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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藩镇:唐朝历史的断面(3)

 liuhuirong 2017-07-19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 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 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 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各镇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 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 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维护,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唯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 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唯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唯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 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 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军立朱滔 的兄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 下,兴元元年(784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 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略。宪宗遂发兵讨 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元和十二年(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 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 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 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 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

  “兵权”与“政权”的关系古代史家评论唐代的藩镇之祸道:安禄山、史思明扰乱天下,至肃宗时基本收复河山, 政权趋于稳固。为了犒赏有功战将,便把河北之地分别交给各将帅治理,谁知从此种下祸根。各藩镇擅自任命官吏,目中全无王法;公然征收赋税,拒绝上交中央; 仿效战国时代,相互时战时和;最高统帅位置,私下传授子孙;压迫大众,鱼肉乡民,暴行犹如禽兽;此匪方走,那寇又来,百姓永无宁日。从此以后,直至亡国, 再也不是皇家之地。(原文见《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这一番话,大体上勾勒出了导致唐政权衰落和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藩镇”的祸害:脱离中央控 制,擅自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盘剥百姓,战争不断。如此状况,怎能不亡?不过,在此并未指出藩镇割据祸患的真正来源。实际上,藩镇之设并非始于安史之乱以 后,而是正当玄宗的“太平盛世”之时,已经建立了这一后患无穷的制度,只不过当时这种制度的负面影响并未显现出来而已。

  “藩”,意指 “保卫”,“镇”,意指“军镇”,故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藩镇,初衷是旨在用这一军事制度保卫国家的安全。隋唐时期,北方境外的游牧政权突厥,始终对中原王 朝的安全形成或多或少的威胁,历任君主都想方设法消解这一不稳定因素。唐太宗在位之初就击灭了东突厥,此后“恩威并施”,故与突厥相安无事;但自高宗后期 开始,突厥复振,遂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冲突不断;后来,西面又受到日渐强盛的吐蕃的侵扰;接着,东北境外的契丹、奚也大举进犯。有鉴于此,中原王朝不得不大 量扩充边防军镇,并赋予其长官越来越大的权力,以更好地抵御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

  按唐朝的官制,地方上州郡的文职长官称“刺史”,军 事首领称“都督”。高宗永徽年间之后,有的都督另有“使持节”的权位,遂称“节度使”,不过不算正式官衔;至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方始正式置“节度 使”官职,但其权力还只限于统带军队。至玄宗的开元年间,便以数州为一“镇”,在北方设置了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镇,其首领为节度使,各州的刺史便成 为他的下属。节度使的权力范围大为扩展:不但拥有数州的土地、民众,得以支配他们交纳的赋税,同时有权管辖境内的各级官员,得以决定他们的升迁和贬黜,并 且拥有强大的军队,得以随时动用武力。到玄宗的天宝年间(742755年),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藩镇数量陡然增多。

   尤其留下后患的是,有的人竟然身兼好几个军镇的节度使,以至权力急剧膨胀,例如,安禄山便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其治所分别在今北京、辽宁 朝阳和山西太原,总兵力将近二十万,东北和北方边境的军、政、财权都集中到了他一人手里。肃宗继位以后,由于全国战事频仍的缘故,除了边陲之外,内陆也多 设立“节度使”一职,由重要州郡的刺史担任。于是,内陆同样藩镇相连,大镇拥有州郡十多个,小镇也有三、四个。尽管大多数藩镇仍然听命于中央,但是地方长 官的权限极度地扩大和集中,毕竟增加了对中央的离心力。况且,还有好几个藩镇倚仗着自己的实力,飞扬跋扈,桀骜不驯,乃至举兵叛乱,割据称霸。盛世时期为 了巩固国防的“节度使”官制,就这样演变成了后来的“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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