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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位艺术家的优劣，并不看他沿用现有艺术规范的“生产效率”，而应主要看他能否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形成有价值的新规范。晚清时期的赵之谦，就是这样一位虽然从笔意到字形都刻摹魏碑，但又能创造书法艺术新规范的书法家。他是如何做到呢? 他以北魏石刻“龙门造像”书法为基础，主要取法其中的《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和《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等。这些石刻作品多用方笔，结体紧密，呈横势扁方，点画的起止转折处显露整齐的棱角，如斩钉截铁，是“魏碑”中的标准字体。 北魏《始平公造像》 然而，这些石刻书法中棱角森挺刚直的“方笔”，很大程度上是刻工们镌凿时有意造作的，并不完全是书法家的笔墨效果。赵之谦深知这一点。一方面他曾经临习过颜真卿楷书，又受“二王”妍美流便的书风影响；另一方面，毕竟他使用的柔毫毛笔与刻工用的坚利刻刀有本质的区别，他又采用包世臣倡导的“逆入平出”的笔法。所以，赵之谦写出来的楷书虽然属于北魏书法系统，但是却有着与“龙门造像”完全不同的美学趣味。 他的具体方法是：化刚为柔，字的笔画虽多方折露锋，但行笔婉转圆通，笔姿翩翩；起笔常常落笔即转锋，宕逸流美；撇画放纵，钩挑颖长；结字上下紧密而左右宽展，茂密洞达。总之，他的“颜底魏面”又加上王书的流美的楷书，宏逸多姿，神采飞扬，既表现出了魏碑所没有的笔墨韵味，又写出了唐楷所不具备的体势笔姿，别创一格，自成一家。 赵之谦研习北碑还曾取法《张猛龙碑》《郑文公碑》《贾思伯碑》《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石门铭》等等。于北魏碑书极个别留下姓名的书法家中，他独推崇郑道昭。郑道昭《郑文公碑》结体稳健而又宽博，用笔多见圆笔，行笔舒畅，兼容了篆书的婉丽劲健、隶书的古朴宕逸、草书的流畅飞动等不同特点，在魏碑书法中别具一格。赵之谦正是从他的碑书中吸取了很多养分，从而成为兼容魏碑“方笔”与“圆笔”两大派系的书家。赵之谦还曾临习过南朝梁代的《瘗鹤铭》，完全没有清代北碑鼓吹者所带有的偏见，于碑学南北并包。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大字楷书的确达到了方圆兼备、纵敛合度的高妙境界。 正因为有着汉隶魏碑的深厚功底，赵之谦的行草书也写出了与众不同的崭新面貌。他既不同于宋、元、明三代以晋唐楷书为基础的行草书家，又不同于清代“魏三颜七”的何绍基。他的行草书具有比较纯正的北碑体势，稍掺汉隶和颜书的笔意，写得笔姿翩翩、婉美灵动，完全没有北碑的刻板之弊， 如图，他写的行书《梅花庵诗》。可见，他的行草书就像北魏碑书那样结体呈横势扁方，但折笔处已没有了魏碑的方棱，或转锋一拓直下，或用草书的使转，也是化刚为柔；撇画纵长，前轻后重，收笔时或转折出锋、或重按回锋，很像隶书的左波；字字独立，很少上下牵连，而与魏碑不同的是笔姿翩翩恣肆，笔画常带波折，使笔运腕灵动自如，字体或左倾或右侧，从而大大加强了字的生动感。从这幅笔墨润腴、机致潇洒的书作中还可以看出，他的小字行草婉美工细，体态端正；而大字行草宏逸纵肆，取势攲侧。 总之，赵之谦将北魏碑书与传统的行草书体相结合， 确实写出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样式，也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 与传统的行草书体很不相同的新规范。而致力于一种新规 范的创立，恰恰是艺术活动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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