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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诗情画意，总能让人想到美好的事物，如美酒，它能使人陶醉；如花，它能让人迷恋，饮美酒、赏名花，总是能让人心情愉悦，而一首好诗也总是能让人百读不厌、流连忘返。不过一首诗的效果的好坏，往往是取决于诗歌的高度艺术性，而诗情主要指的是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思，如羁旅抒怀、家国情怀、怀古伤今、咏物言志等具体内容。
所以，诗情与诗歌的创作技巧是无关的，在评一首诗的好坏时，不能单从诗歌的情思去判断，不能因为一首诗没有社会功能，没有深度，就认定不好。虽然诗歌的情思与诗歌创作技巧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诗情的丰富与否却关系到一个人的整体创作水平。许多人在初学时就容易存在一个误区，直接把喜爱的诗风，直接当成了诗情，所以在创作时题材就会变得狭窄，容易让读者产生厌恶感。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周邦彦的那首浣溪沙“薄薄纱厨望似空，簟纹如水浸芙蓉。起来娇眼未惺松；强整罗衣抬皓腕，更将团扇掩酥胸。羞郞何事面微红”，当时便觉得这首词语句精雅、形容贴切，香艳无比，便喜欢地不得了，为此还特地去买了本周邦彦的《清真集》，后来我把《清真集》捧在手心，看了十多首后便看不下去了，虽说周邦彦的词多用典故及多化陈句是其阅读困难之一，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其内容不是闺情就是羁旅，题材不广，使我失去了阅读的兴趣。
周邦彦词的语言工丽，章法多变，时而写景中夹杂述事，时而数次变换时空地点，时而将旧情新愁溶于一篇，其境界之高，不愧为宋词之集大成者。可是现代人没有宋代词人的学识，也没有丰富的典故可以运用，只是一味地仿作、一味地写同一题材，尽管语言上不断地精炼古雅，内容上却变得索然无味。其实人的一生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思，完全没有必要独钻其一，多元化的选择及尝试，会更有利于提高写作技巧。
或许有人会说，诗情是由诗人的创作风格决定的，而创作的风格又与诗人的性情息息相关，对此我并不以为然。钱钟书说过：“性情可以为诗，但非诗也”，所以我认为诗人可就性情作诗，但不能代表是诗的全部。不同性格的人对诗歌的风格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偏爱，如雄健的、大气的、飘逸的、迤逦的、婉约的、豪放的、沉郁的等等，但诗歌的风格其实只是表现诗情或诗性手法的综合而已，它决定了带给读者怎样的美感，决定了诗歌高度艺术的特征，所以诗性是诗性，诗情是诗情，诗性可以影响诗风，诗情不能，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例如同样的诗性可以使同一种诗风去表达不同的诗情，且看李商隐的《药转》一诗：“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写的是诗人因便秘上了药，夜半起来上茅房，其间忆事怀人又得句，舒畅完又回去厢房睡了，此诗其中孙皓与石崇两个典故均与如厕有关，由此可看出，李商隐不但写情诗能写得哀丽，连不雅之事也能写得哀丽，这就证明了同样的诗风是可以去表达不同的情思的。
既然可以用同样的诗风去表达不同的情思，自然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诗风去表现各种不同的情思。如李白的诗以奇特的想像和飘逸豪迈作为主要风格，而杜甫以哀怨沉郁为主要风格，李商隐以哀丽浓艳作为主要风格；然而李白也有含蓄的闺怨诗，杜甫也有壮志豪情胜游诗，李商隐也有深沉的政治诗，就连以内容徧窄闻名的周邦彦，写的古风也是风骨凛然，毫无绮情。
各种不同的情思，就使用不同的风格，这一点在苏东坡的诗词作品中体现地较明显，而且东坡常以新鲜的比喻去形容难以捕捉的情思，尽显创新精神。既然现代人作古诗，无论语言、章法、学识等各方面都难以与古人一较长短，所以我们在提高写作技巧的同时要表现丰富诗情，从题材的广度出发，或许也是一个方向，毕竟在二十世纪后，由科技衍生出不少的新生事物及新的社会问题，已足以丰富我们诗歌的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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