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唯一野马 普氏野马

    故事要追溯到大约6000万年前，最原始的长有蹄子的兽类(原蹄兽)与天上飞翔的蝙蝠分道扬镳，它们的后代演化为今天的马、犀、貘等奇蹄类，鲸、海豚、河马、牛、羊、鹿、猪、骆驼等鲸——偶蹄类，以及捕食它们的虎豹豺狼等食肉类。谁能想象在5000万年前，“马马虎虎”还曾是一家亲?之后，始祖马走上历史舞台，从此一发不可收，渐新马、草原古马、三趾马等等，直至180万年前真马的出现。

    就在此时，人类已经走出非洲，并开始直立着与马打交道。故而，一部马的历史好似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然而它远远胜过人类的历史。

尘中老尽力

马对人类的贡献

    马作为可食之材进入人类的食谱，并延续至今，即使马肉到了今天已不再普遍，但同为马属的驴却在人类的舌尖上被发扬光大。到了1.6万~1.8万年前，人类步入新石器时代，并真正具备了可以驯化马的能力。在欧亚大陆西部的草原，或许在捕杀马或吃马肉的那一刻，这里的先人们产生怜悯之心，收留马驹孤儿，并喂养在他们身边。

    6000年前，中亚人懂得了继续从野外获得野马(亦称泰班马)，并与之前捕来的“家马”杂交，并扩大他们所拥有的马族族群。而在三四千年前，这些人除了吃马肉，喝马奶外，还成为最早使用马的人，或使之耕种出力，或将其驾驭骑乘，乃至用于战争。

    从地理角度看，那些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国家或民族富庶的地方，将马更多地用于骑乘，拥有马者则体现其贵族地位和身份，以及富裕程度，彼时拥有一匹马相当于今日家里的劳斯莱斯一辆，例如在古巴比伦和当时的山东、河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就证明了这一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挑选好马的经典名著《相马经》，传说这是伯乐遴选千里马的指南手册。

    秦汉以降，马就没有再退出过人类历史的舞台。唐朝在牧马和养马方面达到了极致，在上层制度设计上已相当完善，除了建立专门机构管理全国的马匹，形成马政机构(太仆寺、尚乘局、驾部、太子仆寺)，还建立了马的户籍管理制度，并在养马育马技术、马医学、相马术方面得到极大发展，甚至在制作与马有关的马蹄铁、马鞍等配套设备方面的技术也得到提升，并形成产业链。与马有关的经济发展，还影响了文化的形成和上升——唐三彩、骏马石刻、曹霸绘马、马球运动和比赛，以及让马来跳舞，即舞马盛会，乃是唐玄宗歌舞升平、国家强盛的写照，当时全国马匹保有量至少70万匹，相当于家家拥有一辆汽车。

    在西方，近代之前马匹也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是欧洲中世纪骑士制度及其衍生文化的必要基础，通过始于11世纪末的十字军运动，骑士们的骁勇善战还和宗教信仰的神圣性结合起来。莎士比亚名剧《理查三世》中主角兵败势穷时的呼声“A Horse!My Kingdom For A Horse!(一匹马!我的王国换一匹马!)”庶几可以视为对马匹重要性的准确概括。

复得返自然

从驯化回归野化

    然而，到了近现代，马的家族开始向两个极端发展。以家马为首的一支，继续传承历史上人类所赋予它们的职能和文化价值，向更深层和更高度的方向发展，譬如今天的养马畜牧业、马术运动、矮马宠物等等;以普氏野马为代表的野生族群这一支，则开始衰落。

    人类驯化了上万年的家马的祖先——欧洲野马或泰班马，于1876年野外灭绝，1909年最后一头死在了乌克兰动物园内。叙利亚野驴则在1930年彻底消失。目前，马科动物尚存的只有普氏野马、非洲野驴、西藏野驴、蒙古野驴、印度野驴、山斑马、哈氏斑马、细纹斑马和草原斑马，以及被美国人重新放归原野的野化家马。

    就在欧洲野马野外灭绝之后的几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发现了蒙古野马，1881年俄国学者将其命名为普氏野马，其模式标本保存在圣彼得堡博物馆。之后，多国列强进入中国境内捕捉野马，他们知道捕捉野马太难了，只好埋伏在野马喝水或经常路过的地方，然后冲出来驱散和追赶小马驹，直到马驹再也跑不动为止(人也累得半死了)。1898~1903年，俄、德、英、法等国人先后潜入野马栖息地至少5次，捕捉了60多匹马驹，存活下来的只有28匹，并被输送到欧洲，被多家动物园瓜分。

    从20世纪初到二战之前，这些野马生活在这些动物园内还算平安无事。近现代的几次大规模战争中，马充当的角色开始转变，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战争不再依赖于马这种动物。二战之后，只有捷克布拉格和德国慕尼黑动物园残存了20匹普氏野马，但实际上具有繁殖能力的只有3公7母，共10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家才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意识到普氏野马可能已经非常稀少了。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多次野外科考中，几乎没有再见到普氏野马，而很多目击者宣称的野马都是蒙古野驴或西藏野驴。最后一匹来自野外的普氏野马是1947年捕捉于蒙古西部的一匹雌马。它的贡献卓著，有效地改善了那10匹具有繁殖力的野马的血缘。

    到了1978年，全世界70多家动物园的299匹普氏野马都是这11匹的后代，而与此同时，中国、蒙古曾经拥有的普氏野马已在野外彻底灭绝了。1986年，在海归派麋鹿回国之后的一年，普氏野马也回到祖国。

    2001年，人们再度“驯化”野马，但不再奴役和用于战争，让其“变野”，将这一极度濒危的物种重新放归到它们祖先曾经驰骋的家园。如今，普氏野马生活在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尽管它们还要依赖人类对其进行草料补给，但人类从驯化马、食用马、利用马，到研究马、保护马，这难道不是一次人类文明历程的浓缩版吗?

普氏野马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干旱荒漠草原地带，故又被称为准噶尔野马或蒙古野马。随着畜牧业快速发展、草原的过度开垦、矿业开采侵占和破坏野马的栖息地等多方面因素，普氏野马种群数量不断降低。最后一次野外观察到普氏野马是1969年在蒙古国Dzungarian戈壁。自此，普氏野马仅圈养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动物园内。

　　自1985年至2005年，中国从西方动物园共引入24匹普氏野马，放入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新疆吉木萨尔野马繁育中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杨维康研究员课题组首次发表文章详细报道了自中国普氏野马重引入工作开展以来，普氏野马种群在新疆的发展现状和重引入工作成效。

　　经过近30年的努力，新疆吉木萨尔野马繁育中心已成功建立了具有一定种群数量、低近交系数的圈养种群。人工繁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使吉木萨尔野马繁育中心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普氏野马输出基地。野放是野马重引入工作的最终目标，随着2001年 卡拉麦里山保护区普氏野马重引入工作的开展，野放至卡山保护区内的普氏野马数量逐年增多。然而，每年冬季，卡山保护区内的普氏野马被驱赶至保护性围栏内， 以降低与家马的竞争以及人工提供食物增加冬季存活率。因此，现阶段卡山保护区内的普氏野马仅能称为半野放种群。今后，应逐步降低人为因素对普氏野马重引入 工作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普氏野马野生种群。

　　相关研究成果以Reintroduction of Przewalski's horse (Equus ferus przewalskii) in Xinjiang, China: the status and experience 为题发表在Biological Conservation 杂志上。

 

吉木萨尔野马繁育中心 

 

卡拉麦里山保护区

    1878年，沙俄军官普热瓦尔斯基率领探险队先后3次进入准葛尔盆地奇台至巴里坤的丘沙河、滴水泉一带捕获、采集野马标本，并于1881年由沙俄学者波利亚科夫正式定名为“普氏野马”。由于普氏野马生活于极其艰苦的荒漠戈壁，缺乏食物，水源不足，还有低温和暴风雪的侵袭。而人类的捕杀和对其栖息地的破坏，更加速了它消亡的进程。在近1个世纪的时间里，野马的分布区急剧缩小，数量锐减，在自然界濒临灭绝。蒙古西部在1947年曾经捕捉到过1只，当时送到乌克兰的动物园饲养，此后就再也没有发现过普氏野马。
    中国于1957年曾在甘肃肃北县的野马泉和明水之间捕到过1只，1969年在新疆尚有人在准噶尔盆地看到过有8匹野马组成的小群。1971年，当地的猎人看到过单匹的野马。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人在东准噶尔盆地乌伦古河和卡拉麦里山之间的地域发现了野马的踪迹，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后来，新疆也时常传来发现野马的消息，不过经证实，所看到的都是野驴。中国对野马的存亡十分关注，1974年、1981年和1982年，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大学等 单位先后组织考察队，深入到准噶尔荒漠、乌伦古河、卡拉麦里山、北塔山等野马产地考察，并结合航空调查，力求找到野马，结果令人失望。现在大多数人认为， 如果自然界还有残存的野马，其数量也少到不能形成种群，因而不足以保证一个物种的生存，所以野生的普氏野马很可能已经在自然界消失。
    20世纪60年代，蒙古国首 先宣布野生野马灭绝，而中国内新疆作为普氏野马的故乡，也由于俄、德、法等国的探险队不断大规模捕猎，并将28匹马驹偷运出境，加之国内大批捕杀，到20 世纪70年代，新疆普氏野马也基本宣布消失。到1985年，分布于美、英、荷兰等112个国家和地区的存活野马仅有700多匹，而且是圈养和栏养的。
    1977年，三位荷兰鹿特丹人创立了普氏野马保护基金会，该基金会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将造前的普氏野马血统记录数据经电脑处理，建立起蒙古野马血统记录数据库；二是首倡将普氏野马放回归大自然。
    1981年，普氏野马保护基金会开始购买普氏野马，而且尽量挑选血缘较远的野马进行繁殖。1986年，该基金会开始和苏联科学院动物进化形态学和生态学研究所合 作，预计到1988年合作研究出要在苏联和蒙古寻找尚存的适宜草原保护区。最终在蒙古境内建立了一个面积达24000英亩的胡斯坦奴鲁草原保护区 （1998年正式建立），并在1992年将第一批16匹蒙古野马运往该保护区进行野外放养，由于进展顺利，该基金会又在1994年、1996年分两批各 16匹蒙古野马送往保护区，截至1998年1月1日，胡斯坦奴鲁草原共有约60匹普氏野马。正是在此基础上，2005年伦敦动物学会正式向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提出申请，将蒙古野马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保护状态由原来的野外灭绝更改为濒危。
    1986年8月14日，中国林业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专门机构，负责“野马还乡”工作，并在准噶尔盆地南缘、新疆吉木萨尔县建成占地9000亩全亚洲最大的野马饲养繁殖中心。随着18匹野马先后从英、美、德等国的运回，野马故乡结束了无野马的历史。

    原产于中国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干旱荒漠草原地带的野马，具有6000多年的进化史，是截止2006年地球上惟一存活的野生马，至今保留着马的原始基 因，具有别的物种无法比拟的生物学意义。而且它的命运，如一些曾经丧失家园、飘泊四方，在历经磨难后才回归故土的人群一样，具有极大的悲情色彩。野马是比 大熊猫还要珍贵的动物。由于数量稀少，西方一些动物学家早就宣布世界上不再存在野马。但是，130年前，当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6年率探险队 进入新疆阿尔泰山南麓可可托海周边区域时，竟然在那里的“库卡沙依”小村买到一批特殊的马皮，同时发现一群群雄壮野马不时在戈壁上飞驰而过的矫健身影！野 马“复现人世”的消息，顿时轰动了全球动物学界。中国野马于是有了一个外国名字——普氏野马。
    生性爱马的西方贵族随即纷纷派人来到中国捉马，每次 均能满载而归。由于大量捕猎，加之经济活动剧增又严重破坏了卡拉麦里山的草原和水源地，致使野马栖息地迅速缩小。至20世纪初，野马的分布区已缩小到15 万平方公里。到1966年，匈牙利动物学家在中蒙边界极罕见地发现了一群8匹野马。之后，再没有找到野马在野外活动的记载——“普氏野马”眼看也要像“中 国野马”一样被宣告灭绝。 好在有一批被德国人带走的野马驹已经“长大成马”、生育了后代，并且被精心地与家马隔离，保存下纯净的家族谱系。到上世纪80年代中，全球虽由人工驯养却 依然血统纯正的野马已有近800匹之多，分布于26个国家122处动物园和驯养场。此时，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发起了将野马引回祖国的活动，力求让它们祖 先千万年来生息的自然条件，重新呼唤起野马的遗传多样性。
    1986年，中国林业部和新疆林业厅在吉木萨尔县以西的一片荒滩草场上建起“野马繁殖研 究中心”，先后有18匹第8、第9代纯种野马，从美、英、德重返中国。回归故乡草场的野马，经过15年“生息、调养”，围栏中的普氏野马已繁衍到了上百匹 之多，繁殖率也由以前不足20%达到85%。这证明野马已在人类帮助下渡过了最危险的种群灭绝威胁。 当新世纪拉开序幕的时候，新疆普氏野马顺理成章地迈开了历史性的归野步伐。但“野马归野”计划远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容易实施：当第一批27匹野马在 2001年8月28日正午前首批开栏，被“放逐”卡拉麦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时候，面对栏门外一望无际的原野，连一向表现剽悍的头马准噶尔11号也对野外的 凶险望而却步，在栏里徘徊多时，以至于与它们朝夕相处多年的科研人员不得不狠下心将它们赶出围栏。湖沟里咸中带苦涩的水，旷野中浅瘠而单一的天然草料，与 以前人工精配的多维饲料、可口饮料迥然有别。野马们不得不真正开始为自己的生计发愁，在头马带领下，连日四处寻找水和食物。夏秋的好季节匆匆过去，寒风刺 骨、积雪没蹄的隆冬日子很快来临，梭梭、针茅、蒿类、猪毛菜等草料都深埋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雪下冰地里，野马们只有费力刨开厚雪，才能找到些许勉强糊口 的食物；何况，野地里还有其他不少野生动物，有的会与野马争食，有的如狼群，则对马群中的弱小者构成极大威胁，即使是成年野马，在体力极度衰弱的情况下， 稍有不慎也会葬身成群饿狼之口。 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饲养约一百多只，后陆续有96只个体被放归野外，截止2012年9月，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有圈养野马33只 。截止2012年5月，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共有野马267只，其中圈养个体93只，野放个体83只，半散放个体91只 。北京动物园于1980年和1984年分别从美国和苏联引进4只野马 。上海野生动物园和北京麋鹿生态试验中心都有饲养野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