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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始于隋唐，兴于两宋，但在晚唐、五代和宋初，却大多都是一些酒宴娱宾遣兴之作。这些词，大都以描写艳思恋情为主，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极尽艳丽浮华。这种词的始源，充分表现出了它先天的俚俗特征，与传统的雅正审美观念大相径庭，所以有“诗言志词言情”、 “词为小道、艳科”之说。 正如张炎《词源》中所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清代李东琪说：“诗庄词媚，其体原别”；田同之说：“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魏塘曹学士《西圃词说》中曾言：“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壮士也。” 宋初，青楼歌坊繁盛，因此俗惑艳媚之词极度泛滥。朝庭的士大夫们，都极尽享乐，观妙龄女子“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于浅斟细酌之际，听娇声曼唱、艳曲小调，充满了对声色的追求，享乐本能的满足，呈现出一种群体人格堕落的淫腐之风（或许，这也正是宋朝后来被野蛮民族灭掉的一种征兆）。 这时宋词的内容，主要是以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为主，其主流倾向正是当年被孔子屏弃为淫靡的“郑声”一流。这种曲词，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而没有更深层的意蕴回味，与风雅背道而驰。人们一面享受、沉湎于声色快乐，同时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进行着自我掩饰与辩解。 兴发情动，形诸歌咏，贪图享受之欲望，人所难免，为了将这种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又似有兴寄，有无限言外托喻之想，词人们便开始将字面、句子、声韵加以锻炼，具有典雅之风貌，这样便接近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标准。对宋词创作“去俗复雅”的艺术拯救，从而成为词人们的一种努力和追求。创作上“去俗复雅”，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个人努力到形成流派，已经成为宋代词坛的一种必然趋势。 千载以降，儒家“雅正”的审美观念，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创作的中正标准。这种标准，主张文学应具有“兴、观、群、怨”的功用，表现上应含而不露、委婉得体，称之为“温柔敦厚”。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它的内涵主要是： 一是指作品的道德功用，表现社会的伦理道德，谓之“尽善”； 二是指文学的表现，必须含蓄委婉、中和得体，谓之“尽美”； 使之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社会效用。这种“温柔敦厚、尽善尽美”的儒家传统审美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审美需求。王灼《碧鸡漫志》曰：“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张炎《词源》中指出：“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 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陆辅之《词旨》言：“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标举“八体”，首推“典雅”，“器成彩定，难可翻移”，要求为文，应该从“雅制”正途入手，以免堕入“淫俗”之魔道，曰：“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 初唐陈子昂倡导诗风革新，著《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曰：“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清代刘熙载《艺概》说：“词尚风流雅正。”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入门之始，先辨雅俗。”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二十四诗品》比喻“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雪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人曰可读。” 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去俗复雅”之努力，在宋初，便成为一种词人们的迫切而强烈的不懈追求。这种“去俗复雅”的“雅化”进程，正是宋词在内容上不断净化的一个过程，在艺术上不断升华、完美的一个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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