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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唐太宗:开创盛世的圣君(9)

 liuhuirong 2017-07-19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 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 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 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旧 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贞观十八年(644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 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 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 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仰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 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 带去了内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艺品,带去了内陆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 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 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趋辽东。第二年,李 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兵临鸭绿江。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 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 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 陀,将其消灭,原来附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 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 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陆,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品以上将军、中 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 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 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 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 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陆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陆“资于戎狄,杂畜被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 困难。内陆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 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 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 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陆,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陆,并被普遍采用。 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文皇帝与《贞观政要》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李世民敢于将儒学投入到政治生活实践当中,成功地以武夫的身份获得“文皇帝”的美称,因此赢得了儒学士人的尊敬,赢得了封建社会的所谓“人心”。

  君道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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