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中国并非只是在经济上发生了飞跃，而在社会形态上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重要的改变，一言蔽之： 中国正在从“良序”社会走向“多元”社会。 这一点在经济上的表现无庸置疑，而政治上的迟滞却令人感慨系之。其实，在政治上――体现于政治理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已经把中国政治社会的转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人们的议论早已经越过了是否转变的问题，而是关于转变过程中现实问题的争论。这是一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争论，表现为不同政治群体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于不同的学术观点。 这种争论是永远不会有头绪的，当正义泛滥，那些非正义或不那么正义的观念又如何苟存？当正义一统，多元也就成为画饼。看来没有头绪的争论却是一个合理的状态。 现代民主社会中充满了难以相容、自以为是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重要的是人们不能拒绝这一状态，因为民主、自由的制度本身就在于强化、鼓励不同质的信念的多元化，以为这是自由社会的永恒状况。 发表《正义论》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其实也一直很困惑，他必须回答人们关于正义如何实现的疑义，他必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自由平等的公民如何既保有不同的生活观与价值观，而又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公正的社会？ 一九九四年春天，罗尔斯在题为“政治和社会哲学”的开课中，当讲到“重叠的一致”时，他默默地走到在黑板前，画了几个分开的大圆圈，他告诉学生，这些表示各种广泛的价值理论。他再由这些圆圈引出几条直线，共同指向一个很小的圆圈，他说这就是他认为的“重叠的一致”。“重叠的一致”的内容并不仅仅是各个群体利益的交错，它们甚至存在于是独立和分离的各个广泛的体系中，所谓“重叠的一致”其实只是一个指向，这个指向可能只是一个抽象而不可及的点，例如抬头望见北斗星的那一颗星，或者是“冲漠无朕，万象森然”的道理。 近期，笔者常常读写陈寅恪，欣赏他的是他的文化史观，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同参。关于经史同参，于我的思考益处颇多，例如罗尔斯关于“重叠的一致”的观点即形象地体现于二千五百年前流传的一首歌：《沧浪之歌》。 笔者因此写了《从《沧浪之歌》看中国人的共性》，当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企图从屈原、孟子和庄子这样三个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人物，从他们对待“国家”的不同态度中寻找他们的共同指向。爱国主义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就是约翰－罗尔斯画下的那一个“点”，也就是说，只要主张爱国主义，人们可以有种种类类的思想，得到充分的自由。当然，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在爱国主义的共同点上，人们是否能够享受充分的自由； 其二、什么时候，公平的正义能够取代爱国主义的位置？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在公平的正义的共同点之下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 同享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哲学家的名誉的另一个美国哲学家诺齐克这样评论：政治哲学出了罗尔斯之后，你可以跟着他思考、可以针对他思考、可是不能不理会他而思考。 而下面的文章，就是在“理会”罗尔斯的思考。 从《沧浪之歌》看中国人的共性。 爱国主义是现代中国人的共性，但又不是，爱国主义只是现代中国追求共性的起点。所谓社会进步，正如斯宾诺莎所言，人不能没有新的追求： “贤达者，只要他被认为是贤达者，其灵魂绝少扰动，他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认识自身，认识神，认识物，决不停止存在，而永远保持灵魂的真正的恬淡自足”。（《伦理学》） 至少，当我们看爱国主义的时候，它是多种显现，例如，在这里读《沧浪之歌》。
一、《沧浪之歌》 我静静地站在沙溪河边，望着春天里的溪水缓缓流逝。 绿色如兰，泛着微微的涟渏；水光踊跃，散发着生命的气息。 我想起那首已经传颂了三千年的古诗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沧浪的水啊，你源自远古的华夏，人称夏水；你流过中古的秦汉，人称汉水；而今你流过我的身边，我感觉着我的家乡。 青青而苍苍，发藻玉台，垂影沧浪。你温柔而妩媚，微微的风中似乎有一种清香，是蕙芬，是兰芳？ 我珍惜你的清纯，掬一把清水，洗涤去冠冕的荣耀，我将伴随白云和闲鹤，我将伴随野菊和南山； 我珍惜你的诚挚，掬一把浊水，洗涤去双足的红尘，我要留存内心的纯洁，我要留存人间的感伤。 二、屈原与《沧浪之歌》。 《沧浪之歌》见于《楚辞－渔父》，文章介绍《沧》出现的背景，“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屈原是在极度消沉的时候偶遇漁父的，他对自己唯一的听众渔父叙说了自己的感慨――那是后世中国人牢骚的极品：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呵，呵，何必呢？何必呢？”渔父莞尔而笑，他吟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渔父的评论是从浊水和清水的应用上来推证的，泛泛之谈，毕竟素食者不为肉食者谋。 屈原，名平，字原，芈姓屈氏，楚国丹阳人。屈原为什么要投江？笔者以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后，一个贵族，大约于相当于韩非之于韩国王室的关系。贵族的屈原必须承受他所属于的那一个阶层、集团生死存亡的感受，他以入世的尺度 其次，屈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思想者，尤其是一个有浪漫气质的诗人，他开创了“词赋”之“楚辞”文体。如果他没有思想，他不至于投河，完全可以与他的文学继承人宋玉一样说说笑笑地活着。如果他没有浪漫诗人的气质，他不会想象生命之外还有更加美好的去处，江流中的龙蛇能够比现世的醉王、独臣们好吗？ 一个漂浮在水上，只希望多捕捉几条鱼的老头，又怎么能够从屈原的角度看问题？又怎么能够理解屈原的心情呢？ 如果我是这个渔父，我更愿意这样说明问题： 我要问屈原： 什么是清？什么是浊？为什么醉？为什么醒？ 我要考问屈原的错误： 你即不能适应你生存的环境，更没有办法解决你生存环境的问题，这是你的无知与无能，你发什么发牢骚？为什么自命清高？ 当然，这是假设，我即不生存于那个时代，也没有那么好的心态，只是觉得有这么一说――在佛学上叫做棒喝――唤醒梦中人，屈原也许就不会投江，也不至于害得后世民众年年过端午，岁岁寻找屈大夫。 三、庄周与《沧浪之歌》。 能够与屈原对话的渔父应该不是庸人，《沧浪之歌》的作者是庄子。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城人，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的哲学是三千后的黑格尔都不能超越的。 笔者当然不敢评论庄子的《沧浪之歌》是泛泛之谈，而是说明屈原没有理解能力；笔者当然也不敢讥讽屈原的文化水平问题――至少在笔者写出《离骚》之前不敢妄文。笔者只是说，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得出的推论以及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庄子写《渔父》，其实是通过“渔父”嘲笑孔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信念，认为“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表达了道家“万物之所由”、“得之者生”、“顺之则成”的隐士深刻于道的思想境界。 庄子以避世的角度看待自然界及于社会，他虽然贫困但是思想上潇潇洒洒、自得其乐，其文妙趣横生而意境深刻。当然，持此思想的庄子是无法参与政治、分享权力，也无需承担政治斗争的风险。凡是思想深刻者最终都只能走庄子一路――返回大自然，或者如同黑格尔的返回，返回那个“素朴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邪的天真和淳朴的信赖”。 “渔父”在《楚辞》里的出现是屈原的引用，屈子与庄子是同一代人，这种引用很贴切地说明了同一个时代不同群体的国家观。平民的庄子能够穿透贵族屈原的思想设限，从更高的角度认证国家：楚国只不过一个大的地主庄园，得与失与我一个打工仔又有什么关系？平民庄子穿透贵族屈原的思想设限所能看到的是民生，例如庄子《在宥》中论“闻在宥天下”。 于是庄子的化身漁父只能同情这个形容憔悴的贵族了，以宽容遇合相劝： 其实那里有纯粹的生存环境？人生本来就在混浊中，人自生也在混浊中。国王把唾沫吐在你的脸上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当漁夫的人，风里雨里，水里浪里，那一天不是滿身湿透？就是后来的东方朔也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那么穷讲究又何必呢？ 说得固然恳切，又如隔靴搔痒。毕竟道不相同不相与谋。 四、孟柯与《沧浪之歌》。 与屈原、庄子同时代的还有孟子。以孟子为座标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孟子生活于前372年至前289年，即周烈王四年至周赧王二十六年。所谓周烈王，是刘向在《战国策》所定义的战国时期的周五王之二姬喜，后三传至周赧王姬延，姬延6年周亡。也就是说，周赧王姬延基本上可以算是末代周王了；也就是说屈原、庄子、孟子的情感都是末世情感。 这个时代如此混乱，时在前256年（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秦兵攻打西周，赧王降秦，秦王贬周赧 孟子在政治和文化表现比较活跃的时期就在周赧王时期，感受末世者思想活跃。思想的活跃当然决定于社会环境――因为争斗中的权力不能完全控制社会思想，甚至需要仕人的出谋划策，末世出思想家，盛世出文学家，在中国社会大致如此。孟子到宋代有了“亚圣”之称，那是因为宋人也饱受战争的困扰。 作为仕子的孟子，介于入世与出世之间。入世观为其奔走于帝王将相之间提供了思想依据，出世观却促使其产生了种种合乎情理的感受，于是有了种种影响后世政治的思维，例如“义”。 战国末期的这些思想家分别证明了一个大变革时期各个阶层的思想反应。如果说屈原的思维具有原始形态的冲动，孟子的思维则充满了理性，而庄子则在哲学意义上与孟子殊途同归。这一特点体现于孟子对渔父形象的评论。 孔子对弟子的训戒和《沧浪之歌》一起见于《孟子－离娄上》第八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葘，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解释一下，以说明孟子对《沧浪之歌》理解，孟子说： 一个心态不良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安危的，因为他认为社会环境的混乱是自己梦想出现的前提条件，灾难临头正好是争权夺利的大好机遇。有个小孩子唱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说，你听听，老百姓多么希望建立一个宽容平和的社会环境，只有那些分子才唯恐天下不乱，这些家伙是多么可恨，简直是自己找死。 孔子的原意包括了双重意思，在孔子看来，清与浊正如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是两种相对应的形态共同构成了社会。固然我们倡导“清”，但是也可以选择“浊”。清与浊固然是对立的，清与浊也是互动的，重要的在于包容，以寻求平和的转化，以进入更为高级的形态。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要点。如果心不能容物，然后无法容人；自己的心态恶劣，也就得不到他人的共同。 庄子笔下的孔子是如此清醒，他对渔父心悦诚服地说： “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庄子《渔父》） 胡适后来在美国政治上找到了宽容之意，并且作为决定美国民主政治的四大支柱之一，不知道胡适是否读过《沧浪之歌》？提出国家起源说的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然法的总原则，人类的共性决定了自然意义上的和谐，《沧浪之歌》的音韵回响五洲。 社会不同层次对于社会变革的态度是不同的。其实，在思想上无法强调某一类思想的绝对正确，因为它必需与现实政治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就社会本体而言，清浊之所在，宽容视之；黑白双鱼共生，社会进步于其上。 后来子思记录孔子的中庸之道也提到这一件事，所谓中庸，其行固在于察，其本则在于恕。清浊之间固有别，有别则有恕；恕是宽容，宽容是民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条件。这种说法很符合中庸之道，是在寻求一个和平共处的形态。 五、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祖国？ 清澈的流水潺潺，从我的身边流过，或歌曰： 一棹沧浪水。一行行、淡烟疏柳，平生秋思。多谢江东风景好，依旧美人名士。有老衲、高谈奇字。使我吴天诗料阔，策蝌文，蜾扁三千事。古香馤，在肝肺。 一箫游吴市。傍龛灯、来称教主，琉璃焰起。病蝶凉蝉狂不得，还许虎丘秋禊。看磨墨、人低双髻，绝胜山东驴子背，惨邮亭、麦饭黄沙里。掷笔罢，傲吾子。（龚自珍 《贺新凉》） 龚自珍，一而无际。或如约翰－罗尔斯在描述公平的正义和平等的自由的时候，在黑板是画了许多圆圈，然后用许多线条把它们与一个点联接起来。无论是正义还是自由都必须接受约束――在黑格尔那里叫做“规定”，在老子那里叫做“名”。这种约束可能很大，名目繁多，但是在罗尔斯只是一个小点――一个共同的认同，而此点之外，到处是自由、正义――那只是你自己的理解。 约束即认同，在老子那里叫做“道”，在儒学那里叫做“善”，在理学那里叫做“理”。 现代中国的这一点虽然不很深刻，例如“爱国”就是一个共同点，无论是屈原、是庄周、是孟轲，只要你承认爱你的祖国，都是好同胞。 当然还有许多外国人希望和我们寻求共同点，例如印度人讲“中印”国，目的是不让中国收回藏南；日本人讲东亚共同体，是感觉到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好象真的要来了；美国人讲“中美”国比他们深刻多了，共同点如“自由民主”，不过其落实处则在于中国这一个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市场。 我们还是先关心我们自己的爱国主义吧，其它的共同点等以后再说。所谓爱国主义，热情一点，从屈原的角度看；深刻一点，从庄周的角度看；现实一点，从孟轲的角度看。也许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兼而有之，我们不仅仅爱国了，而且有益于祖国――真的爱国了。 壶公评论写于10－04 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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