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学位论文《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后记
文/杨帆
汉人著书，自叙例居其末，一般又称之后叙。按研究生学位论文规定，例于文末附致谢，或后记之语。此以后记为标目，盖亦拟古人著书之意，述其创作始末，及与本文的卒成密切相关的人和事，幸以览者知其所以为然的诸因缘。
感谢我的导师徐利明教授。忝列昉庐师之门，是我学业生涯中最幸之事。自攻读硕士学位至今，从先生事书学，已六年于兹。六年间，不论读书金陵，或是归自蜀中，无时无刻不受到师之督教与关爱。师之于余，有褒奖，也有批评，有嘉勉，也有谆戒。得遇良师，无以回报，惟自勉之，勤纯为学，不污先生之门墙。
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是书法篆刻创作理论。昉庐师“各体与篆刻全能，巨制与小品兼工、见识与功力并进”的教学思想，对我影响至深。我自简陋，固不能如师之诗文书画兼擅，亦不能如师之各体与篆刻兼工，而肆力篆隶者尤多。于时屡闻先生言，六书训诂当是书法创作之根底。遂于《说文》等小学书颇为致力，发现清人篆书之复兴，与斯时小学之兴盛不无干系，方立意以此为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篆书创作，师以为大可，故本论文选题之灵感，实导源于师也。后过合肥，拜访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教授，想听听文字学界专家的意见。黄先生以为，当代书法之弊在于过甚关注审美和摹仿，书家写篆要符合古文字的书写习惯，则当知文字流变，此选题若能找清《说文》学与篆书创作之渊源，便能做得较有内涵。后归蜀，访侯开嘉教授于家中，先生亦以为此选题具有较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迄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我以本文题目作为开题报告向美院各研究方向导师陈述，在座若樊波、李彤、孔六庆、尚可诸教授，皆以为然，并提出宝贵意见。昉庐师的教不一术，因材施教，及诸先生的肯定，才使我立定以此选题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决心。
选题既定，便是资料的搜集。书论当然是第一必读材料，又将历代书论细细重读一遍，分类记录笔记十余本。《说文》大徐本，尝反复讽诵十余通，小徐本亦逐字读过，其余如乾嘉《说文》学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的著述，皆在翻览范围。又尝坐南京图书馆两月余，古籍部工作人员不辞辛劳，为我提供各类原本资料，其时所做笔记，都近十万言。凡四库等类书影印经部小学类、子部艺术类、史部金石类及集部相关著述，亦皆一一翻过，或笔录，或拍照。待归家中，爱人志秋将我搜集之资料一一打印，分类装订，都近百本。至此，本文的写作才具备相应的材料基础。念及爱人当日劳碌之清影，深感一文之就，非帮做不能成。
本文计五章，并两个字形对照表的附录。正文二十万余言，加注释及附录，都三十万余。其创作过程大略如是：去年六月完成绪论与第一章，七月成第二章，八月成第三章，九、十月成第四章，十一月第五章起稿，复因赴川大上课，时间不能集中，遂将去年春夏间搜集整理的《说文》与二李石刻篆文三千余做成字形对照表，至十二月而成，今年一月终成第五章。创稿至卒稿，真可谓暑往冬来矣。我的性格不适合那种奋笔疾书一日万言的写作节奏。正式写作前，曾将近万条资料部居于各章欲讨论的具体问题中，每写一个问题点时，则又往顾前后而数作调整，比如，对于乾嘉时期流行的剪毫、束毫写篆的问题，本欲系于王澍讨论，后来又移至乾嘉《说文》学者篆书创作的检讨一节。孙渊如刊行宋本《说文》，此事本欲系于孙渊如篆书一节附带讨论，后来认为，还是采用纪事本末体，作为校刊《说文》的史迹来单独讲。写作中，对既以罗列的资料又为甄别去取，不足者则再搜罗之，待运思成熟，则七八日不等成一节，一日所写，少者千文，多者才两三千。总不欲堆砌篇幅，生凑字数，很多第一次使用的材料，也都被作为“目”而以注释的形式出现，正文以“纲”，求其精炼也。亦不欲妄下雌黄，眯目黑白，以求其至是而归。
从写作速度来看，大体创稿之时较慢，而中途则稍快，卒稿之时又慢矣。起稿定其全文格调，方法耶，文笔耶，皆须考虑既适于所讨论的对象，又适于阅读的对象，且欲藉此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亦不得草率就之，故慢矣。调既定，中途则稍可快写，以享受其理论研究不同于创作实践的乐趣。可写到后半部分，又不得不慢矣，因为所讨论的问题虽各有侧重，却也有互见者，此作文之妙，亦作文之难，故须避免前后论述重出、资料重复之弊，而能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则必谨慎下笔而后可。
写作此文以前，我平素写字尚不一日弃，自去夏至今，忙于写作，翰墨之事亦稍疏。我以为，本文是以分析乾嘉时期篆书创作之得失为介，其真意，在于为创作提供更多历史的和理论上的资鉴。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本是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当然，纯粹的史料考证又当除外，但此非我从事研究之本旨。创作理论的阐发，既需要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为基础，也需要有个人创作经验的积累为印证，其理论方具实际价值。故常于完成某章某节之际，或书半日，或书一日以为乐，且所书又以籀篆为主，将前辈大家的精神融入笔端，其书雅驯有度，将书写之体会复融入文中相关之讨论，其论少有隔靴搔痒之弊。一年来所写，或斯冰，或汉篆，或商周铭文，要皆以小篆为主，这与乾嘉篆书创作的主潮也是一致的，而留意当日所趋的铁线篆为多，实践证明，晚清以来鼎铭书法兴起后，某些大家对斯冰篆书大肆批评的妄语，确属偏见，邓石如若没有十余年沉潜斯冰的工力，其篆书似乎也不能大创之。
研究欲出真知，既要博览群籍以为史料支撑，亦要宁静的环境，以为写作之绵绵绳绳，故又杜门谢客，少有游宴。全文的写作，基本是在家中卒成。我习惯白天写作，晚上思考，完成一节，修整一两日，修整亦思考也。初夏的夜晚，常常背着女儿杨甍的轮滑工具，徒步过岷江边的城墙小道，陪她在三江（岷江、金沙江、长江）交汇处的合江门学轮滑，广场穿梭的她，偶尔过来和翻阅论文资料的我逗趣。有时，我们一起爬家门背后的真武山，并过翠屏山，她喜欢去革命英雄赵一曼纪念馆旁的水池边喂金鱼，我则坐于侧，思考下一步的写作格局。冬日的夜晚，在院落间与小伙伴玩游戏的她，亦常大呼我下楼，陪她跳绳、拍气球。女儿现在已四岁有余，正享受着成长的乐趣，亦见证了本文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我所有写作灵感的来源。
三年来，给予我帮助的同道好友实在不少。当日选定此写作角度，初欲以整个清代篆书为讨论对象，一日，师兄刘元堂博士访我于三号楼室中，以为范围稍大，尚可缩小，后来才有以乾嘉时期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决定。因为学校的安排，我得与同级影视学院博士生李贤年同寝室，我们的情谊，正如本文中篆书风格奇崛的杨法，与高翔“情好如兄弟，僧房屡拍肩”。我们一同上课，相约购书，交流心得，偶尔他也会在我的书案上，刻一枚图章，书一帧篆隶。关键的是，贤年兄教会我许多网络信息技巧，解决了拙文中古文字处理等若干技术难题。就学金陵期间，接触比较多的，尚有朱友舟、杨亮、贾明哲、孔庆忠、高翔、邓翔诸兄，他们或给我以生活上的体贴，或给我以治学上的建议，或给我以疑惑破除，或给我以精神鼓励，这都是本文得以顺利完成的善缘，在此愿奉上个人最诚挚的感激。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美院曾组织本届博士生例行论文中期检查，诸导师在坐。昉庐师就拙文研究角度作肯定并略作介绍。美术学系樊波教授对本文提出的意见，是《说文》学是否从学养上为乾嘉时期的篆书创作提供支持，小学与书学这两条线是如何分合的。书法系主任金丹教授对本文选题给予充分肯定，亦提出文中朱为弼一节关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著作权问题不必单独讨论。国画系孔六庆教授则提出，文中诸大家的篆书，宜对比讨论，立新说要从前人学说中来。这些恳切意见，皆一一领受，为本文的卒成增添不少光辉，令我念兹在兹，未敢稍忘。
每自金陵归蜀，必于成都留驻一二日，而坐川大书法研究所画室的时候为多。有时开嘉师亦来，听其谈书自若，或下问拙文之写作进展，指示治学门径无倦容。亦常观谢和平院士作狂草书或作画，此几年求学道路上，先生皆给我以工作学习上极周致的关怀。他们对我的黾勉与提携，带给我诸多研究的动力，想来动容。吕金光教授延余为川大本科生授课，亦常示以相关的教学、学术研究之法，受益良多，且藉此认识选修我篆刻课的台湾交换生廖勗辰，她利用台湾输入法，助我输出部分《说文》异体字形。刘志超、王昌宇二兄，对我接续有加，本文的卒成，当然也离不开他们的关心与砥砺。我供职学院的领导，如杨随军、何会宁、邱宏、任宏亮等，都曾提供以宽松环境，或减少课时量，或多次允假，使我有更多时间投入论文写作。爱人的母舅李书会，身为教育局领导，公务本已繁忙，几年来为我解决若干困难，鼓励与帮助都不论大小。家乡的师友，如张兴明、张家兴、蔡阳生、王连富、彭坚、邓川平、陈川江、李晓玲、苏毅、王添鹏等，他们常常成为我在研究中获得新发现的倾听者，给我的支持都不计回报，可谓不弃我而多惠我。故一文之成，一事之成，非一人独其成，而众人总其成也。
我的父母亲，已年近七旬。经年以来，母亲负责照顾女儿，父亲则负责我们三餐。在我弱冠以前，他们都还是终年躬耕的农民，朴实而纯净，自我少时至今，没有改变。我的姐姐在老家任教，往来之间，亦多为我分担了不少作为儿子应尽的孝悌之责。《说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我们以传道授业、书卷怡养的方式来继承父辈的品格，虽业有不同，亦肖似也。
丙申开岁，杨帆记于讽籀庐。
注：该学位论文曾获2016南京艺术学院“冯健亲优秀博士论文奖”。此为2016年开岁论文卒稿时所作后记之原稿，虽题目为重拟，而正文皆一仍其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