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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出土文献中的丝绸之路意象

 RK588 2017-07-10
2017-06-22 贾小军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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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其独特的地理形势和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为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提供了战略保障。不同时期丝绸之路走向虽不尽相同,但河西走廊则是经久不变的主干道。传世史籍如《汉书·西域传》、《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隋书·裴矩传》、《元和郡县图志》等,记录了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新疆至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粗线条的丝绸之路”,但这个粗线条的丝绸之路,“需要出土文书的细化”。如果再加上大量道路、关隘、城址及壁画等历史遗存,则会全方位立体展示丝绸之路全貌。


近代以来,河西走廊发现了大量汉唐时期的简牍、敦煌文书、墓葬壁画及镇墓文、墓券等其他墓葬文献,也保存有大量类型多样的城镇及道路遗址,加上传世文献资料的记载,为研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虽如此,学界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却远没有达到理想中的一致。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河西走廊出土文献中的丝绸之路信息,并结合传世史籍与相关河西走廊历史遗存,展示“细化”之后的丝绸之路图景。由于出土文书仍会不断发现,其中所见丝路图景亦会不断丰富,因此一切研究成果皆为暂时性结论,且均有一定程度的猜想成分,故本文称之为“丝绸之路意象”。所谓“意象”,本文指“意中之象,即意念中的形象”。


一、里程简:两汉丝路东段主干道与政府的控制力

如所周知,所谓“里程简”,又称“传置道里簿”,是指先后在居延汉简和悬泉汉简中发现,标明从长安到敦煌的基本路线、走向、里程及停靠站体系的两枚简,简号分别是EPT59.582、Ⅱ90DXT0214①:130A。


居延里程简EPT59.582简文如下: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

茂陵至茯置卅五里

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好止至羲置七十五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媼围至居延置九十里

居延置至里九十里

里至次九十里

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

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

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

屋兰至氐池五十里

 

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A简文如下: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

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

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

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

●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以上两简提供了两汉时期长安到敦煌的基本路线、走向、里程及停靠站体系,可分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张掖段、酒泉段、敦煌段六段路线,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主干道。上述六段路线中,从陕西彬县到甘肃泾川将近90公里、从宁夏固原到甘肃景泰200公里,因简牍残缺而有所中断,其余都是连在一起的。河西四郡有35个站点,安定和京畿有记载的站点有10个,平均每个站点相距约38公里。


里程简之外,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对唐代常乐县(今瓜州县西)至沙州(今敦煌市)间的驿道、驿站有详细记载(图1-1—1-6),《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五则对沙州至塔里木盆地东缘(今若羌和且末地区)的交通路线有零星记载。据严耕望先生的研究,《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所记录的唐代常乐县至沙州的交通路线如下:


“高宗永淳二年以前,道由常乐县驿西南行,经鱼泉、黄谷、空谷、无穷、其头、东泉六驿至沙州城东之州城驿。是年废黄谷、空谷、无穷三驿,而于山北置悬泉驿,由鱼泉驿西经悬泉驿直取其头驿、东泉驿至沙州城。至武后天授二年又以山南道险,改从北道,由常乐县驿西经阶亭、甘草、长亭、白亭、横涧、清泉六驿至沙州城,北道多因烽戍置驿,南道诸驿遂废。”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五对沙州至塔里木盆地东缘(今若羌和且末地区)的交通路线大体如下:

石城镇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西去播仙镇城六百一十里,西南向蒲桃城二百卌里;萨毗城在石城镇东南四百八十里,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宁弥城东去长安九千二百九十五里。

一道北路,其路东北去屯城一百八十里。从屯城去碛路,由西关向沙州一千四百里。……其镇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

一道南路,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里。

一道,从镇西去新城二百卌里;从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镇六百一十里;从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里,有水草;从新城西南向蒲桃城二百卌里,中间三处有水草,每所相去七十余里;从蒲桃城,西北去播仙镇四百余里,并碛,路不通。

一道,南去山八十里。以南山险,即是吐谷浑及吐蕃境。

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

一道,东南去萨毗城四百八十里。


显然,这是对丝绸之路具体线路的详细记录,较前引里程简所反映的两汉丝路东段线路更为详实,内容亦更加丰富。


里程简所勾勒的两汉时期长安至敦煌主干道,以及《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载敦煌东西道路,可算是河西走廊出土文献记录丝路东段的最直观“意象”: 它由一系列馆舍邸店、邮驿站点组成,能给长途跋涉的行旅提供停歇、食宿以及其他方面的便利,而具备这些特征的前提是由政府开办,或有法律许可、政府保护。这条路线上的主要商贸往来由政府主导,大量驻军的需求对丝路贸易有重要的拉动作用。美国学者韩森指出:“海量财富从中原注入到有大量驻军的西北,这是755年之前盛唐时期丝路贸易繁荣的原因。”因此,中原中央王朝对东西交通道路的控制力及道路的的畅通与否,是里程简、《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载路线本身的“言外之意”。汉代张骞西行被俘、唐代玄奘“偷渡”西出,都体现出这一层意思。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商旅行走在丝路上的记录,也记载了强大的国家制度对于交通路线的维护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路线因生产生活或商贸往来的需要而出现,丝绸之路亦然。因此,上述丝路东段主干道记载的另一层意思,即存在于这条道路的经贸交流。韩森认为,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一连串市场。韩森之意当在强调东西丝路贸易由一系列连续的小规模中转贸易组成,连通这些市场的道路亦非固定的某一条。就河西走廊、西域地区的绿洲商贸而言,这一判断于今仍然适用。但若从整个亚欧大陆经济交流的广阔空间来看,古代东西方之间商贸交流必然存在一条最基本的线路,亦必然经过一些交通枢纽。只是在不同时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部分路段有所变化和调整而已。如“葱岭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汇地,朅盘陁则是葱岭的交通枢纽”,“翻越帕米尔高原的丝绸之路老北道与南道作为商路一直兴盛不衰,直至20世纪初帕米尔高原被现代边界分割为止”。据文献资料记载,宋云、玄奘、高仙芝、马可·波罗诸人,都曾经过帕米尔高原上著名的大龙池(佐库里湖),而朅盘陁则是“葱岭中唯一可供大规模商队休整的地方”。荣新江指出:“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城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丝绸之路的维护、东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我们可以罗列出一连串的名字,比如西域丝路南道的于阗、楼兰,北道的龟兹、焉耆、高昌,河西的敦煌、武威,以及中原地区的固原、长安、洛阳,甚至有些今天看来比较偏远的城镇,在某个历史时段中,却在中西交通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位于今陕西最北端靖边县的统万城,在439年北魏灭河西的北凉政权,打通了从河西经过薄骨律(灵州)、夏州(统万城),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到达北魏首都平城的捷径之后,统万城就成为西方世界与平城交往线上的关节点。”信然。因此,里程简所呈现的丝路东段信息,实际也是两汉时期丝路东段的基本框架,至于里程简中每两个节点之间的具体如何实现连接,则非今人所能臆测了。




二、粟特文信札及其他:战乱、无奈与希望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编号T.XII.a)出土了八件粟特文信札,时间大约在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左右。其中第一件为女儿写给母亲,第三件为妻子写给丈夫,大致出自一人之手,均寄自敦煌,寄往楼兰。第二件最完整,并被完全解读。该件全63行,部分稍有残损,按内容可分9段,墨书。这件文书是一个名字叫做纳奈凡达克的粟特商人头目写给远在撒马尔罕的上层商主纳奈德巴尔的信,汇报在中国的经商情况。第五件寄给商队首领,讲的是姑臧和敦煌之间的贸易。


这些粟特文古信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几乎是仅有的商人所写的丝路文书。其他文书都出自监管贸易并且抽税的官员之手。粟特文古信札中描画了一群在异乡安宁地生活的粟特人,他们当中有商人、农民,甚至仆人。他们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依然从事商业和长途贸易。”


在这些粟特文信札里,中原天子饥困、战火纷飞,宫殿夷为平地,城池化为荒原,居于黎阳的粟特人孤独在外,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破产,一个叫做纳锡安的商人负债累累,不久在蓟城被杀,行李也被抢劫一空,等等,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些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在遭遇中原战乱时的无奈与绝望。当然,并非所有区域都如洛阳一般残破、混乱。在河西走廊的商业活动仍然带有希望。因此,纳奈凡达克在信中说道:“尊贵的大人,我们希望金城到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长期维持。”这与史书中“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的记载相一致。


显然,上述信札中粟特人的担心、无奈或者希望,仍与政府对交通道路、商业贸易控制力息息相关。中原的战事与混乱,河西走廊独据安宁,直接影响到粟特商人的心情与财富。这同河西简牍中汉代与西域的交流形成鲜明对比。


河西走廊出土文献如悬泉汉简中丝路贸易、人员往来的记载亦很普遍。如:


简1:

建始二年三月戊子朔乙巳氐池长延寿=

    移过所遣传舍佐普就为诏送徒民敦=

    煌郡乘轺车一乘马一匹当舍传舍

从者如律令/掾长令史临佐光

                                :四月己亥过西

Ⅰ90DXT0210①:63


简2:

神爵四年十一月癸未

丞相史李尊送护神爵六年戍卒河东南=

    阳颖川上党东郡济阴魏郡淮阳国诣=

    敦煌郡

酒泉郡因迎罢卒送致河东南阳颖川东=

    郡魏郡淮阳国并督死卒传

为驾一封轺传

    御史大夫望之谓高陵以次为驾当舍

    传舍如律令

Ⅰ90DXT0309③:237


建始是西汉成帝年号,建始二年为公元前31年,神爵是西汉宣帝年号,神爵四年为前58年。上述两简分别记述了氐池至敦煌、中原至酒泉、敦煌的人员往来。


悬泉简中也有许多有关中原地区和西域乌孙、莎车、大宛、康居、姑墨、于阗、渠犁、踈勒、精绝等地政治、经贸往来的记载,如下简:


简3:

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献橐佗=

    六匹阳赐记教

Ⅰ90DXT0309③:20


简4:

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赵平送自=

    来大宛使者侯奉献诣□□以

Ⅱ90DXT0114④:57


简5: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鼈王使者=

    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

    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

Ⅱ90DXT0216②:877


简6:

使送于阗王、渠犁、踈勒诸国客,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一人(节引)Ⅰ90DXT0309③:19


简7:

 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

Ⅱ90DXT0115①:114


史书云:“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反映出汉唐时代中西交流的盛况。而上述诸简所载诸事,正可对中西交流盛况作出具体说明。但上述盛况,都是在中原、西域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出现的。如果丝绸之路受中原、西域战乱影响,除了会出现粟特文信札所反映的丝路商旅之无奈抑或绝望,更会出现同班超“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一般的家国情怀,从而营造出丝绸之路艰苦险绝的意象。唐诗云:“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百草。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则是借助“北风吹沙卷百草”等自然景象,强化了上述艰苦险绝的丝绸之路意象。


回到信札、简文本身。这些粟特文信札中涉及的城市有洛阳、淮阳、邺城、黎阳、蓟城、长安、金城、姑臧、酒泉、敦煌、楼兰和撒马尔罕等,有麝香、羊毛织物、亚麻、毛毯、胡椒、樟脑、丝绸等商品,有银子和以斯塔特为单位的撒马尔罕银币,参与者既有写信的粟特人,也有印度人,自然还有中国人。显然,这是一个有贸易路线、城市、商品、货币和商人,连接了中亚粟特地区和我国新疆、河西走廊、中原地区,涉及丝绸之路东段、中段和西段的立体商贸活动。


若将上述信札、简牍中的乌孙、莎车、大宛、康居、姑墨、于阗、渠犁、踈勒、精绝、洛阳、淮阳、黎阳、邺城、蓟城、长安、金城、姑臧、酒泉、敦煌、楼兰、撒马尔罕连接,则又是一条自中国中原经关中、河西走廊、新疆,通往中亚的绵长线路,虽与里程简有别,但总体的走向并无大的分别。显然,虽则东西方丝路贸易由一系列连续的小规模中转贸易组成,连通这些市场的道路亦非固定的某一条,但其基本线路相差无几,并必经陇山、河西走廊、帕米尔高原等地。因此,侯杨方教授有如下论断:“凡是不经过玉门、阳关和葱岭(三者之一)的路线都不是丝绸之路。”

 


三、河西走廊图像史料中的丝路意象

除了上述文字资料,河西走廊大量的石窟壁画、墓葬壁画也有对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商旅往来有形象反映。


嘉峪关新城魏晋五号墓“驿传图”画砖(JXM51:002-4[M5:025],图2),画面内容为一位头戴黑介帻,身着皁缘袖领中衣的佐吏,右手持棨,左手揽缰绳,策马飞奔。马身有花纹,四蹄飞奔腾空,形象逼真。邮驿快马,营造出一种因关山悬远、情势紧急而需要的驰马如飞、一骑绝尘意象。若将这幅“驿传图”与前述两汉里程简、晋代粟特文信札、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联系在一起考察,则汉唐时期丝绸之路驿传体系跃然纸上。



嘉峪关新城魏晋六号墓“牵驼图”(JXM62:003-7[M6:037],图3),绘一赶驼人左手持小木棍,右手牵着一头双峰驼前行。骆驼是沙漠绿洲地区重要的运输力量,能辨识路途,又能知水源、风候,被称为“沙漠之舟”。在古丝绸之路上自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幅“牵驼图”虽仅一人一驼,但却营造出一幅气候干燥、行旅艰险、漫漫而修远的绿洲丝绸之路图景。



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张骞出使西域”图(图4),是反映东西方丝绸之路政治、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作品。图中右上殿堂是甘泉宫,汉武帝和臣属正在宫前跪拜。下方华盖下骑马的是汉武帝,身后跟随臣属。马前执笏跪地的是张骞,正与武帝辞别,身后的随从牵马持节。左上是张骞一行西行远去,左上角的城郭便是大夏。虽有武帝送行之荣耀,但长安与大夏之间关山万里,道路艰险,很容易使人想到前引唐人“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的诗句。



莫高窟盛唐第45窟南壁“胡商遇盗图”(图5),该图取材于观音普门品,即观音菩萨普观“圆通之门”令善男信女悟入佛道,胡商遇盗,口念观音名号,顿时得解脱。罗华庆先生指出:“敦煌艺术中的观音变相.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的兴盛和道路的险恶。观音能使众生免贼难等内容,对于往来于丝路上的商贾们,观音很自然的就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和信仰崇拜对象。”“胡商遇盗”本身,则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图中身穿唐服的强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丝绸之路上官兵为盗、为匪的现实。这在传世史籍中也有反映。《魏书》卷19上《元暹传》称:“仲景弟暹,字叔照。……普泰元年,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太平广记》卷329《鬼十四》“张守珪”条:“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锦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擗踊悲涕。”史料中北魏元暹和唐代张守珪军校,可谓是官、兵为盗、为匪的代表。胡商经历千山万水至于唐境,本想贩运获利,哪料遭遇强盗抢劫,一切发财梦想全部变成镜花水月,虽有观音菩萨助其得以解脱,但胡商对被抢之事毕竟耿耿于怀,于是借助图像营造出丝绸之路商旅艰辛、荆棘危难所在皆有的意象。


上述图像中的快马邮递、牵驼前行、出使西域、商人遇盗等场景,既有邮驿之快捷、一人一驼之孤独、胡商遇盗之艰险,亦有张骞受命出使、汉武帝为之送行的荣耀,但艰险困苦、执着坚持与实现梦想,无疑是上述图像所营造的丝绸之路深层意象。


以上4幅图中,分别涉及驿使、牵驼人、汉武帝、张骞、胡商、唐人装束的强盗等人物,驿传、牵驼、出使、抢劫等事,马、骆驼、毛驴等交通工具,与前引简文、信札等文字资料相比,图像具有更加直观的视觉冲击力。直观的图像,使前述丝绸之路“意象”更加具体,也使“丝绸之路”这个“意念中的形象”“具象”化。这对我们理解古丝绸之路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丝绸之路”本来仅是近代以来人们对中西交流的路线的形象概括,在一定程度上,仅是一个概念而已。但若仅仅纠结于概念而不重视其内涵,显然无法理解真正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单一的连续的路线也罢,是东西方之间一连串市场也罢,其内涵无疑是由一系列道路、人物、事件、商品等构筑而成的立体形象,万不能将其简单化。我们应该在众多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考察,探寻这条神奇的使者、商旅、物资、宗教、文化交流往来之路。


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64-172页。


编者按:【因格式问题,本文略有调整,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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