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古人有不同的讲法。李善的《文选注》引《韩诗外传》说：“诗云'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但这“不忘本”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远行者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从正面写他的思乡念旧之情；从留居者的角度来看，则是说胡马尚且依恋故乡的北风，越鸟尚且选择遥望故乡的南枝，你作为一个游子，怎么能忘记了故乡和故乡的亲人呢?这是从反面来作比喻的。第二种说法认为，它来源于《吴越春秋》的“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这是取同类相求的意思。就是说，“云从龙，风从虎”，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相依相恋不忍离去之处；而我和你本来也是相亲相爱的一对，怎么竟然会分离这么久而不能再结合到一起呢?还有一种说法，是隋树森引纪昀所说的“此以一南一北申足'各在天一涯’意，以起下相去之远”。这种说法是把出处和取意都抛开不论，只从字面上看，胡马和越鸟一南一北，在直觉上就使读者产生一种南北睽违的隔绝之感。 有这么多不同意见并不是坏的，它说明，正是由于这两句的比喻给予读者十分简明真切的意象，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联想。在这些联想中，既有行者对居者的怀念，也有居者对行者的埋怨；既有相爱之人不能相依的哀愁，也有南北睽违永难见面的悲慨。此外，由于前面说到“会面安可知”，似乎已经绝望，所以这两句放在这里还给人一种重新点燃希望的感觉，鸟兽尚且如此，我们有情的人难道还不如鸟兽吗?而且你们还要注意，这两句虽然用了《韩诗外传》和《吴越春秋》的古典，但它同时也是民间流传的比喻，你不用考证古典也一样可以明白。对这两句，如果你想向深处追求，它可以有深的东西供给你，如果你不想向深处追求，也一样可以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动。它把古、今、雅、俗这么多联想的可能性都混合在一起了，这是它的微妙之处。我以为，《古诗十九首》本来是民间流传的诗歌，但后来经过了文士的改写和润色。就像屈原改写九歌一样，那并不是有意的造作，而是这些诗的感情很能感动人，当文士吟诵这些民间诗歌时，内心中也油然兴感——即所谓“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因此产生了共鸣，从而才亲自动手来加以修改和润色。我想，这也正是《古诗十九首》既可以深求也可以浅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从“行行重行行”到“越鸟巢南枝”是一个段落，前边都是平声韵，接下来从“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就换了仄声韵。从内容上来说，经过“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么一个想像的飞扬回荡之后，现在他又回到了无法改变的现实之中，因此就产生了更深的悲慨。词人冯正中有一句词说“天教心愿与身违”，事实与你的盼望往往是不相符合的。日子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尽管你不放弃希望，尽管你打算等到海枯石烂的那一天，可是人生有限，你能够等得到那一天吗?在这里， “相去日已远”和前边的“相去万余里”似乎是一个重复，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重复。因为“万余里”虽然很远，但毕竟还是一个有限的数字，而且它所代表的只是空间，并没有时间的含义，而“日已远”三个字则进一步用时间去乘空间，所得数字就更是 无穷无尽了。而且更妙的是，这“日已远”三个字又带出了下一句的“日已缓”，从而使人感到：离人的相思与憔悴也是一样无穷无尽的。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许就是从此句变化出来的。但柳永的那两句却未免带有一些着力刻画的痕迹。而且那个“悔”字还隐隐含有一些计较之念，不像“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在外表上所写的只是衣带日缓的一件事实，内中却含有一种尽管消瘦也毫无反省、毫无回顾的意念。倾吐如此深刻坚毅的感情，却出以如此温柔平易的表现，这就更加令人感动。 如果说前边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之中含有一种希望的想像，是向上飞的；那么接下来的“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两句之中就含有一种失望的想像，是向下沉的了。我以为，这两句是这首诗中最令人伤心的地方。因为，前边所写的离别只是时间与空间的隔绝，两个相爱的人在情意上并没有阻隔，所以虽然离别，却也还有着一份聊以自慰的力量，而现在连这种自慰的力量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说，天上太阳的光芒那么强烈，但也有被浮云遮住的时候；那么，美好亲密的感情就没有被蒙蔽的时候吗?而且那远行的游子不是果然就不回来了吗?这个“游子不顾反”的“顾”字，有的版本作“愿”，但我以为应该是“顾”。因为，“不顾反”和“不愿反”的意思是不同的。例如汉乐府《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说的是一个贫苦人家，丈夫不得已而出外谋生，但他惦记着家中的妻子儿女，刚出东门又走了回来，可是回来看一看，家中实在无法生活，最后还是得走。所以这是“不顾”——不是不愿回来，而是不能回来，暂时顾不上回来。当然，这里的“游子不顾反”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不愿反所以才不回来。但思念的这一方不埋怨他“不愿反”，却替他着想，说他是“不顾反”，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感情上的温柔敦厚之处了。 那么“浮云蔽白日”所比喻的是什么呢?有的人把这首诗看作思妇之辞， 比如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就说， “浮云蔽日，喻有所惑，游不顾反，点出负心”。那么， “白日”就指的是游子； “浮云” 则指的是游子在外边所遇到的诱惑。《西厢记》里的崔莺莺送张生时说，“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像此处栖迟”，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在讲词选的时候曾提到过西方的符号学，符号学理论认为，当一个符号在它的传统文化中使用了很久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code——语码，使你一看到它就会产生某些固定的联想。“浮云蔽白日”就是这样一个语码。从《易经》开始， “日”这个符号就是国君的象征。所以饶学斌的《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说：“夫日者，君象也，浮云蔽日所谓公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正也，谗毁之蔽明也。”这是以“白日”比喻国君；以“浮云”比喻谗间的小人。可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白日”是比喻被放逐的贤臣，如李善《文选注》引陆贾《新语》说： “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彰日月。”然而实际上，游子、国君、逐臣三者本来是可以相通的。因为在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君臣关系与夫妻关系很为相似。如果那个行者是游子，则可能是说他在外另有遇合，不再想念家中的思妇了；如果那个行者是逐臣，则可能是说 国君听信谗言放逐了他，使得他再也不能回到朝廷中了。杜甫的诗说：“每依北斗望京华”，又说“此生哪老蜀，不死会归秦”，那种对朝廷和君主的思念，实在并不亚于思妇对远行游子的思念。 上次我引过钟嵘《诗品》的话，说十九首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所谓“惊心动魄”，不一定非得是豪言壮语或者光怪陆离。这首诗中接下来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就真正是惊心动魄的——纵使你不甘心放弃，纵使你决心等到底，可是你有多少时间用来等待呢?时间在不停地消失，一年很快就到了岁暮，而人生很快也就到了迟暮。一旦无常到来，一切都归于寂灭，所有相思期待的苦心都将落空，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又不甘心的一件事!事实上，这又是人世间绝对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是多么平常而且朴实的语言，然而却带有如此强烈的震动人心的力量!但这首诗还没有就此打住，接下来的结尾两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令人看了更是伤心。这两句也有多种可能的解释，我们先看“弃捐”这个词。汉乐府有一首《怨歌行》说：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首诗相传是班婕妤所作。汉成帝宠爱赵飞燕，不再喜欢班婕妤，于是班婕妤主动要求到长信宫去侍奉太后，并写了这首诗。诗中说，当初我们俩的情意像白团扇这么圆满，这么纯洁，然而我经常恐惧的是：到了秋天，天气凉了，你就把扇子扔到盒子里不再使用了。“弃捐”，就是被抛弃的意思。显然，这是弃妇之辞。所以“弃捐勿复道”的意思是说：你抛弃了我，使我如此伤心，从此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可是，如果我们不从弃妇的角度来看，则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弃捐”的本身就是“勿复道”。意思是：我们把这种不愉快的话题扔到一边，再也不要提它了。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弃捐勿复道”呢?因为，说了不但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增加自己的悲伤，而且，对于那种无可挽回的事，也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一切唠叨和埋 怨都是多余的。这里，也是表现了古诗感情之温柔敦厚的地方。 “努力加餐饭”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自劝，一种是劝人。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结尾的几句是“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因此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就说：“以不恨己之弃捐，惟愿彼之强饭收住，何等忠厚。”这显然是解释为劝对方加餐的意思，这样解释也未始不可。而姜任惰《古诗十九首释》则说：“惟努力加餐保此身以待君子”，又引谭友夏的话说：“人知以此劝人此并以之自劝。”另外张庚《古诗十九首解》也说：“且努力加餐，庶几留得颜色以冀他日会面也，其孤忠拳拳如此。”我比较同意自劝的说法，因为这样可以较自然地承接上面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如果你在人之老和岁月之晚的双重恐惧之下还不肯放弃重逢的希望，那么惟一的一线指望就是努力保重自己的身体，尽量使自己多活一些岁月以延长等待的时间了。然而对于一个相思憔悴的人来说，要想加餐何尝容易!因此，就需要“努力”。所以这平平常常的“努力”两个字之中，充满了对绝望的不甘心和在绝望中强自挣扎支撑的苦心。如果把这一句解释为劝人，只是表现了一种忠厚之心；而把这一句解释为自劝，则用情更苦，立志更坚。要知道，一个人为了坚持某种希望而在无限的苦难之中强自支持，甚至想要用人力的加餐去战胜天命的无常，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而是一种极高贵极坚贞的德操了。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遇到悲哀和挫伤，如果你丝毫不作挣扎努力便自己倒下去，虽然你的遭遇令人同情，可是你的态度并不引起人们尊敬；但如果你在最大限度地尽了人力与命运争斗之后，即使你倒下去，也给人类做出了一个榜样。何况，万一真的由于你的努力而实现了那个本来好像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岂不更是一件意外的喜事!“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就隐然流露出这么一种可贵的德操。我以为，对于具有这种德操的人，无论是逐臣还是弃妇，是居者还是行者，抑或是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样的离别却仍然一心抱着重逢的希望不肯放弃的人，这首诗所写的情意都有它永恒的真实性。上一次我讲过，《古诗十九首》写出了人类感情的“基型”与“共相”，《行行重行行》这首诗就可以作为第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在赏析这首诗的过程中，大家一定已经体会到，这首诗在语意和语法上具有含混模棱的特点。比如“胡马”两句、“浮云”两句、“弃捐”两句等，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这并不是这首诗的坏处，反而正是它的好处。因为这种含混模棱的现象，造成了这首诗对读者多种感受与解说的高度适应性，因此具有更多的西方理论所说的那种“潜能”，从而能引起更多的丰富联想。对这样的诗，我们一方面要掌握它情感的基型，另一方面则要从多种不同的看法与感受来加以探讨和解说。 《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 在《古诗十九首》中，有些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表达了一种不十分正当的感情。然而我以为，看一首诗，切忌只看它的表面。杜甫写过《曲江二首》，那是在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肃宗刚刚回到长安时写的，诗中说，“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许多人对此很不以为然，杜甫怀有“致君尧舜”和“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何以竟在朝廷百废待兴之时写出这种及时行乐的话来?然而如果你根据这两首诗就说杜甫把理想抱负都放弃了，想要及时行乐了，这是你不了解杜甫!因为人性本来就有软弱的一面，你说你从来就没有过任何软弱或失望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永远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那是骗人!如果你总是说这种虚伪的话，形成了骗人的习惯，那么你就堕落了。如果整个社会都染上这种虚伪和说谎的风气，那么整个社会也就都堕落了。真正伟大的诗人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软弱与失意。比如杜甫，他眼看着肃宗朝廷的腐败和唐朝国力的衰落，自己不但无可奈何而且不久也就被贬出京，他怎能不产生失望的情绪?《曲江二首》实在是表现了诗人那时心中十分复杂的感情。如果大家想更详细地了解这两首诗，可以参考我写的《迦陵论诗丛稿》一书中的《谈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古诗十九首》中有的诗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就来看《昭明文选》中排在第二首的《青青河畔草》。我曾说过，《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首诗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 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 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 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写的是春天到来时的景色。“青青”，是草木的颜色；“郁郁”，是草木盛多的样子。这两句是感发的起兴，就如同《诗·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样，也是由大自然中的生命与人类生命间相近似之处引起共鸣，因而产生了由物及心的联想。春天，是花草树木一生中最美好的季节，当你看到这些美好的生命如此欣欣向荣，就会在内心之中也产生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之情。我可以再举另外的一个例子。唐朝的王昌龄有一首《闺怨》说：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中这个年轻女子本来不懂人世间的忧愁，可是当她春日登楼远望，看到路边杨柳那青青的颜色，忽然就思念起外出求官的丈夫，心里就产生了忧愁。这种忧愁，是由春意的感发而引起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也是如此，这两句写的是楼外的景色。接下来就引出了楼里的人——“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盈盈”是形容这个女子的仪态之美，而“皎皎”则是形容这个女子的光彩照人。另外你还要注意这“窗牖”两个字：楼外景色如此美好，楼上女子也是如此美好，而当他写到“当窗牖”的时候，这两种生命的美好蓦然之间就打成了一片。这就是《古诗十九首》之善用比兴——把感发一点一点的引出来，然后再一下子使它们结合。下面他说，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不但长得美，梳妆打扮也很美。“娥娥”，也是美丽的样子；“纤纤”，是说她的手指细长而洁白。而且你看，他所用的形容词“娥娥”、“纤纤”和前两句的“盈盈”、“皎皎”，都是叠字，因此进一步增强了那种美丽的姿态。同时你要知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还不仅仅是写美丽的姿态，还有很多暗示在里边。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的传统中，男子生命的价值就是得到别人的知赏和任用，很多人终生都在追求这个理想，包括像李太白那样不羁的天才。而女子一生一世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就在于得到一个男子的赏爱，所以女子的化妆修饰都是为赏爱自己的人而做的。“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把自己打扮得如此美丽，而这种做法也就暗示了她的心中有一种对感情的追求。 应该指出的是，诗里边有感发的生命，但这种生命有品质和数量上的种种不同。下一次我要讲十九首中的另一首《西北有高楼》，那首诗所写的也是一个楼上女子，也是写她有一种对于知己的向往与追求，但这两个人物在品质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西北有高楼》的那个女子是矜持的、高洁的，她所追求的乃是一种理想；而这首诗中的女子是炫耀的、世俗的，她所追求的仅仅是一种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只追求感情上的满足，而有的人宁可忍受感情上的孤独寂寞，所要追求的乃是理想上的满足。这话很难讲，可事实上确实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现在我们看诗中的这个女子，从她一出场，诗中就用了“盈盈”、“皎皎”、“娥娥”等词语，这些词语所表现的都是一种向外散发的、被大家看到的美丽和光采。尤其是“纤纤出素手”的“出”字，更是隐约含有一种不甘寂寞的暗示。对于一个有才能的男子或者美丽的女子来说，当得不到别人赏识时，总会产生一种寂寞的感情，而这时候往往也是对品格操守的一个重要考验的时刻。李白被请到翰林院去做待诏，那是一个很高贵的地位，但李白认为这不合乎自己的理想，因此辞官而去。杜甫在华州做司功参军，他觉得这违背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也弃官而去。一个有才能的人必须耐得住寂寞，不能够接受那些不正当的或不够资格的赏爱，这在人生中是很重要的考验。以后我们会讲到陶渊明，那也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伟大诗人。他之所以耐得住寂寞，是因为内心之中有自己真正的持守。他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不在乎那些世俗的名誉地位，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甚至也不在乎生活的贫穷潦倒。而现在我们所讲的这首诗，在描写这个楼中女子时用了很多美丽的、外向的词语，所有这些词语中都含有一种不甘寂寞和善自炫耀的暗示。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个女子“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所谓“倡家女”就是歌妓舞女，这样的女子平生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往往是忍受不了寂寞的，更何况她现在又嫁给了一个“荡子”。所谓“荡子”，不一定是现在所说的浪荡之人，而是指那种经常在外漫游，很少回归故乡的人，这种人一出去就再也想不起回来，把妻子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家里，所以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所谓“难独守”，是说这个女子现在还是在“守”，只不过她内心之中正在进行着守与“不守”的矛盾挣扎。 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实在是很微妙的。这首诗仅仅是写一个倡家女心中的矛盾挣扎吗?不是的，这“难独守”三个字，实在是写尽了千古以来人性的软弱!写尽了千古以来人生所需要经受的考验!仅仅是女子要经受这个考验吗?也不是的，任何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都面临这样的考验。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干事业还是做学问，都需要有一种勤勤恳恳和甘于寂寞的精神。但有些人是耐不住寂寞的，为了早日取得名利地位，往往不择手段地去表现自己，所谓“尽快打出一个知名度来”，而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有时候就会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局。所以，这一首诗所写的乃是人生失意对你的考验，当然这也属于人生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很多人认为这首诗不好，或者根本就不选也不讲这首诗，我以为那是不对的。 上一次我曾讲到，与“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相类似的被视为不正当的感情还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是《今日良宴会》中的两句，现在我们也简单地把这首诗看一下。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 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 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 撼轲长苦辛。 这首诗本来是写一种人生经验与失意不得志的哀伤，但开端几句却写得意气发扬。先写“宴会”是“良宴会”，“欢乐”是“难具陈”。又写“弹筝”的音乐演奏，而奏出的乐曲是“逸响”和“新声”。“逸响”二字既表现了发扬之意，而所谓“新声”者，则是还没有在大众之间流行，还没有被世俗所接受的曲子。所以你看，它表面上是写宴会上的弹筝，但实际上并非只写弹筝，甚至也不是只写音乐，它还含有一种很幽微的意思在里边。然而，它又不是以一字一句争奇斗胜的，它的每一个形象、每一个词语和整个一首诗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感发的力量。什么是“新声妙入神”?杜甫曾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那个“神”，是写一种造诣的境界。有的人写诗非常死板，一个字一个字摆在那里都是死的。但有的人就不同，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可以跳起来的，都像生龙活虎一样。你读他的诗，就觉得自己的心灵好像跟整个茫茫宇宙都结合起来了。有这种感发力量的，才是真正达到了那种“神”的境界的好诗。音乐也是一样，好的音乐也可以有这样的造诣，达到这样的境界。 下面的“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也是用音乐来作比喻的。“令德”这两个字，在过去的注解中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在《五臣注文选》中吕延济的注解说：“令德谓妙歌者。”他的意思是，“令德”指的是那个唱歌的人。但是还有人认为， “令德”指的是人生的富贵显达，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个宴会上所歌唱的内容乃是追求人生的富贵显达。具体讲就是指后边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我个人以为，·吕延济的注解是按一般的文法来做解释，即动词“唱”的前边是施事的主语，后边是受事的宾语。这在文章中一般是对的，但在诗歌里就不一定如此。因为诗歌里可以有倒装的句法，可以把受事的宾语放到动词前边去。那么，这个“令德”就不是歌唱者而是歌唱的内容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后一种解释方法。然而后一种解释认为“令德”的内容就是指人生的富贵显达，这我就不同意了。我以为，这个“令德”不是反话而正面的意思，它直接指的就是人生中一种美好的理想和德行。因为，这首诗整个所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两句是与前边几句接下来的。“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写得一直是意气发扬，而且既然说是宴会，就一定不只是两个人，一定有许多性情、理想都比较相近的朋友聚集在一起，所以才这么开心，这么欢乐。我们可以设想，这是一群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他们聚会在一起高谈阔论，意气风发，弹奏的是“新声”，歌唱的是“令德”。“令”，是美好的意思。“令德唱高言”是说，我们把我们美好的德行和理想都通过歌曲唱出来。“识曲听其真”是说，你就会听得出我们弹奏这音乐、歌唱这曲子时内心真正的感受。大家都知道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俞伯牙弹琴的时候志在高山，钟子期听了就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俞伯牙弹琴的时候志在流水，钟子期听了就说：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就叫做“知音”，他听音乐时不是只听那外表声音的美妙，而是能够听出弹奏者内心志意之所在。 那么，假如真的有一个人能够“识曲听其真”，能够听懂这些年轻人在弹奏和歌唱时心中所存的志意，则他所听到的是什么呢?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这句写得真好!不过，你一定要把“令德”两个字按我所讲的这样理解，才能够贯通下来，才能够看出这两句的感发。否则，全首诗就是支离破碎的了。这些人，他们的弹筝“奋逸响”；他们的新声“妙入神”；他们在曲子里所表现的是“令德”和“高言”的美好理想；他们说真正理解我们的人能懂得我们的追求。所以，从“今日良宴会”到“识曲听其真”，这首诗一直是飞扬的、追求的。可是现在，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这一群人虽然有着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这种理想。这真是一种典型的“衰世之音”——战乱还没有兴起，生活还相对安宁，所以这些读书人还可以有自己的理想，还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社会正一天天走向下坡，任何美好的理想都无法实现。而且，不是你一个人没有实现，也不是我一个人没有实现，而是我们这些“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的人都没有办法实现那些理想。那么，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所以，你不要看到他写的都是宴会、弹筝、唱歌等，就以为这首诗只写及时行乐。其实，他写到了社会，也写到了人生。 上一次我说过，《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失意、人生的无常。这也可以说是它的三个主题，而实际上，在一首诗里往往是结合两个或三个主题一起来写的。在这里，从“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起，就转入了人生无常的悲哀。其实，我上一次讲的《行行重行行》虽然是离别的主题，但也不是单纯写离别，也是结合了人生无常一起来写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就是写人生无常的悲哀。然而那一首诗所写的心理状态却与这一首不同。那一首说：我虽然得不到我所期待的东西，我虽然受到人生无常的威胁恐惧，可是我不放弃，也不改变。而现在这首诗所写的则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他说，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世间就如同一个过客在旅店里住一晚一样，一夜的时间是如此短暂，到明天你就该离开了。“奄忽”是非常快的样子；“飙”是疾风。你就像一粒小小的尘土一样，被那强劲的风一下子就吹走了。很多古人都说过类似的话。李陵对苏武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曹孟德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既然人生这么短暂，是否还需要如此认真对待呢?你的那些“令德”、“高言”之类，难道就不可以改变吗?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要不要赶着你的快马，抢先去占据一个高官厚禄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这乃是一个疑问，并不是一个行动。不是说他现在就去走那条路了，而是他在人生的三叉路口上产生了困惑和犹豫。人非圣贤，每个人在人生选择的紧要关头都难免产生困惑和犹豫。当然，有的人就走上了富贵显达的那一条路，为了享受人生的快乐而牺牲了原来的理想，出卖了自己的人格。而如果坚持走你原来所选择的那一条路呢?说不定你就会遇到很多忧患和不幸。“无为守贫贱，辖轲长苦辛”——为什么你不去享受人生的快乐反而要自找痛苦!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他这几句的口气：“何不”是为什么不那样做，凡是说这种话的时候，是因为你还没有那样做；“无为”是不要这样做，而这也恰好证明你现在还正在这样做。想一想对不对? 所以，这首诗的结尾和《青青河畔草》那一首的结尾一样，都不是表现真正的堕落而是表现一种在人生歧路上的徘徊。这两首诗好就好在它们提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失意的情况下，面对短暂的人生，还要不要坚持你的理想?这个问题实在是古往今来一切人都很难回避的。然而作者又没有直截了当地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它所含蓄的这种幽深委婉的情意，读者必须很仔细地去体会才可以得到。 《古诗十九首》写得实在很妙。有的时候，你可以对两首诗里边所写的情意进行比较，它们往往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青青河畔草》和《今日良宴会》所写的主人翁截然不同，却同样面临着在人生失意的情况下内心所产生的矛盾；而《行行重行行》与《今日良宴会》虽然一个是写离别，一个是写失意，但也同时引发出在短暂的人生中是坚持理想还是放弃理想去追求富贵与享乐的问题。前者表现出一种坚贞的德操，而后者则表现出一种迟疑和困惑。下一次我还要讲一首《西北有高楼》，这首诗也可以和已经讲过的几首诗作一个比较。《西北有高楼》写了一个始终没有出现的、寂寞孤独的女子，她和《青青河畔草》中那个急于表现自己的女子形成了一个对照，从而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品格和境界。在表现手法上，《青青河畔草》是直述的，《西北有高楼》是象喻的。而《西北有高楼》的象喻，又可以和《行行重行行》的那种在语意和语法上含混模棱的特色形成另一种对比。我上次曾经讲到：《行行重行行》在语意和语法上有很多地方是多义的，因此造成了后人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比较而言，《行行重行行》的多义终归能够把握，你可以从文字或语言上去推求，或者引出一些古书来印证你的解释。而《西北有高楼》则不同，它所给予读者的乃是一种象喻的联想，这种联想可以是多方面的，它的好处完全在神不在貌，你根本就无法从表面的语言文字去推求。这首诗，我们下一次讲。 《古诗十九首释》选读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不过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别是文言诗，也许更难懂些罢了。 我们设“诗文选读”这一栏，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帮助青年诸君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更注意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橛，实在是不妥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欣赏起来，那欣赏也许会驴唇不对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响。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的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 本文选了《古诗十九首》作对象，有两个缘由。一来十九首可以说是我们最古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十九首》影响之大，从此可知。 二来《十九首》既是诗的古典，说解的人也就很多。古诗原来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里却只选了这十九首。《文选》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诗流传到后世的，也就有限了。唐代李善和“五臣”给《文选》作注，当然也注了《十九首》。嗣后历代都有说解十九首的，但除了《文选》注家和元代刘履的《选诗补注》，整套作解的似乎没有。清代笺注之学很盛，独立说解《十九首》的很多。近人隋树森先生编有《古诗十九首集释》一书(中华版)，搜罗历来《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释，大致完备，很可参看。 这些说解，算李善的最为谨慎，切实；虽然他释“事”的地方多，释“义”的地方少。“事”是诗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辞，普通称为“典故”。“义”是作诗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们日常说话里的“用意”。有些人反对典故，认为诗贵自然，辛辛苦苦注出诗里的典故，只表明诗句是有“来历”的，作者是渊博的，并不能增加诗的价值。另有些人也反对典故，却认为太麻烦，太琐碎，反足为欣赏之累。 可是，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组织得简约紧凑；似乎断了，实在连着。比喻或用古事成辞，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实是比喻的一类。这首诗那首诗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个儿的诗是离不开典故的。旧诗如此，新诗也如此；不过新诗爱用外国典故罢了。要透彻的了解诗，在许多时候，非先弄明白诗里的典故不可。陶渊明的诗，总该算“自然”了，但他用的典故并不少。从前人只囫囵读过，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靖节诗笺定本》，才细细的注明。我们因此增加了对于陶诗的了解；虽然我们对于古先生所解释的许多篇陶诗的意旨并不敢苟同。李善注《十九首》的好处，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诗的文义和背最切合，帮助我们的了解很大。 别家说解，大都重在意旨。有些是根据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却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义，模糊影响。有些并不根据全篇的文义、典故、背景，却只断章取义，让“比兴”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谓“比兴”的信念，是认为作诗必关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离别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于君”，便是“士不遇知己”。这些人似乎觉得相思、离别等等私情不值得作诗；作诗和读诗，必须能见其大。但是原作里却往往不见其大处。于是他们便抓住一句两句，甚至一词两词，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好凑合那个传统的信念。这不但不切合原作，并且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只算是无中生有，驴唇不对马嘴罢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