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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经学的兴盛，不光是梁先生所说的学人因环境变迁，与共同的心理感应，还应该加上国家政权的大力推行。 由于解说者日多，探研者日众，儒家经典的阐释，一方面呈现出一派云蒸霞蔚的文化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由于解说与传授者个人思想观点或能力等原因，随之出现了儒家经典在流传中歧见异说越来越多的情况。 一个钟表可以告诉人时间，墙上一排走时各不相同的钟表，就使人如坠雾中，不知所从。 公元前五十一年，汉宣帝在甘露三年亲自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评定其正误，解决儒学内部的理论纷争，钦定儒经的标准版本，以促进儒学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 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汉初由萧何建造，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书典籍。因阁下凿石为渠以导水，故名石渠阁。戴圣，以“五经”之中《礼》的博士身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闻人通汉、施雠、梁丘临、欧阳地余、刘向等，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脚下流水潺潺，阁上众说纷纭，的确是个坐而论道、明辨是非的好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博士的戴德却没有出现在出席者行列。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地位远不及侄子戴圣，否则这次颇具权威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不会将他拒之门外。这也许正是日后《大戴礼记》不传的根本原因。 第六节石渠阁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不大，远不能说圆满成功。但此次会议，却改变了《礼经》的际遇。 戴圣以礼学专家身份出现，主要负责“五经”中《礼》的评定。他论定并博采诸家礼说，辑成《礼记》四十九篇，世称《小戴礼记》，后来经郑玄作注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 作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共同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崇尚礼乐，弘仁扬义。 但它们彼此也各有偏重，《易》主要涉及的是哲学，《诗》主要涉及的是文学，《书》涉及的是政治，《春秋》涉及的是史学，而《礼》主要涉及的是规范与准则。通俗讲，它的作用就是“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戴圣的《小戴礼记》属于在民间流布的古文经学，但却从此成为官学，后来乃至摆脱《仪礼》的从属地位，不仅喧宾夺主，而且最后一枝独秀。 在戴圣之前，正如汉高祖青睐儒家是从礼仪开始，《礼》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具体烦琐的制度，是各种场合下礼仪的具体要求与规定，它更多表现在刻板而机械的形 式规定中，而缺少微言大义，所以很难让人置喙其中，在其间阐发独见。《小戴礼记》用为《礼》作记的独特形式，增添了《礼》的精神内涵，彻底改变了《礼经》 原先只是各种刻板、烦琐礼仪制度的汇编，而缺少思想阐发余地的毛病，从而赋予了《仪礼》全新的生命。 这里涉及一系列绕不开的学术概念，容我粗略一谈。 经学研究是汉代学术的核心，它的本源是先秦儒学的《诗经》、《尚书》、《仪礼》、《易经》和《春秋》。经学著作的体裁统而言之，有经、传、说、记、章句、训诂、笺等几种。 经，是指先秦儒家的原始著作；传，是对经的阐发性著述，而且专指战国至汉初儒学先师的权威性著述，如《易经》的《易传》、《春秋》的《公羊传》；说，出 现于西汉中期，是汉儒对经和传的阐释；记，是对经、传的补充记录与说明，将有必要记入但却“名不见经传”的东西补录，就是所谓的学有所记，以进一步阐扬经 的大义宏旨。 《小戴礼记》的可贵之处是，它走出了传统《礼经》的藩篱，开拓出一个朗天阔地的崭新世界。它不光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 制、礼意，解释《仪礼》，而且还记录了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广博，门类杂多，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后来东汉末年经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戴圣的《礼记》便从此盛行不衰，而且由原为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使自身成就为经典。 到唐代，它被列为“九经”之一，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 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到宋代，它又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人必读之书。 到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汉朝“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却是只有《礼记》而不见《仪礼》了。 一路行走，一路光明，一路凯歌，一路高进。至此，《礼记》鸠占鹊巢，完全取代了《仪礼》。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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