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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 埃里克·方纳教授荣休研讨会现场
埃里克·方纳教授荣休研讨会侧记 邢承吉
今年四月末，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在纽约晨边高地校区（Morningside Heights campus）主办了题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的纪念埃里克·方纳教授史学研究生涯的研讨会（“Eric Foner: People’s Historian, Historian’sHistorian, A Celebration of His Career”）。我们知道，今年三月，受北京大学的王希教授力邀，方纳教授在北京、武汉、重庆、东北等各高校展开演讲，其盛况或堪比1919年杜威教授受陶行知、胡适等人之邀的访华之旅。从中国访问后不久，方纳教授就参与了这次历史系为纪念他荣休而举办的为期两日的研讨会，应一些朋友之邀，我特撰写此文，报道在场的相关内容，并将相关资料（包括两天活动的视频以及方纳最后的退休演说）上传到网上，略尽绵薄之力，以飨有兴趣的读者。  方纳教授访华讲座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方纳教授的退休研讨会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色彩。关注前一阵子《东方历史评论》刊发的方纳教授访谈的朋友，想必对方纳教授年轻时低调参与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抗议活动的情况有所了解；去年冬天完成访谈后，他还特意提起经投票通过、新近成立的学生工会，以及他们对校长的抗议，以此比对60年代和今天政治氛围的差异。自去年十二月哥大的学生助教和研究助理们投票支持工会，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所学生工会（https:///）后，校长与工会的“战争”就一直以某种方式继续着。笔者在退休研讨会前两天就收到一个同学赠送的工会体恤衫，当时并不知道工会同学会借助方纳的退休研讨会展开针对校方的抗议。4月21日早晨，工会给大家电邮，讨论了当日打算以唱工会会歌抗议校长Lee Bollinger教授的安排；在邮件中，大家约在某个时间点一起临时学唱这首会歌，并约好在校长讲话时全体起立唱歌抗议。笔者当时收到该消息，就猜想方纳教授本人恐怕对此并不知情；后来经询问，果然如此。然而这次活动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此：像我这样埋头念书、却并没有投入到工会运作中的同学，收到了朋友拿来的一件蓝色T恤和一封邮件；方纳教授对此毫不知情，而大多数参会的、来自其他院校的教授和学者更是对工会及其诉求一无所知。然而，就在Bollinger校长走上演讲台向方纳教授致辞的那刻，当时像笔者一样身穿T恤的同学，忽然全体站起身来击掌高歌。校长一愣，戴上眼镜，脸色仿佛有变，却只有故作镇定。参加方纳研讨会的许多教授，例如《不可抗拒的帝国》的作者维多利亚·格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和《不可能的臣民》与《幸运之家》的作者艾明如（Mae Ngai），看到这样的情形，也即刻站起身来声援历史系博士班的同学，情形相当戏剧化。工会的徽章则在这期间忽然成为政治正确的标签，人人纷纷询问从哪里可以拿到一枚。总而言之，在纪念方纳教授学术生涯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下，学生工会的抗议大获成功。校长只有笑着说，来到这里，得到这一待遇，他深感荣幸。发言的时候，他简单谈了方纳对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学校、以及对我们今天理解美国种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然而他似乎仍旧显得略有窘迫，以至忘记介绍紧接着他演讲的艾拉·卡茨尼尔森教授（Ira Katzenelson）了。  学生工会于校长致辞时的“现场抗议” 这是纪念方纳退休研讨会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然而它完美地与方纳家族的左翼政治立场和方纳教授本人历史写作的激进主义结合在了一起。方纳教授的堂妹、社会学家南希·方纳（Nancy Foner）教授在纪念会上，回忆了杰克·D·方纳（方纳的父亲）、菲利普·方纳这对双胞胎兄弟在四十年代因为左翼的政治立场，双双被开除教职的往事；她也谈到了当时在中学教授艺术的、同样遭遇解雇的方纳教授的母亲的经历。这是一个对政治事务带有天然热情的家庭。据方纳教授回忆，在他小的时候，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都是他家的常客，而他本人也是听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这些废奴主义者事迹长大的。南希·方纳则以她的视角告诉我们，在她年轻的时候，无论走到纽约的哪个角落，总会有人过去问她：“你是那个著名的方纳家族的成员吗？” 南希也提及，当时同时失业的方纳两兄弟曾一度拿起乐器、组建了一个名为“停职摇摆”（“suspended swing”）的二人乐队，虽然由于演奏技术不佳，这対长得一模一样的历史学家所组建的乐队不久就解散了，给后人留下许多遐想的空间。我们可以从中想见这两兄弟在面对人生逆境时表现出怎样的幽默和乐观。在最艰难的时候，这个遭遇保守政治势力清算的犹太左翼家庭都没有失去对政治辩论的热情与兴趣。据南希回忆，有一年感恩节的夜晚，所有的“方纳们”欢聚一堂，然而忽然间，餐桌崩裂，食物餐盘碎成一地；人们大概安静了两秒钟左右，然后紧接着，又重新开始激烈地讨论被意外中断的政治问题。  南希·方纳（Nancy Foner）教授致辞 南希把我们重新带回方纳教授的家庭背景，而肖恩·威兰兹教授和艾拉·卡茨尼尔森教授则又分别阐释了方纳教授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在十分钟内谈完方纳在史学方面的贡献，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威兰兹的开场白非常幽默。他指出，方纳总是将思想、观念和政治问题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发掘被掩盖的底层民众、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的声音。方纳的研究深受六十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影响，但也深深嵌入杜波依斯、霍夫斯塔特等美国左翼历史学家所缔造的史学脉络之中。然而另一方面，方纳也是独特的，他所代表的是他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撰写的是“美国政治传统”（指霍夫斯塔特的名著《美国政治传统》-Richard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Made It），而方纳则迈出了“政治传统”这一框架，穷尽一生之力撰写了从托马斯·潘恩到地下铁道的、最精彩的“美国激进传统”（“American Radical Tradition”），某种程度上延续着方纳家族的政治激进主义道路。肖恩·威兰兹曾以《美国文明的兴起》获班克罗夫特奖，然而他的学术严肃性并不妨碍他日常生活的另一种风格。此后的派对上，他披一件黄色的大衣，醉醺醺地看着周围，身边围绕着各式各样的人，有一股桀骜不驯的文艺气质。他出生在纽约，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父亲（Eli Wilentz）和叔叔一起经营着格林威治村著名的第八街书店（Eighth Street Bookshop），那里曾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五六十年代格林威治村文学小圈子活动的中心地带。在普林斯顿教堂式的庄严的氛围里，并没有看到威兰兹教授的这一面，但很奇怪的是，到了纽约派对，这种大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另一位班克罗夫特奖的获得者、《恐惧本身》（Fear Itself: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的作者艾拉·卡茨尼尔森教授则是一位同样有独特风格的教授，他戴着哈利波特式的圆眼镜（后来有一次我戴了一副类似的圆眼镜与他见面，他还特地好奇地询问我的眼镜是在哪里配的；他的圆眼镜是在法国配的），恭恭敬敬地走上讲台，以他独有的那种深沉而具有历史感的声音告诉大家，早在他念本科的时代，对那些在哥大求学、并严肃地将历史视为自己的志业的年轻人而言，刚刚博士毕业的埃里克·方纳就已是历史系神话般的存在。卡茨尼尔森教授继而谈到马里兰州曾经有一位大法官迈克尔·斯通（Michael Jennifer Stone），他拥有一座名为“平等”（Equality）的种植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等”种植园里全是被奴役的黑人。卡茨尼尔森严肃却又不失活泼地继续说道，这象征了在美国宪法在种族关系和民主权利方面挥之不去的双重性（haunting dual constitution ofrace and democracy）；而在他这一代的历史学家里，没有任何人，能将美国宪法自由与奴役的双重面相，展示得比埃里克·方纳更为出色。这番精彩的评论，也令人想起南希·方纳刚才开的一个玩笑：某日，一位匈牙利人给方纳写信，说他终于看清了事实真相是如何践踏漂亮的说辞的；方纳笑着说，我早已经看清楚这一点了，不是在匈牙利，而是在美国。当时全场都笑了。 《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 埃里克·方纳 著 焦姣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然而这笑声是值得玩味的。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公然抗议这种种族主义的社会安排，会让一个人失去一切、乃至性命（类似的情形，可参见像Walter Johnson在Riverof Dark Dreams里谈及的内战前那些坚持以人道方式对待黑奴、并因此惨遭灭口的白人的经历）；而就在半个世纪前，说出这些事实也都会让知识分子丢掉饭碗，杰克·方纳和菲利普·方纳两兄弟被解聘的曲折经历就是明证。年轻时代的方纳教授参加政治抗议也曾面临巨大的风险和考验，然而他显然保持着方纳家族的左翼激进政治传统。在最后的退休演说中，方纳告诉我们，他从他的父母那里，获得了珍贵的道德榜样，使他同样拥有足够的勇气，为了自己所珍视的原则而挑战他所面对的社会的阴暗面。荣休研讨会的最后，方纳总结了自己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所竭力试图所做的事情：“This is what I have tried to do in my career –tell the truth about this glorious and maddening country, in the hope that a candidappreciation of history can contribute in some way to making it a freer, more equal, more just society.” 他不仅如此撰写历史，而且也秉此原则，积极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之中。此前通过与方纳教授的访谈，我们已经了解到，在刚刚站稳脚跟在哥大本科生院试讲第一门课的前夕（1968年），方纳教授就参与到学生抗议校方的政治运动之中；而在这次退休纪念会上，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当时还很年轻的方纳教授在80年代继续着类似的社会抗议活动，帮助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女性教职员工通过工会争取她们的权利。方纳教授在退休演说中告诉人们，“我不相信你得到终身教职以后，你就不必继续这方面的抗议活动了；恰恰相反，设立终身教职之目的就在于鼓励知识分子能够不畏强权地表达他们自由的思想。”有兴趣的朋友也会发现，在会议即将结束的部分，当一位亲历工会组织和社会抗议活动的女士问道，在场有多少与会者是因为受到方纳教授的启发而参与到相关劳工运动和社会政治抗议活动中去的，许多教授即刻站起来向方纳教授致意，最早站起来的一批人里就有著名的美国法律史和政治史学者艾明如教授。 当然，或许以上提及的诸点，例如家学渊源、挺身而出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等，皆是独特而难以复制的经历，然而有一点，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提及了——即方纳教授对传道授业与日常授课的热情，回复学生邮件的“速度”，以及批阅博士生论文的认真程度——这种与生俱来的慷慨品质，令人不得不佩服。方纳教授曾经说过，在讲台上授课，和在办公室里指导学生写作博士论文，需要截然不同的禀赋和个性；就此，他吸收了擅长为本科生授课的申顿教授（James Shenton, 也是本科阶段将他从天体物理学的理想引向历史研究的引路人）与精于学术研究的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两个不同方面的特长。然而他的慷慨却是独属于他的特质。方纳教授最年青的弟子W.是笔者的朋友，他几次向笔者透露跟着方纳教授学习是怎样一件愉悦的事情。往往他刚刚把博士论文的某一章节发过去，方纳教授几日内就批改完毕，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并约好与他见面了。笔者也有同感，每一封寄给方纳教授的邮件，或在几个小时之内，或在几天之内，必会得到回复，而约见方纳教授的请求，也总会得到最妥善的安排。即便是在他很忙的时候，他也会提前发邮件告知苦衷，而一个礼拜之后，往往又会收到他跟进的电邮，说或可以约在某日见面云云。有位现在华府任职的校友对校方的官僚与不近人情深恶痛绝，并在亲历了哥大68事件后，毅然决定离开哥大，然而他在会上坦言，方纳还留在哥大这一事实，成为他愿意重回母校的唯一理由。知识分子的善意与慷慨，最终会使他的名望超越看似更有权力的研究机构，令人长久铭记于心。  研讨会现场正与人交流的方纳教授 写完此文，绕开毕业季的人流，跑去历史系与方纳教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方纳教授准时等候在那里，给了我厚厚一摞自己与从前学生一起修订的博士资格考试书目，让我参考，又坐下来听我谈了我的研究题目，给了不少建议。走前他告诉我，明年年底他就要搬离这个办公室了，希望办公室还剩下的一半藏书（另一半已经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图书馆里）也能在他离开以前顺利运往中国。在他的公寓里，最后只会收藏自己曾经指导过的学生们的著作，以及他编的《给我自由！》各个版本的美国史教科书；而至于他办公室里随处可见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印有他名字和荣誉的林肯头像，他颇有些迟疑，却也不打算带回家里了，只说届时可能会捐给相关的机构。除此之外，他要我有问题随时找他，“你知道我住在哪里，”他笑着说。回到家里，又收到他的邮件，其中修正了一条他刚刚提出的、对我参加口试考试的建议。这是笔者接触到的埃里克·方纳教授，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值得他藏着掖着的想法；即便是在他退休以后，他的时间，他的书本，他的知识，乃至于一些在他职业道路上最珍贵的纪念品，他都毫无吝惜地与人分享。这种独特的精神品质，是他给后辈学人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之一。但愿它也是一种“跨国”的品质，能够飞离曼哈顿晨边高地的校园，回荡到世界的其他角落。     方纳教授简介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1943年生于纽约，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席教授，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1993）、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0）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2006）。 方纳在美国内战与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奴隶制研究、美国政治文化史、林肯研究等领域中勤奋耕耘半个世纪，出版了近30部著作，其中多部专著以史料扎实、观点独到、思想深刻、文笔精美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包括：《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1970）、《汤姆·潘恩与美国革命》（1976）、《除了自由一无所有：奴隶解放及其遗产》（1983）、《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1988，获班克罗夫特史学奖等6项学术奖）、《美国自由的故事》（1998）、《谁拥有历史：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过去》（2002）、《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两卷本，2004）、《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2010，获7项学术奖，包括普利策奖、班克罗夫特史学奖、林肯奖等）和《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2015）。方纳著作中有多部被译成中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其学术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具有广泛的影响。 方纳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知识界和公众舆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长期担任著名思想性杂志《民族》（Nation）的专栏撰稿人，参与筹划了多起面对公众的大型历史展览，以新美国史观重新解释美国历史。他还应邀在数百所美国大学、研究机构、公共教育机构和历史社团开设美国历史讲座。他写作的美国通史读本《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成为600多所美国大学的首选美国史教材。 方纳是美国历史学界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美国历史学家。方纳先后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希伯来大学、莫斯科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克莱蒙特学院等担任美国史讲座教授，两次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伟大教师”的荣誉称号，并被伦敦大学、普利斯顿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利哈伊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文中研讨会相关场景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 编辑：oncecatc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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