦诏版”。 （赵之谦刻“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及其边款） 赵之谦在“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边款里写到“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抚印家立一门户，……” （黄牧甫刻“季度”及其边款） 黄牧甫在其“季度”边款里写到“秦权始皇诏字，……” 一、什么是权、量、诏版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国家刚刚统一，全国各地的文字都不统一，大家交换文件、订立契约、传递文书都成问题，于是秦政府让李斯等人书写制订了标准的小篆体文字，所谓“书同文”，大家以后写字都按这个标准来写。这当然很重要，目前我们学习的《说文解字》中的文字，大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定下来样子的。但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是，政府和民众在买卖货物，分发粮食时，用来秤量重量和用来称量体积的“衡器”标准不一，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秦政府颁布诏书，统一度、量、衡。 这些诏书是传达到各级的法令，于是，刻在青铜上便于流转、悬挂，诏书形状如下： （秦诏版） 文字内容是这样的：“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大致意思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依法纠正度量衡器具的不一致，使有疑惑的人都明确起来，统一起来”这些文字诏书下放是随同权、量一起下发的，而统一过的“权”与“量”上也同样刻上了相同的内容。
（秦权实物，应为复制物） 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秤锤。 （秦量拓片） （秦量实物） 秦量实际就是用来装粮食等器物的容器，像舀水的舀子。 权、量、诏版上都是相同的文字内容，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就是靠这些器物和诏书文字得以实现的。 二、权、量、诏版上的文字对于篆刻的意义 既然是全国推行，那么，权、量、诏版的数量当不在少数，其上刻画的文字当然也得以长期保存下来。比如，“秦诏版”的收藏是意外发现的。1976年甘肃省镇原县县农副公司收购门市部，由爱好文物的县文化馆干部张明华发现并交馆收藏，当时以废铜收购，价值只有0.80元。尽管这些国宝发现的并不容易，但总算是保存了下来，相比李斯写的标准的小篆碑刻文字，则幸运得多。 相传秦时李斯为丞相，进行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工作，变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状况。李斯手书了秦代金石刻文，金刻有上述的权量诏版，石刻有峄山、泰山、郎琊山、之罘、碣石、会稽六处刻石。权量诏版上的文字是自由体，主要是为了实用，写法草率，笔划方正，行款错落。而石刻内容则比较官方，比较正式，是打算“流传万世”的，但是历史给李斯和秦政府开了玩笑，这六块刻石文字据邓散木《篆刻学》所记，“今仅存泰山残石两片，《峄山》刻石，掊于魏武，今仅有宋郑文宝重刻南唐徐铉摹本，碣石亦仅清孔昭孔双勾木刻徐摹本，皆已神意两失。” 我们知道，篆刻是基于篆书的，而篆书中最有代表和正统意味的就是小篆，也就是李斯的小篆，那么，他的亲笔当然值得作为最佳的学习范本，可是，他亲笔写出来的文字流传下来的石刻基本没有了，而刻金文字就是诏版、权、量。因此，它们就有了较高的篆刻和书法意义。 1、权、量、诏版文字因为是李斯的手写体，字态高古，它能体现的是中国汉字特有的象形、指事造字法下的汉字本身之美。而汉字本身的这种美，正是书法篆刻所追求的最原始的美。 2、它又因为书写材料不同于石刻文字，表现得笔划峭利、字形方正，款式错落，这正是篆刻艺术追求的稚气、质朴之美所提倡的“金石气”美学思想相通，为“印为求印”提供了更多的审美参照样本。 基于以上两条原因，学习篆刻，在学习古文字的过程中，小篆体系下的秦诏版、权、量文字，是《说文解字》与石刻泰山峄山石刻之外的重要样本，参以古玺印、秦印、与汉印及后世小篆体系下的文字，可使取法对象更为丰富，在艺术创造有更多素材和并因此得到更多的启发。因此，作为一个篆刻学习者，绝不可错过秦诏版、权、量文字的学习，好在，这些文字并不多。系统临摹，很短时间即可牢记。 （【老李刻堂】之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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