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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诗品序》
一、文献简介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缙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诗品序》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正文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显优劣，叙源流，指出各家利病。这种方法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汉末清议，士人常相聚评论人物，至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更以品第论人。影响到文学艺术领域，在南朝产生过很多像《棋品》《画品》一类的著作，《诗品》也由此而来。《诗品》讨论的对象比较单纯，作者也无意故作高深，具有显明浅切的特点。对于诗歌，主要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而明朗的风格。总的说来，和时代风气是一致的，但反对声律和用典，是独特的看法。
二、直寻
在钟嵘《诗品序》中提出了“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直寻”理论。钟嵘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于“用事”无关。他提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只要能够即景会心，直接描绘出激起诗情的景物就可以了。钟嵘所说的“直寻”是指用直接可感的形象来描绘诗人有感于外界事物所激起的感情，它并不排斥创作中的理性参与，但必须以直接可感的形象为主体，使之作用于接受者的感官，进而感染、震撼其心灵。
三、“自然声律”论
钟嵘反对当时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理论，“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主张一种自然的声律观念，反对人为的过分琐碎的声律，认为那种“襞积细微，专相凌架”的声律运用妨害到了诗人的自由表达。他从两个方面繁琐的声律学说进行批评：一是古代的著名诗人在没有四声声律理论的前提下也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自然而然就符合声律的要求。二是认为以前作家对于声律的重视是出于歌词的考虑，是为了配合音乐的需要，“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从这样的角度，钟嵘坚决反对繁琐的声律格式，这具有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现实意义，从钟嵘的理论目的来说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钟嵘过于强调“自然声律”，对于诗歌创作的声律问题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具有消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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