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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国霸权的中衰，是一个特别值得引起注意、需要汲取的历史教训，它告诉人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趾高气扬，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被胜利冲昏头脑，最后在阴沟里翻船。一个人、一个团队、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其真正的危险可能不是在逆境之中，恰恰是处在顺境之中。 作者：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战国初期，魏国在诸雄中第一个崛起，总共三代，从魏文侯确立霸权,魏武侯守成,在魏惠王（梁惠王）手上基本丧失殆尽，非常短暂，但其间的变化特别大，这是影响后来战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说到魏国的崛起与中衰，还得先回溯春秋的历史。为什么要回顾春秋？解读春秋的关键是了解春秋四个大国战略格局的演变轨迹。春秋时期，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所以能发展和壮大起来，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处在战略外线的位置。看春秋地图，北边是晋、西边是秦、东边是齐、南边是楚。这四个国家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大国，齐国相对好一点，周武王分封的时候有私心，把鲁国最好的土地分给周公，那个地方旱涝保收，姜太公功劳很大，应该报答他，所以封给他齐地（现在是青岛、威海这一带，非常繁荣和发展），当时是一块盐碱地。因此齐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会调整为以工商为主，是逼出来的，以农立国，鲁国做得到、齐国做不到。晋国是小国，史载“晋，偏侯也”。楚国更不用说，楚文王和楚吴王的时候“土不过同”，“同”就是今天所说的方圆一百里，当然通过“筚路蓝褛，以启山林”的奋斗，后来壮大起来了。还有秦国，那在中原诸侯的眼中，乃是夷狄，是在西边。也就是说这些小国后来之所以变成第一等大国和所处的位置有关。
姜太公像 这些小国强大以后挺进中原争夺霸权，万一东进或者北上、南下、西进发生问题，可以退回老巢，收拾旁边更弱更小的国家积蓄力量，等待条件成熟之后，再次逐鹿中原。所以可以看到，秦穆公打不过晋文公的后代晋襄公，崤之战惨败，“匹马只轮不返”，三个主帅全当了俘虏，所以回头收拾旁边的小国，“灭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楚国也是这样，以更多的精力对付江淮小国家，“汉水诸姬，楚实寘之”，并灭掉诸多淮夷小国，楚国面积搞得这么大，领土有全国面积的差不多1/3，基本上都是春秋时所开发出来的——湖北、湖南大部、安徽大部及部分的河南，战国的时候开发到云贵那带去了。所以这些大国崛起，与战略地缘环境相关性很强。中原地区的国家，无论是郑国、宋国、卫国、曹国、陈国、蔡国、鲁国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是这里饱和了，处于战略内线的不利位置。这种情况对后来魏国的称霸有好处，也带来很大的不利。 我们知道三家分晋的出现是一个带有一定偶然性的历史现象。这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中可以得到印证。孙武所处的时代，晋国是六卿执政，六大家族掌握政权，吴王阖闾询问孙武，“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后存？”即晋国六卿、也就是六大宗族中，哪个家族能够保留下来，顺序如何，最后获胜者是谁。孙武回答，前面两个范氏、中行氏先完蛋，然后是智氏完蛋，再再其次是魏氏、韩氏完蛋，最后取得晋国政权的是赵氏家族，如同齐国，由田氏取代姜氏一样。 电影《赵氏孤儿》剧照
这个预测有两点值得我们今天加以特别的注意，第一，为什么吴王要向孙武询问晋国的动态，政治生态的演变？孙武讲“不知诸侯之谋者，不可预交”。因为吴国是在晋国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晋国派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带去晋国先进的武器装备，给吴国引入先进的作战方法，指导吴国军队的训练，鼓动吴国从侧后攻击楚国，乃是晋楚争霸大棋局中的重要步骤，换言之，吴楚战争、乃至稍后的吴越战争都是晋楚争霸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打的是代理人战争。楚国也如法炮制，对付不了晋国，但可以对付吴国，拉拢吴国旁边的越国也在吴国背后捅一刀子，所以两家都是晋楚争霸的棋子。当然他们自己在此过程中也拿到好处，有战略利益角逐，所以双方才能一拍即合。 晋楚争霸影响非常大，但是如果投资错了，在晋国六大家族选边问题上站错队就完蛋了，所以必须选好，弄清楚。所以，吴王阖闾可以不问齐国、鲁国、楚国等诸侯国的政治生态，而晋国的政治权力走向，则是非了解清楚不可的。 第二，这个排序有问题，前面三个预测是对的，范氏、中行氏、智氏的确完蛋了。但后面的两个韩、魏并没有被灭掉，而是三家分晋，这个情况跟晋国的政治发展有关。当时智伯主动对赵氏家族发动进攻，赵氏族家族在没有办法抗衡的情况下联合魏、韩共同对付智伯，但是，把智伯灭掉以后，韩、赵、魏三家不可能再相安无事，只好提前将晋国瓜分了，三家分晋，本质上等于是一个早产儿，提前分娩，这才有三家分晋。如果晋国的政权最后能够像齐国一样，姜氏齐变成田氏齐的话，那么晋国就是一个非常统一的国家。晋国整个实力在当时是Number 1，是周朝文明继承者，周朝衰落了，晋是合法继承者，“周衰，晋继之”。但这么一提前，就带来很大问题，就是三晋关系。如果晋国没有分裂，能够顺利过渡到赵氏家族手上，可能统一中国根本没有秦国的事。但现在一分为三，实力大大下降。但晋国基础比较好，赵国相对北面一点，韩国又相对弱一点，所以，不是赵国、韩国第一个崛起，而是魏国。 魏文侯在整个战国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因为做了几件重大事情，就是今天讲的改革，而且是重大改革。比如说推行“平籴法”，发展经济；制定《法经》，有制度建设；任用人才，用人用得非常高明。后来孟子讲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贤者，口碑好、形象好、道德楷模，这是社会的风向标，段干木这些人要用；另一种是能者，能者是办事能力很强，但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贤要尊，能要使，“尊贤使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个用人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一刀切。魏文侯两个都处理妥当了，他把段干木这些贤者尊起来、另外，又将能者使用起来，用了李悝、用了吴起、用了西门豹，这些都是办事的干将，所以魏文侯第一个崛起。所以当时大家公认，凡是“山东人”(“齐之技击”)一定是打不过“河南人”(“魏氏之武卒”)。当然到了后期有变化，凡是“河南人”一定打不过“陕西人”(“秦之锐士”)，《大秦帝国》里的老秦人太厉害了，虎狼之师，这跟商鞅变法有关。 西门豹除巫治邺
魏文侯确立了霸权，魏武侯维持了霸权，最后到了梁惠王（魏惠王），父祖给他留下了这么大的基业，下一步战略发展选择非常重要，魏国崛起已经是现实。别的国家在发展、霸权也在崛起，这时候怎么处理是大智慧。而这方面，魏惠王做了最差的选择。魏国霸权有相对的薄弱性，虽然发展很快，但魏国地处中原之地，北面是赵国、东边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所以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四面出击、两线作战，这是要避免的。说到底，到底是东守西攻还是西守东进，本质问题在这里。说实在的，当时魏惠王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做法应该西进而东守，为什么？因为三晋一体，无论是韩国还是赵国，都是和它从晋国一个地方、一个母体分出来的，说白了彼此间是兄弟之邦。第二个，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始终对晋构成威胁，一定想东出函谷关(潼关)，向中原地区发展，换言之，秦国是魏的腹心之患。而且河西要地是特别重要的战略支撑点，绝对不可轻易放弃，而要守住河西，魏国的战略重心，不能不是东守而西攻，将秦国压制在西北一隅。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历史实际进程中，魏惠王非常错误的做出了东攻而西守的战略选择。他这么做，也是有一定缘故的。第一，他认为秦国是夷狄，胜之不武，赢之无名，即使赢了秦国不见得有威望，中原霸主才是真正的霸主，形象会好很多。 第二，秦国军队的战斗力比较强，喜欢死缠烂打，早一点在春秋时期的王官之役中就有反映。魏国对此存有一定的畏惧感，柿子捡软的捏，所以，魏惠王做出了战略重心向东转移的重大举措，将都城从今属山西的安邑迁徙到当时的“天下之中”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我们知道，开封这个地方一马平川，处四战之地，是无险可守的，后世宋金战争时，金兵一下来，北宋王朝马上完蛋，宋徽宗、宋钦宗束手就擒，当了俘虏。所以魏惠王这么做，乃是一个战略上噬脐莫及的重大错误。他还犯有一个错误，就是他被商鞅这些人所忽悠了、所利用了，商鞅出使魏国，忽悠魏惠王说：你们魏国现在发展这么好，“侯”这个名称不好听，已不足以体现大王你的丰功伟绩了，干脆称王算了，反正周天子也衰落了，该轮到您魏惠王来号令天下了，这样才名正言顺啊。魏惠王听了十分舒坦，欣然采纳，真的给自己加冕为“王”了。中国人知道，这叫树大招风，鹤立鸡群，你要是只鹤，鸡都是要生气的，必定群起而攻之，非把你咬死不可，所以齐啊、楚啊，他们都很愤怒，我们还没有当王，你就超前当上王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就要联合起来共同收拾你。“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堆高于岸，流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让魏惠王给摊上了。 第三，如果魏国执意要东进，那么，用政治的手段跟人家谈判、博弈都可以，但魏惠王偏偏迷信军事手段，所以要么去打韩国，要么去打赵国，结果韩国、赵国作为原先的三晋兄弟之邦，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只好引进外敌——齐国。齐国不会放过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孙膑两次打败了魏国，一次是桂陵之战，一次是马陵之战。这两场战争打过以后，对魏国是伤筋动骨，元气大伤，尤其是马陵之战，魏国十万精锐之师全军覆没，太子死了，最优秀的将军庞涓也死了，可谓毁灭性的失败。这样一来，西线的防御被商鞅带领的秦国军队所趁，战略要枢河西之地很快就全部丢掉了。河西之地的丧失，对于魏国而言，乃是致命的损失，这个损失以后，再也不能把秦国挡到函谷关以西了，秦军东进的势头从此就无法抑制了。 战国地图，魏国在战国前期占尽优势
战国魏惠王期间魏国霸权中衰这个历史过程，说明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霸权崛起的艰巨性——魏国的霸权比较短暂，仅仅经历三代就终结了。因为魏国的崛起更多是偶然性的，系于个别像魏文侯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身上，容易人亡政息，而缺乏其他相应的措施跟上，没有真正做到制度化，缺少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尤其是战略地缘关系被动，战略内线地位的不利，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 第二，战略决策选择的方向特别要注意，如果方向错了，南辕北辙，这不但是劳而无功，可能效果更属于适得其反。所以战略本质上是选择问题，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也就是流行歌曲唱的歌词：“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本质上是左右问题，该向左的时候向右了，就完全错了。魏惠王的最大战略失误，就是改东守西攻为东攻西守。 第三，霸权维系过程一定要用综合力量，绝不可一味依赖于单纯的军事力量。不能说魏国“武卒”就能够打败“山东人”(“齐之技击”)，有时候谋略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孙膑说，齐国军队根本不是魏军的对手，“齐兵素号为怯”，我们恰恰要利用他们判断上的错觉，思维上的盲区，用减灶的方式诱敌深入，最后打了伏击战，取得马陵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第四，魏惠王最大问题就是图虚名而取实祸，他太在乎面子，太要大家捧场，喜欢有人歌功颂德，热衷大搞面子工程。结果让对手利用，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他喜欢什么，人家就引诱你，给你挖坑，他自动就跳进去了。所以魏国霸权的中衰，是一个特别值得引起注意、需要汲取的历史教训，它告诉人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趾高气扬，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被胜利冲昏头脑，最后在阴沟里翻船。一个人、一个团队、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其真正的危险可能不是在逆境之中，恰恰是处在顺境之中。少唱高调，内敛藏锋，始终有忧患意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的话，崛起才是可持续的，可以真正发展的。另外，魏惠王霸权旁落这件事情，也给司马迁的一段名言，做了最好的解释：“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本文系黄朴民教授在腾讯文化举办的“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编辑：棒茬粥） 相关链接： ● ● ●  黄朴民 “ 黄朴民，男，1958年出生，浙江省绍兴市人，1988年在山东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军事史与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教育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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