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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成长史 | 小史2.4

2017-08-04  公司总裁



第二章 吠陀天启


第四节 种姓制度成长史


一提到印度,我们就立刻会联想到“种姓制度”。这一绵延数千年,渗透到印度社会方方面面的等级制度是谈论印度绝对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印度人从高到低被分为四大种姓:第一种姓婆罗门掌管祭祀,垄断教育;第二种姓刹帝利担任王公和武士,负责征战和管理;第三种姓吠舍包括农民、牧民和商人,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第四种姓首陀罗为奴仆,其义务是为上述三个种姓服务;除此以外,还有不被纳入种姓中的“贱民”,他们从事清扫、埋葬等最不洁的工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这一制度中,各种姓之间不能通婚,而高种姓对低种姓的歧视与压迫则是常态。


早在两千多年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观念在中国就已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在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竟会有如此不人性、不公平的制度存在。那么,种姓制度为什么会出现在印度呢?


可以先来看一看印度神话对此的解释:在印度最早的典籍《梨俱吠陀》中,有一则神话讲到四大种姓的起源——

宇宙之初有一原初巨人,

“婆罗门诞生于他的口中,

刹帝利诞生于他的手臂上,

吠舍诞生在他的大腿旁,

而首陀罗则从他的双脚下出现。”


四大种姓起源神话


很明显,这是一个由婆罗门阶层(吠陀的编纂者)为巩固自身地位而编造的神话故事,完全不可信。那么,在这个神话的背后,种姓制度形成的真实历史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偏偏在印度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而残酷的社会制度呢?


本文准备追本溯源,从三千多年前游荡在东欧中亚草原上的的雅利安人(又可称印欧人)开始讲起,通过三个阶段的历史划分,梳理种姓制度的成长史。


1. 第一阶段——雅利安人的共同传统


相信大家都知道西方哲学名著《理想国》。在这本书里,柏拉图提出了一个 “哲学王”统治下的理想社会结构:处于顶端的是以“理性”著称的学者,他们从公义出发支配着国家权力;处于第二层的是以“勇敢”著称的武士,他们对内维护国家稳定,对外抵御敌人入侵;而大多数平民则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从事生产劳动,满足整个国家的物质需求。柏拉图说道:“当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而不互相干扰之时,一个充满正义的国家便建成了。”


如果我们穿越到约三千年前的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地区,会惊奇的发现,这里竟散布着多个近似“理想国”的部落:婆罗门祭司学者位于社会顶层,刹帝利王公武士其次;而吠舍(其词根“vis”意为“大众”)则充当农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


古希腊哲人的构想和古印度社会的现实之间竟如此相似,这应该并不是一个巧合。实际上,在古伊朗的最早典籍《阿维斯陀》中,也记载了类似的社会结构。这暗示着我们,这种社会阶层三分法很可能源于雅利安人的传统。


据学者推测,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当雅利安人还在中亚东欧草原上游荡时,部落中的从事宗教活动的祭司和专职战斗的武士就从大多数牧民中分离了出来,取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后来随着部落的迁徙,这一传统被带到了欧洲、伊朗和印度。


雅利安人(又称印欧人)的迁徙路线


因此,在雅利安人尚未进入印度次大陆之前,即在前吠陀时代(公元前1500年之前),部落内部就存在着各司其职的三个阶层。这种阶层划分很可能与血统无关,而是在同一种族内部的职业划分。我们可以把这称为种姓制度的第一阶段,或婴幼儿期。


2. 第二阶段——四大种姓的确立


既然这种文化传统为雅利安人所共有,那为什么只有在印度发展出了成熟的种姓制度呢?这就要讲到几支雅利安人的不同际遇了。


公元前的第二个千年,当雅利安人迁入欧洲腹地时,那里还是一片地广人稀的大陆,而进入伊朗的雅利安人所看到的更是一片荒无人烟的高原。与之相比,他们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堂兄弟”则大不相同。


从《梨俱吠陀》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次大陆北部已经住着不少居民(在书中被称为“达萨”),其中一大部分可能是创造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哈拉帕人的后裔。这些原住民深谙农事,长于建筑,对新闯进来的不速之客并不欢迎。正是与这些原住民的对抗中,催生出了印度特色的种姓制度。


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以及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在进入次大陆后的几百年里,雅利安人逐渐征服了原住民(参见小史2.2)。于是,如何处理紧张的种族关系成为了时代主题。骄傲的雅利安人最后选择了一种“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将人数众多的原住民降为奴仆。虽然当时的一些原住民很可能在经济上更为先进,但因为武力处于劣势,所以只得对雅利安人俯首听命。


雅利安人最早发明了有辐条的轮子和马拉战车,在军事对抗中占据优势。(图为科纳克太阳神庙的车轮装饰)


这一新的社会制度被直接称为“瓦尔那”(Varna,即“肤色”)。顾名思义,原住民相对较深的肤色,被雅利安人视为劣等的标志。他们被称为首陀罗,地位低于所有雅利安阶层。


而且,为了确保首陀罗不起异心,雅利安人将他们隔绝于教育之外。比如在后来的印度教法典里,雅利安人的三个阶层(或称种姓)被统称为“再生族”,拥有学习吠陀经典的权利。而首陀罗则不能。对于那些偷听吠陀的首陀罗,甚至可以“往他的耳朵里灌融化的铅水”。


同时,雅利安人内部的各阶层也开始固化。随着进入次大陆后雅利安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农业开垦以及战争掠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从而加速了部落内部的阶层分化,逐渐形成婆罗门和刹帝利联手统治大众的局面。


吠陀时代晚期,祭祀作为一种宗教活动,被抬升到了国家治理手段的高度。作为最有学识的阶层,担任祭司的婆罗门设计了盛大的王祭(rajasuya)。在这个仪式上,国王(刹帝利)被宣告为“众神的伙伴”,他继承了战神因陀罗的一些能力,从而能在战场上带领臣民取得胜利。王祭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授予国王统治的合法性,也向大众展示了婆罗门的独特才能。作为回报,刹帝利王公则用硬实力支持婆罗门在种姓体系中的显赫地位,“婆罗门至上”成为共识。


王祭场面(《摩诃婆罗多》插图)


就这样,雅利安人内部的三个阶层间差异日渐增大,终于从“职业区分”演变成了“血统上的隔离”。因此,就有了我们所熟悉的四大种姓。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四大种姓之外,还出现了贱民阶层。最早的贱民是首陀罗中那些从事屠宰、制革、埋葬、清扫污秽等职业的人,这些职业被认为是最不洁的,乃至亵渎神灵,所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也就被认为是不洁者。上层种姓由此编造出“玷污说”,即应避免与这些贱民接触,以免自身受到污染。这些贱民处在社会金字塔的最低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倍受歧视。


简而言之,在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500-500年),形成了四大种姓(瓦尔那)加贱民的基本结构,这就是种姓制度发展的第二阶段,或生长发育期。


3. 第三阶段——从瓦尔那到阇提


种姓制度第三阶段的发展可以从两个词的转换看出来。吠陀时代之后,“阇提”(Jati)逐渐代替了“瓦尔那”,成为了种姓的代名词。这个新词汇意为“生而如此”。相比瓦尔那所对应的笼统的四大种姓,阇提所指代的是数千个细分出来的亚种姓,每个对应一个地区性的内婚制的世袭的职业集团。


在本书第三章中,大家会看到,吠陀时代结束后,印度很快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尤其是在恒河流域,生产力的发展催生出了许多新职业的出现,劳动日益专门化、专业化。例如,佛本生故事(Jataka)中记载,在当时的城市附近,涌现出了一些专属某一行业的村镇,例如木匠村、铁匠镇。这些村镇以内部合作的方式进行生产,向城市输出制成品,并换回其他生活必需品。为了尽量垄断某一职业,这些村镇渐渐形成一个个封闭集团,不与外界通婚,以便将其行业的手艺世代相传。久而久之,每一个村镇就形成了一个“阇提”,这个村镇中的婴儿一出生,其终生的职业就已经注定了。


甘地的姓氏GANDHI即其阇提名,意为“香水商人”(吠舍种姓)


据学者推测,这种同一职业的从业者逐渐演变成内婚制社群的现象,在当时成为了社会发展趋势。无论种姓高低,每一个人都最终被归为某一“阇提”的一员,上千个不同的阇提在印度次大陆上出现了。


同属一阇提的成员一定也属于同一瓦尔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阇提制(或称亚种姓)是瓦尔那制的进一步细化。种姓制度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了。


另外,阇提制在封闭职业社群的同时,也赋予了种姓制度一定的灵活性,给吸纳新成员进入印度文明体系提供了一个方便法门。数千年间,无论是北方游牧入侵者,还是非雅利安的土著领袖,在通过战争取得政权后,都有机会作为一个新的阇提加入刹帝利种姓。他们指使婆罗门捏造合适的世系,将自己比附为某一雅利安英雄的后代,令自己的种姓地位合法化、永恒化。另外,一些具有商业才能的群体则被纳入吠舍种姓。而首陀罗种姓更是吸纳了众多新阇提的加入,他们大多来自被征服的民族。当然也有一些不幸的弱势群体,被迫沦为贱民。


基本上来说,除婆罗门种姓外,其他各大种姓在历史长河中都在不停吸纳新民族的加入,种姓制度也从北印度大平原地区不断扩张,最终几乎吞噬了整个次大陆,数不清的民族和部落都被纳入其中。


例:拉杰普特人(RAJPUTS)实为中亚入侵者的后裔,通过编造家谱获得刹帝利的地位


到了公元七世纪玄奘赴印求法时,种姓制度已发展成熟。在《大唐西域记》中,这种瓦尔那制和阇提制的结合体被玄奘归纳翻译为“种姓制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制度初步成形于同族内社会分工与异族间征服统治的结合,又因职业专门化和不断吸纳新成员而日益具体化、复杂化,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终于“成年”了。


结语


种姓制度之所以拥有顽强的生命力,跨越三千年历史而长期存在,宗教和神话的作用固然不能忽视,但最本质的原因是它符合次大陆人口构成、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实际情况。各种姓虽互相隔离,但又互相依存。


客观来看,在历史上,这种具有一定灵活性的等级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印度社会稳定运转,是保障印度文明长期延续的“定海神针”。它根植于印度的国情,很好的解决了多种族、多文化社会的治理问题,在复杂与混乱中建立了共识,成为了种族、民族、语言及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度多元的印度社会的最强粘合剂。


另外,在遭受外来文明(主要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冲击时,种姓制度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韧性和包容度,外来者很快被吸纳、同化进了印度文明之中。


多种族、多文化的印度社会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严密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意味着系统性的压迫与歧视,低种姓人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到了近现代,由于种姓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职业选择以及各阶层交流,故而成了印度现代化的最大负担,严重阻碍了这一文明古国发展、革新的脚步。可以说,种姓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残酷一词分不开,它是套在印度文明身上的一把沉重的枷锁。


目前,这一延续三千年的古老制度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崭新的时代来临了,印度需要新的社会模式、新的价值观来争取新的发展高度。印度的有识之士也在致力于消除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残余影响。


今天,这一制度虽已在法律上被废除,但在文化中、在印度人的观念里却仍是根深蒂固。如何顺利完成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是当前印度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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