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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冬十一月，王安石主导实施的农田水利法颁布。神宗虽是生于膏梁之家、长于宦竖女子之手，锦衣玉食之人，却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问题。他曾经说过“灌溉之利，农事大本”这样有见地的话，因此积极支持王安石制定的这项利国利民的变法措施。 新法鼓励懂得水利技术的官员与贫民重在参与，希望所有人积极建言献策。而且承诺凡是做出突出贡献者不论官员与百姓皆给予一定之奖励。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人们兴修农田水利的热忱。许多不同身份的人，无论吏胥或农商，因“争言水利”而被召至朝堂，其中优异者更得到了相应的官职。 很快，宋廷掀起了百年未有的兴修农田水利热潮。 农田水利法是体现专制国家经济职能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惟一真实体现了王安石变法思想中“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一项新法。 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动荡不已，五代更是干戈纷纷，百余年间无人过问治河筑堤之事。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堤改道，成为第三次大改道，形成了北流与东流并存的局面。北流经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1060年，又分出一流经西汉大河故道、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黄河下游分为北流与东流两股，史称二股河。 宋神宗熙宁年间，不论东流还是北流，仍时常决溢，严重影响了黄河下游广大人民的生活与生产。宋廷对河患只是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得过且过、并无根治办法。长久以来，人们日循苟且，竟然对偶尔的疏浚河道工程，也有人极力反对。深恐因“聚大众、兴大役”而引发民变。甚至有人胡说什么“开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治理与不治理，结果都一样。 王安石对黄河的水患形成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黄河之所以常常决口，正是因为河床抬高，如果不加以治理，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那么河水流速越来越缓，泥沙越沉积越多，水患的发生就会成为一种常态。 熙宁元年的黄河洪水，损毁良田无数。对黄河水患，神宗皇帝深以为忧，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对策。这时河北屯田都监内侍程昉提议：“开浚二股河，堵塞北河道，使黄河归入东流。” 此议一出，立即招致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却对此议极为赞许。他力排众议，果断组织力量开修疏浚二股河，把河水导向东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北流堵塞。“程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 三年之后，王安石不无得意的向神宗汇报了治理黄河以来取得的成绩：“昨修二股河，所用工夫、物料，比北流所费不多，又出公私田土为北流所占者极众，向时潟卤，今皆沃壤。河北自此必丰富如京东，其功利非细也。” 从此，程昉受到神宗赏识与王安石的重用，他也兢兢业业，勤于政事，认真贯彻农田水利法，在治水与淤田工作中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史载，漳河疏浚之后，根除了原武地方二、三十年来的水患，使数千顷的田地得到了丰收。此后程昉又马不停蹄，在河北地区导引滹沱河水淤田，不久工作大见成效，“淤却四千余顷好田”。他又率领他的治河大军修整了滹沱河的河床和堤坝，“出却好田一万顷”，并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余顷，使沿河诸县百姓得到沿河三四百里的退滩沃田，百姓深受其惠，他们联名上书向北宋政府致谢，颂扬程昉的政绩。程昉还在沧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黄河水淤田种稻”，“添灌塘泊”，使沧州百姓受益良多。 反对变法的官员无视程昉治水与淤田的巨大成绩，抓住他工作中个别的失误，大肆上书攻击，或说治理水患之举“岂惟徒劳，必大烦扰”（苏轼语）。或指责他“假朝廷威福，恐动州县”（御史盛陶语）。更有甚者，如文彦博之流，竟闭目瞎说，说疏浚漳河“只移得东边河，却掘得西边民田，空劳民，何所利？” 面对各种非议，神宗也产生了疑虑。一度派出中使去取回淤田之土“自尝之”，神宗吃到口中“极为细润”，味道好极了！事实胜于雄辩，经过调查，这才相信王安石所说的“灌溉民田，可以变斥卤而为肥沃”并非虚妄，反对派的谣言不攻自破。 程昉以一介刑余之身，因治水一技之长，对熙宁变法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程昉也因此而见知于神宗，更为王安石所推重。然而，在一些反对派官员的眼中看来，这却成了王安石勾结内侍的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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