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把手的胸怀和用人问题，清朝能消灭流寇是能够向一线统军汉将放权（当然，这也可能是不得已之举），明亡于李自成主要是崇祯急于求功，猜忌过盛，屡诛大将所致。打仗，尤其是平定内乱，远比单纯对外作战要复杂得多，因为身为合法政府在顾及各方面的情况，而乱军则无所顾及，这时就不能责一城一地之得失，要把眼光放长远，不要计日课功，在给前线统军大将以极大的权利和信任，胜之固然要奖励，败了则不能马上临阵易将，要求其长功。
历来政府军比起外来的敌人，更怕内部的流寇。明清两朝五百年，最大的流寇有两股，一股是灭亡明朝的李自成，另一股是清末的捻军。明朝其实是亡于李自成，清军不过是乘机而起。
官军之处以怕流寇有以下四个原因：
攻守异势。流寇可以随处攻取，而官军就必须处处驻守，兵力看似几倍于敌，在局部战场上兵力却少于敌人。
流寇不用携带军需辎重，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捻军尤其喜欢抢马骡，既可以骑行，也可驮东西，还可以当做会行走的军粮，所以捻军平均每人的都五匹马，随时换乘，行军速度极快（这也是捻军能够战胜蒙古骑兵，击杀僧格林泌的主要原因）。而官军却要讲究军纪，如果也抢掠，则会逼民为匪，军需补给要供后方供应，行动更加缓慢。
流寇动向不定，有利则进，无利则走，今天在河南，明天就可能到江苏。而地方政府和官军都是划地而守，各管一段，特别是在讯息极不发达的时代，很难形成合力。
流寇走到哪里破坏到哪里，被了匪灾，生产力大受破坏，不但当年租税不能上交，以后几年也难以恢复，有时还要靠政府赈济，否则老百姓吃不上饭，往往就变成流民匪寇。
捻军纵横于皖、豫、鲁、苏、鄂、陕、晋、直(冀)八省十余年，极盛时期兵力高达二十万众。比起太平军，捻军更让清廷头痛，全是清一色的骑兵，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不像太平军可以集中消灭。1865年，清朝满蒙第一名将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宣告以骑兵对骑兵对的追击战术彻底失败。清军满蒙主力沦丧，捻军一度接近京师，华北震动，首都戒严。
清朝看到满族、蒙古的军队彻底失败，只好把剿灭任何全权交给汉族大臣，先是曾国藩制定了“画河圈地”变追为堵的战略，随后左宗棠、李鸿章贯彻执行，把捻军分割成东、西两部分，李鸿章剿灭了 东路捻军，左宗棠剿灭了西路捻军。
曾国藩说：“贼成流寇，若寇流而兵与俱流，则彼之资粮无限，我之兵力有穷。”“自四镇设而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以应流寇之一胜着。”左宗棠说：“捻投流窜数省，畏圩寨甚于畏兵。”正是由于这种正确的战略，纵横中原十几年的捻军被剿灭干净。
当时清朝刚刚经历了为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之乱，江南半壁糜烂，又刚刚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京城失守，英国在沿海和西藏不怀好意，俄罗斯在新疆虎视眈眈，情况一点不比明末崇祯时候好。可是为什么清朝能够消灭捻军，而崇祯就死于李自成呢？
是明朝无人，没有人像曾国藩、左宗棠一样看到正确的战略吗？不是的，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就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农民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
朝野都知道，抵御流寇最好的办法，是兵以逸待劳，限以河道，守以长墙，逐渐缩小包围圈。可是，一 旦流寇突破包围，朝中总会有不满的弹劾之声，这时就要看皇帝的胸怀了。在围剿过程中，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多次受到弹劾，清廷的做法时“记过效功”，并不进行实质性的处罚，而且多有嘉奖。
反观崇祯的做法，几乎就是杀鸡取卵。崇祯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出点小问题，或者有言官攻击，轻则撤职，重则杀头。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大军区司令员（督师、总督）被处死和被逼自杀的，包括袁崇焕在内合计有11人，如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等。换一个领导就换一套政策和战术，统兵大将都心存忌惮，战局稍有好转，就急于收功解去重任，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以至李自成、张献忠都死灰复燃，终至不可收拾。
崇祯的失败，只怪他自己，与朝臣大将无关。
当领袖，做领导，胸怀比能力重要，如果事事都觉得下属不如自己，一点不合心意就想考核之威，这个团队不会有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