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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民族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

2019-04-23  江山携手

       

    《诗品》是古代汉民族的第一部诗论专著,南朝梁钟嵘撰。《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唐宋时期还是两个名称并行。明清以后,《诗品》一名流行。《诗品》的写作时间,根据有关材料推断,大约是在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至十二年(513年)间。《诗品》版本很多,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延祐庚申(1320年)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批评著作。钟嵘在《诗品》中第一次把“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说法应用于诗歌批评,并在全书序中提出了有关诗的本质及批评原则的看法。《诗品》是汉代《毛诗序》之后第一部侧重探讨诗的审美特征的重要著作。它的美学思想,集中见于该书的序文。汉代论诗主张言“志”,强调诗与政治教化相关的讽谕、美刺的作用;《诗品》则着重于言“情”,强调抒写吟咏自然风物和人世的悲欢离合所引起的各种“感荡心灵”的情思,重视诗的“群”与“怨”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表达对人生感怀眷恋的情意,极少带有儒学传统诗论的政治意味。《诗品》的理论显然同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的看法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诗品》不取雕饰的华丽之美,而强调“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真美”,即天然之美,反对典故的堆砌和刻板地讲求声律,并且认为诗要具有含蓄不尽的“滋味”,做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诗品》还对汉代提出的“赋”、“比”、“兴”分别作了具体解释,并且提出了处理“兴”、“比”、“赋”相互关系的方法。它用“文已尽而意有余”来解释“兴”,认为“专用比兴,患在意深”,“但用赋体,患在意浮”,要求诗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与“赋”所表达的形象性达到和谐统一。这些都是前人未曾有过的独到见解。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

钟嵘认为在文学作品形式中,最具有表现力的应该是诗歌。他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其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钟嵘对五言诗诗体形式有超越前人的认识东汉以后,五言诗虽然在诗人创作中实际上逐渐取代了四言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在认识上仍然把四言诗视为正统而不承认文学形式发展演变的趋势。这种情况,连一些有卓越见识的人有时也不能避免。如是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古诗率以四言之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文,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种以四言为“雅音”、“正体”,五言为“流调、”“非音之王”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保守的传统文学观念的表现,是不符合文学的发展趋势的。直到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尽管他在创作实践上主要还是写的五、七言诗。但他在理论上对四言、五言诗歌形式的看法,却接近挚虞和刘勰的观点。在他的《本事诗》中“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声调俳优哉”表达了对五言诗歌形式的否定态度。钟嵘在《诗品序》里说“: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支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里明确地肯定五言诗的形式具有四言诗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他实际上是看到了由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四言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他肯定了诗人普遍地采用五言形式。并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这个看法显然是更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因此对五言诗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钟嵘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五言诗的发展过程钟嵘在《诗品序》的开头就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史。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两个源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古诗,但《国风》中己夹杂着有一些五言诗句,像《召南·行露》,己有半章全是五言句式,到于《楚辞·渔父》所载的《沧浪歌》,除了语助词外全是五言。《诗品序》说:“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钟嵘认为五言诗起源于秦、汉以前的民歌。那么文人五言诗到底是什么时候起始的?钟嵘认为古诗年代久远,其写作时间很难确切地考察出来,从其诗体和风格来辨识,大体上可推断是汉代作品。而不是同代末年所能写出来的。这和刘勰的意见是一致的。但钟嵘认为李陵是第一个写五言诗的作者是错误的。现存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应以班固的《咏史诗》为第一首。钟嵘在总结和清理魏晋六朝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认定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代的诗作是诗歌史上的清流,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正宗。建安时代以曹植、刘桢、王粲为代表;太康时代以陆机、潘岳、张协为代表;元嘉时代以谢灵运、颜延之为代表。钟嵘认为这八位作家都是以文词名于世的诗人,他们的诗作是五言诗的冠冕,代表了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在评述各个时代五言诗的成就时,既重视抒情性又重视艺术的表现力;他既重视风力、又重视丹彩结合的观点来总结五言诗的发展过程。

第三,钟嵘对五言诗史的评论,也是针对当时情况出发的前己说明,六朝时代,是文学昌盛的时代。当时又是“文”重于“笔”,诗歌创作特别受到重视。齐梁间,沈约与任昉齐名,沈约会作诗,任昉因诗名不及沈约,终身以此为耻辱。社会风尚如此,影响所及,不但文人学士,以写诗为风雅;少年学子,以学诗为起步;就是王公贵族,也以论诗为时髦。但是,他们对诗的看法不正确的,他们宗奉鲍照和谢朓,蔑视建安以来的好传统。眼界比较狭窄,艺术的好尚有局限,鉴赏水平也不高。钟嵘对五言诗史的评述突出齐梁以前三个时期的诗作,特别是宗奉建安,推崇曹植和刘桢的诗作,以此来开扩人们的眼界,全面地认识五言诗的好传统,从而不被浅薄之徒的观点所左右。他“网罗古今,词文殆集”,用力很勤,把古今文人的五言诗作,搜集齐备,加以整理,加以辨析,剔去虚杂,存其精英。在总结五言诗发展的基础上,对入品的一百二余位诗人,逐个进行品评,写出了灿溢古今的诗论名著。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世汉族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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