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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的黄河治理四千多年历史当中，治理最混乱、对中原王朝及汉地政经文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北宋时期。 北宋对黄河的乱治，最终导致北宋王朝的灭亡，黄河进入千年的河道游移、河水泛滥、水患无穷的境地，并导致了汉地政经文化中心的南移。 一、三易回河。 说到宋朝治理黄河，就不得不说三易回河，这桩既正经又荒唐的乱治。 三易回河，指的是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三朝皇帝，三度试图引黄河改道至设想中的理想河道，主要是东汉王景故道。结果呢，是非常有戏剧性，最想引的河道没有导成，却最终黄河改道到他们最不想流向，就是流向现天津入海。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宋真宗的时候，有一个叫李垂的人，写了一篇《导河形胜书》，大概意思是，根据有史以来的情况，如果任由黄河自用发展，很可能最后会改道向北，流入契丹辽国，由到现天津入海。这样的话，就会方便契丹人哪一天沿黄河而上，直捣大宋腹地乃至东京汴梁。（其实虽宋朝三易回河，黄河最终还真是如书中所言）。  这个上奏一下就击中了北宋朝廷的软软的肋眼。 于是从宋真宗就比较接受，到宋仁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治黄河，目标就一个，引黄河东流入海，避免北流契丹。 1、公元1048年宋仁宗年间，黄河自河北大名决口北流，即商胡道，竟走出李垂所述流向，宋家王朝一下就坐不住了。公元1060年大名黄河东侧再次决口，走出东流入海。东流河道不宽，行河14年后断流。 宋仁宗已经下定决心着手治理黄河，具体做法是堵住横陇埽和商胡埽，引黄河东流原东汉王景故道，在大名往王景故道修六塔水，连接黄河与故道。 此方案一经提出就引起巨大争议，尽管欧阳修力陈六塔水河道太窄，不足以容纳黄河之水，但最终主政者仍然施行。最终六塔水开河当天就以崩溃而终结了宋仁宗的回河努力。 2、直到宋神宗在王安石变法的大势下，再次力推回河方略，由王安石主政。此次易道回河方略深陷新旧党的党争之中，各方都有自己的方案推出，就南流、北流、东流争论激烈，保哪里，牺牲哪里也是争论的焦点。逐渐近乎脱离治水，而沦为纯粹的党争。 最后经王安石扳倒司马光，力排众议施行。但由于东流方案本身的地质基础本来就不佳，入海口海拔没有北流低，加上宋代折腾黄河不断决口改道，泥沙很容易淤积。不久黄河下游即陷入四处不断的决口中。并且一度南流多淮入海，淹没了徐州，差点淹死苏大文豪，导致苏轼行文大骂王安石，“汝有限之材，兴必不可成之役”。 最后宋神宗实在没了脾气，只能放任黄河随便流。  3、黄河水患的每况愈下，到宋哲宗时不得不再次执起易道回河的事柄。而哲宗时朝廷已深陷党争，这一次反而掀起起三朝最大的党争异动，所谓的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参与人数之多，是空前绝后。虽然一度北流占据上峰，但最后几经辗转，还是再度回河。 结果可想而知，此次招来更大的空前洪水，连山上的禹王庙都不能幸免被淹。 并且最终拦不住黄河北流至现天津入海。 三易回河，虽北宋三朝竭尽全力，试图易道东流。不但完全没有达到战略目标，并且黄河随意改道，黄泛区遍布，从开始的河北，到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遍地都是。原来中原的粮仓之地，变成黄泛盐碱之地。 不过从逻辑上说，此论的提出还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当时的水利修浚的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当政者的想法。尤其是没有很好地勘探和计算拟定河床的数据，不但最后功亏一篑，还遗留千年的水患遗祸。 另外，得亏是北宋经济发展强劲，不然哪支撑得了三朝？即便是曾经富甲天下的北宋，仍然在哲宗之后的徽宗被金国所灭。 二、彻底失去河北战略防御的支撑与纵深  1、北宋一开始就有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原五代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了辽国。让北宋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北方燕山的屏障，契丹铁骑可以一马平川地穿过广大的河北平原。所以北宋王朝自始至终，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事。 2、水长城的失效。 北宋也确实算以文治国的极致了，不然不会有三易回河的智力方略的提出与实施。只是当时的技术水平，不能支撑宋朝达成战略目标。 但是从战略方向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另一个智力方略就是，建立“水长城”。这个花了三十年修成的水长城，在北宋初期还是比较成功的。 由于先天没有了燕山的长城防线，就在以白沟河的界河及白洋淀等水路为基础，修成一个宽数丈，深一丈的水路长城。并且在河北北部广泛开垦种植水稻，修浚池塘，以建立契丹铁骑的防御体系。  但这个体系随着黄河北流被堵，到处改道淤积，导致水长城体系输水不足，逐渐失去了成体系的防御效用。 3、钱粮经济从富庶到花费失血巨大，失去独立支撑戍边的能力。 三易回河等的失败操作，导致河北千里良田尽失，不但失去钱粮赋税的造血功能，并且再三的易道回河工程及无穷水患，导致花费巨大河北钱粮失血严重。 河北已经不能独立支撑北方戍边，宋真宗时北部重镇定州路常驻十万兵，但到宋哲宗时已只几千兵。 北宋数朝对黄河的折腾，除了遗留水患无穷，和广泛的黄泛区等等，对国家安全来说，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导致河北对契丹和后来金国的防御体系，基本丧失，失去防御纵深，北方骑兵可以一马平川到达中原腹地，辎重物资可以顺黄河而至。 所以到哲宗之后，靖康之耻是已在所难免。 三、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 随着北方民族的入侵，存在外力迫使中原王朝向南方进行重心转移，同时，新的经济文化发展趋势，使中原王朝也存在内生性的重心南移需求。 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及《京华梦华录》里所描绘的场景来看，在北宋鼎盛时期的东京汴梁，商贸发展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并且服务业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甚至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外卖的存在。说明北宋除了传统农业的发达，金融商贸服务流通已经到了空前发展空前繁荣的地步。 在农耕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城市主要是依水而居，水主要是用来饮用和灌溉。而在商贸流通发达的新经济业态下，水路交通与港口码头就变得更为重要。而黄淮流域由于水患的肆虐，黄河淮河已经很难达到水路便捷交通的需要。 加上中原地区的黄淮水患已经使经济民生很难经营，尤其是北宋公元974年，黄河三门峡河段断流，彻底废掉了已经弱化了的原长安中心，同时也进一步促使经济文化中心，内生性地向东向南转移。 宋朝内生的南移需求，与北面外力的逼迫，都促使中原王朝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向南转移。隋朝开始兴建大运河以来，逐渐经济民生运转的中枢，逐渐由黄河转向大运河时代。 往南转移的承接，很自然地由大运河联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会成为重要选项。同样，如果选择类似东京汴梁一样，在天堑黄河以南再留有缓冲纵深的话，（北宋时期东京汴梁并不挨着黄河，离有70公里左右的缓冲纵深），那么长江天险向南留出纵深的话，那么临安（杭州）就会成为主要选项。  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原地区连年战患水患的时期，杭州却有近三百年没有战乱，得以平稳地发展经济文化与生活。 这就不得不提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了。 五代十国时期，其中北方五代是更迭轮替，而南方十国多为割据共存。其中的吴越国，因其远近皆交，并主动向中原王朝臣服，不论中原谁做主，均臣服纳贡，最后在北宋统一其他诸国数年后纳土归宋，避免战乱。内政兴修水利，疏浚挖深西湖，大兴佛教，积极发展农商贸经济，外交达日本、高丽、琉球等十数国家。 所以自五代以前，到康王赵构南宋定都临安之时，以独避战乱近三百年许。 至此，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成为事实。 而后虽然政治中心又经元明清北移至北京，加上辽金，其中大部分时间已非汉地政经中心；而汉地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到民国，都还保持在苏浙之江南中心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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