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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纪念洪堡?

 时史君 2017-06-23


PICTURE-ALLIANCE/DPA


在距今250年前的今日,也就是1767年6月22日,威廉·冯·洪堡出生于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我们纪念他,首先纪念一位为现代的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奠定基础的德意志理念主义者:1809年初,此前任普鲁士王国驻教廷使节的洪堡受命出任内政部教育和公立学校司司长,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奠定了普鲁士现代三级教育体制的基础。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洪堡为筹建柏林大学而提出以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理念,更是无远弗届而垂范文明世界,在我国也因为蔡元培先生据此改造了北京大学而广为人识。


有意思的是,作为教育改革家的洪堡本人并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他完全是私塾、自学以及革新大学哥廷根的精神产物。欲理解洪堡,须从洪堡所处的18和19世纪之交的德意志理念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的思潮中寻得路径。


简要说来,洪堡在普鲁士王国败于拿破仑之手、国祚存亡之际,把教育改革作为社会和国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洪堡的教育理念核心,是让人经由修养而成为拥有完整人格的人。在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在启蒙的背景下研读康德哲学和古希腊古典文明,乃至与歌德、席勒的交往,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追思洪堡的精神遗产,不应该只看到针对此前大学局限于传授死知识的形式改革,即强调大学的教学与追求纯粹科学研究的并重,更需要在整体文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格完善的意义上理解人、教育、大学、国家之间的关系。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1809/1810)一文,迄今仍未失去振聋发聩之力。


在洪堡看来,高等学术机构的作用,“在内是把客观的科学和个人的教育统一起来,在外是把已结束的中学学业与正在开始的独立研究联系起来”,但是“主要着眼的仍然是科学”。为实现这一目标,高等学术机构的全体成员都“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因而“孤独和自由”便成为支配性的原则。“所谓高等学术机构,除了与国家的外在联系,实际上就是那些把身外的闲暇或内心的追求用于科学和研究的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而且志趣各异,有的独自苦思冥想,有的与同辈人交往,还有的与青年人为伍。国家要把这些本来就变化多端、几乎来去无常的活动纳入到一种较固定的组织形式之中,就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同时,国家“又必须始终明确,它对此本来就没有、也不会有所影响。国家若染指其中,只会起阻碍作用”。洪堡是在人、国家在趋于完善的意义上理解大学和国家的关系:唯有大学在追求纯粹科学的意义上实现了自由发展,国家也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善治的目的。如果说洪堡的教育理念从未真正得以实现,那么这种精神的力量是否仍旧为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指出了某种理想的高度呢?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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