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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之学，源远流长。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撰著《别录》、《七略》，其后各朝各代，皆有目录之作。据学者梳理统计，从西汉至明末，官书目录有六十种，私家目录七十七种，史家目录十四种，共一百五十一种[据汪辟《目录学研究》之《汉唐以来目录统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6-91页。]。有清一代，目录之学臻于鼎盛，各类书目合计多达千余种[ 据笔者研究生侯印国同学初步考察，清代私家书目即多达近千种（详见侯印国《清代私家书目考论·绪论》（初稿），南京大学2015级硕士学位论文）。]。就其目录体制而言，《别录》与《七略》也代表了目录的两大基本类型，即简目与解题目录[ 《七略》原文，于著录书名之下，当多有注释性文字，此较后世简目稍详，但仍属于简目性质，而不可称之为解题目录。]。简目易编，而解题难成，故历代书目主要为账簿式的简目，而解题目录则为数不多，清代中期以前，可谓屈指可数。乾嘉考据勃兴，学风笃实，目录之学大为昌明，而最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解题目录随之如春木向荣[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卷首《自序》，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层出不穷。要之，此一时期代表版本鉴赏一派的有于敏中的《天禄琳琅书目》，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书录》；代表读书治学一派的有纪昀等人的《四库全书总目》，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代表藏书校雠一派的有吴寿旸的《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代表考订著述一派的有吴骞的《海宁经籍备考》、邢澍的《关右经籍考》等。它们规定了后世解题目录发展的基本范式。 若就书目之性质而言，则有藏书目录、图书总目与著述目录之别，而以藏书目录为基本形态：或记个人之收藏，如唐吴兢《西斋书目》；或记朝廷之藏书，如元行冲等《开元群书四部录》；或记某处之藏书，如韦述《集贤书目》；或记一代之藏书，如梁阮孝绪《七录》。上述官修目录与私家目录几乎皆属此类。图书总目，则以反映图书总量与全貌为中心，不论古今，不计存亡，此类书目后出，当以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为代表，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也可归于此类。著述目录，乃一反书目编制之常态，而以著录前人著作为范围，旨在反映一代或一地学术之面貌。此则可以史志目录为代表，如《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明志》所出之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自然也属于此类。而推原所始，虽可追溯至北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之《坟籍志》[ 唐刘知几《史通》卷三《内篇·书志第八》论“艺文志”云：“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四部丛刊初编》本）是此《坟籍志》已带有著述目录之性质。]，但其书早佚，后人无缘见之，故其创始开启之功还当归于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以《旧唐书》为蓝本而修撰，其《艺文志》之修撰，自然离不开《旧唐志》。《旧唐志》继承的是《汉书·艺文志》采录《七略》，《隋书·经籍志》采用《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的方法，完全采用唐毋煚的《古今书录》为底本删削而成，因此《旧唐志》实质上与《古今书录》一样，是唐朝开元一代的国家藏书目录。《新唐志》沿袭《旧唐志》[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部分较《旧唐书·经籍志》多出数百种两千余卷，当是同时采用了唐朝开元天宝间成书的韦述《集贤书目》（详见武秀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来源新探》，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273-276页）。]，这部分欧公称之为“著录”，自然属于记藏书的性质，而力图反映唐代文献全貌的欧公对《旧志》著录止于开元的缺陷自然不满，而补足唐代后期的文献又没有唐代的官家藏书目录作为蓝本，于是更弦易辙，考据史传，专录唐人之著作，不论存佚，皆录以备览。这部分欧公称之为“不著录”，与前面之“著录”性质迥然不同。《新唐志》“不著录”部分专录唐人著述的创举，对后世书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述目录因而成了古代书目之一大种类。最早受其影响的当是方志之艺文志。宋元方志传于今者不过四十余种，设有《文籍志》或《书籍》门类者仅数种，但其性质与正史艺文志不同，不是地方著作目录，而是地方诗文汇存，如总集一类。只有南宋高似孙《剡录》卷五中的《书》门，著录剡地学人或与剡地有关人物的著作四十二种，属于著述目录的性质，可视为现存最早的方志艺文志的雏形。至朱明一代，方志之艺文类始有变总集为目录者。弘治十六年（1503）成书的《温州府志》，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词翰》，如旧志之《艺文》，专录与郡邑相关之诗文，但该志又在卷十八设立《书目》一门，此《书目》门与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十九之《书目》门大不一样[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3-135页。]。章氏《书目》门可视为书目之目录，即对汉唐几种重要书目进行摘要介绍，与著述目录无关，也与郡邑无关，而《温州府志》之《书目》专录“吾乡诸儒之书”，且不论“其存其亡，其显其晦”[ 明邓准修，王瓒、蔡芳纂《（弘治）温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明弘治刻本，上海书店，1990年，第32册第829页。]，凡收郡人著作经史子集数百种。其著录体例，于书名、卷数、著者之外，又屡见作序者，并偶有涉及版刻、解题者。体例虽有驳杂之嫌，但却能较一般的明代书目提供更多的文献信息。此类性质之方志艺文志，万历以前不多见，万历之后渐为兴盛。如《（万历）温州府志》于卷十七《艺文志三》中设立《书目》类[ 明汤日昭修，王光蕴等纂《（万历）温州府志》，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万历）淮安府志》于卷九设立目录类之《艺文志》[ 明陈文烛修，郭大纶等纂《（万历）淮安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明万历元年刻本，第8册。]，《黔记》于卷十四设立《艺文志》等等[ 明郭子章纂《黔记》，明万历刻本。]。与此同时，独立于方志之外的地方文献目录也勃然兴起。如万历年间李埈的《甬上著作考》[ 清钱维乔修，钱大昕纂《（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一载有此目（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按：明初宋濂有《浦阳文艺录》八卷，雖然亡佚，但据明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五《浦阳文艺录叙》可知，此仍属地方文章总集性质，而非地方文献目录。嘉靖间杨慎编纂的《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也属于此类性质。]、祁承■（造字：左火右業）《两浙著作考》四十六卷[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簿录类》。]、姜准《东嘉书目考》[ 清周天锡《慎江文征》卷三十八，见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首《叙例》、《籀庼述林》卷九《温州经籍志叙例》引。]，稍后又有曹学佺的《蜀中著作记》十卷等等[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簿录类》。明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书目类》尚著录有《福建书目》、《东明书目》，当亦属于此类。按：《福建书目》，《千顷堂书目》卷十、清万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四《艺文志二》著录为“一卷”，皆不著撰人。《（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二载：“罗泰《福建书目》二卷。”罗泰，福州闽县人，明洪武、永乐间隐居教授，《（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二《人物志》有传，疑非此人，或后世方志误属之。]，此皆有别于地志之艺文、经籍志，而成为独立的完整反映一个地域古今学术全貌的专志，也成为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可惜这些明人撰写的地方著述目录，除《蜀中著作记》外[ 明曹学佺《蜀中著作记》，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已指其“不传”，今仅见中山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清抄本和民国刘氏远碧楼抄本（见《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目录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975页）。]，皆早已亡佚不传。 清代目录之书各体兼备，著述目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首先是各种正史的补志目录应运而生，就其性质而言，皆属于《新唐志》“不著录”之类。地方志中编有艺文一门者，无虑百十家，而地方艺文专志亦卓然可观。其中较早继承明人编撰地方著述目录传统的学者是甘肃武都的邢澍。他在嘉庆初年任职浙江长兴知县时撰成《全秦艺文录》八十卷，其后不久刊印时又改作了《关右经籍考》[ 清邢澍《全秦艺文录》，又名《全秦艺文志》，嘉庆间刊印时改名《关右经籍考》。全书八十卷，著录甘肃学人著作，“始自三代，至于有明”，而刊本及传世抄本仅十一卷，著录止于隋，非全本。按：洪亮吉《更生斋集》文甲集卷三《全秦艺文录序》云“（邢澍）脱稿后即邮以示余”，并三称其名为“全秦艺文录”，则其书稿正式名称为“录”不为“志”亦可无疑。]。洪亮吉《全秦艺文录序》赞之云：“余读之，叹其搜罗之广博，类例之严整，大致仿历史艺文志等书，而参以近人朱检讨彝尊《经籍考》之例，分别门类，条举遗佚。”邢氏《全秦艺文录》不仅开启了编撰甘肃地方文献目录之先河，其八十卷之巨制，也奠定了有清一代地方文献目录编撰的宏大格局。清人所撰地方文献目录，不计亡佚，即今有传本者就有《中州集略》六卷（张宗泰）、《海昌经籍志略》十六卷（管庭芬）、《莱郡经籍考》四卷（侯登岸）、《海虞艺文目录》十六卷（杨英彝）、《畿辅经籍目录》十六卷（佚名）、《畿辅艺文志》八卷（史梦兰）、《淮安艺文志》十卷（佚名）、《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孙诒让）、《锡山歴朝著述书目考》正编六卷续编三卷补编三卷（高鑅泉）、《金华文萃书目提要》八卷（胡凤丹）、《杭州艺文志》十卷（吴庆坻）、《湖北书征存目》十四卷（张康逊原辑、张国淦续辑）、《襄阳艺文略》五卷附录一卷（吴庆焘）等三十余种[ 方志之艺文或经籍志别裁单行者除外，如《陕西经籍志》二卷，即为清沈青厓《陕西通志》卷七十四、七十五《经籍志》改题之单行本。]。其中孙氏《温州经籍志》，以其收录完备、体例谨严、考录精当而对后世影响尤巨。近代以来，在清人目录学传统与地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地方艺文专志编撰之风愈炽，地方著述目录蔚为大观，胡宗楙《金华经籍志》二十七卷、项元勋《台州经籍志》四十卷、张惟骧《清代毘陵书目》八卷、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四十一卷、陆惟鍌《平湖经籍志》十六卷、张寿镛《四明经籍志》四十五卷、李时灿《中州艺文录》四十二卷、蒙起鹏《广西近代经籍志》七卷、张维《陇右著作录》六卷等，皆其著名者也。至此，地方艺文专志成了书目文献的重要一类，也是著述目录之大宗。 在著述目录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多次看到了甘肃学者的身影以及他们的引领作用。他们为地方文献目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可称道者，是甘肃学者前后相继，矢志编目的学术理念与目录成果。继清代嘉庆初年邢澍编撰《全秦艺文录》之后，甘肃秦安学者安维峻于光绪末年修纂《甘肃新通志》，又特在《艺文志》中增立“著书目录”，著录陇人著作近八百种。民国时期，则有兰州学者王烜编撰《历代甘肃文献录》、《大清甘肃文献录》及《历代甘肃文献补录稿》三种（合称《甘肃文献录》），著录清以前甘肃学人著述八百六十余种。甘肃临洮学者张维除《陇右著作录》外（著录清以前甘肃学人著述近一千六百种[ 见王锷《张维与〈陇右方志录〉》，《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第22页。按：《陇右著作录》即在张维等所编纂的《甘肃通志稿·艺文》基础上成书的。]），还撰有《陇右金石录》十卷及《陇右金石录补》二卷、《陇右方志录》及《陇右方志录补》（凡著录甘肃各类地志约三百三十部[ 见王锷《张维与〈陇右方志录〉》，第22页。]）；其子令瑄又续撰《陇右著作录补》一卷（补录民国甘肃学人著述二百七十余种）。又有甘肃定西学者郭汉儒编撰《陇右文献录》二十四卷，著录民国以前甘肃学人著述近一千八百种。如此丰富的省区一地之著述目录，在目录学史上可谓罕有其匹。这些地方艺文志，为全面考察研究甘肃的历史文献与学术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有效的工具。 而今数十年过去，又见甘肃武威郝君润华教授，继承乡贤编撰地方艺文志之优良传统，乘借现代治学检寻资料之便利，发挥古籍所学术团队之优势，编撰而成《甘肃文献总目提要》。该《总目》广搜博采，在上述诸家目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今人编纂的古籍总目以及各大馆藏目录，并经过一定的实地搜访，收录甘肃历代学人著述多达二千一百余种（除去甘肃现代行政区划之外的学人著作），较此前各种地方文献目录著录之数量有大幅的增补，是一部更能全面反映历代甘肃学人学术面貌的地方文献总目。该书目仿效晚清以来私家藏书目录与地方著述目录之体制，并继承《四库全书总目》与《隋书经籍志考证》的解题传统，确立了较为完善的类例，对每种文献撰写了内容丰富的提要，包括撰人籍贯科第，事迹著述，成书情形，卷帙版本，流传存佚，内容体例，特点价值等方面，为整理研究甘肃地方文献，扬弃传承地方文化，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和指导。而该书目对前人著录的归类不当，撰人事迹的阙如，非陇籍著者的误收，图书存佚的失考，以及原书内容的谬误等方面的辨证，则显示了其解题所蕴含的较高的学术含量。如明代张鸣凤之《桂胜》十六卷、《桂故》八卷二书，前贤所撰书目据方志改题作《桂胜集》与《桂故集》（据传本卷首刘继文《序》及明人称引，《桂胜》、《桂故》当为原名，然明代《内阁藏书目录》卷七[明代孙能传、张萱撰《内阁藏书目录》卷七《志乘部》，民国《适园丛书》本。]、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七著录皆加“集”字[ 清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七《地理类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可视为别名），又误撰人作“张凤鸣”，并注“今佚”，且望文生义归入集部别集类，今《总目》则一一为之订正，并详注其版本藏所。又如明代吕颛，乾隆《甘肃通志》卷三十五《人物》云“字幼通”[ 清许容修，李迪等纂《甘肃通志》，清乾隆元年刻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世谱增定提要》称“字梦宾”，该《总目》则据吕颛同时人赵时春《浚谷集》赠吕幼通、吕幼诚诗，以及明代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七十五《上声·六语》“吕”下吕颛小传，考定当作“字幼通”，而“字梦宾”则当因其晚年返乡建“梦宾书院”而致异，并据《浚谷集》文集卷十《登州府知府吕君墓志銘》考其“号定原先生”，以补《四库提要》之阙。再如《（顺治）祥符县志》，该《总目》不仅指出其在治水史料上的价值，更指出其编纂仓促，在历史沿革与内容断限两个方面含混不清的缺陷，并批评了其列孟子为游宦之首的不伦不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皆可见该《总目》绝非一般的陈陈相因、人云亦云之作。当然，学术的精微是无止境的，该《总目》的钩玄提要也还留有一些尚待深入的地方。如关于《西迁注》撰人张鸣凤之籍贯，据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四十二有赠诗题称“岭右张羽王”[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四十二《岭右张羽王明府邀合郡诸名胜会饯虎丘时江右龙司理亦集辄成二章为谢》，明万历刻本。]（鸣凤字羽王），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六吴国伦传所言“与桂林张鸣凤相善”[明代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六《臣林记·吴国伦》，明崇祯刻本。]，欧大任《欧虞部集十五种·都下赠言录》[明欧大任《欧虞部集十五种·都下赠言录》，清刻本。]、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十七《文苑·吴明卿国伦》[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十七《文苑·吴明卿国伦》，明天启刻本。]、方以智《通雅》卷二十《姓名》并称“始安张鸣凤”[明方以智《通雅》卷二十《姓名》，]（《内阁藏书目录》卷七《志乘部》称“姑安张鸣凤”，其为“始安”字误可知），“岭右”指广西，“始安”即桂林。又张鸣凤为欧大任撰《百越先贤志序》、《南翥集序》[明欧大任《欧虞部集十五种·百越先贤志》卷首及《南翥集》卷首，清刻本。]，为吴国伦撰《吴明卿先生诗集叙》均自称“始安张鸣凤”[ 明吴国伦《甔甀洞稿》卷首，万历刻本。按：是书即由张鸣凤校订，每卷卷首皆署有“始安张鸣凤校”字样。]，则张鸣凤为广西桂林人凿然无疑。而《四库总目·西迁注提要》又称其“丰城人”，则当为沿袭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三张鸣凤小传之误[ 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三，清康熙刻本。]，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十张鸣凤小传已然辨明：“明嘉靖壬子（三十一年）举人有两张鸣凤，一江西丰城，一广西临桂。竹垞《诗综》误以羽王为丰城人。”[ 清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十，清陈氏听诗斋刻本。]此皆属当辨而未及深辨者也。虽然如此，但我们仍然可以期待，《甘肃文献总目提要》的问世，将为我国著述目录的宝库增添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解题目录，而随着朝乾夕惕、黾勉从事的著者们对《总目》中的些微瑕疵的后续修订，该书目也终将成为甘肃古代著述目录的一个时代的圆满终结。 武秀成：《甘肃文献总目提要序》[ J]，载《澳门文献信息学刊》（总第13期），20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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