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小知识：怎样读·谈《河嶽英灵集》，伟才备出的英雄年代

怎样读·谈《河嶽英灵集》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一时人才辈出，各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光辉的岂术成就，争奇斗胜，呈现出一片缤纷壮丽的色彩，这就是人们所称颂的诗歌的盛唐气象。这个艺术史上的不寻常的现象，不只是后之来者，回望那遥远的艺术史上的高峰，景仰、赞叹，就是身当其时的诗人，也对展现在面前的崭新、兴盛的景象，感到欢欣、振奋。天才横滥的李白，就曾引吭高歌：

“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是。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古风》其一

他赞美同时代的诗人，如秋天夜空的灿烂闪灼的群星，光辉四射。他也曾有志对这一代的诗歌进行删述，以冀永传。但又自叹；“吾衰竟谁陈!”深恐这一千秋大业，无人交付。

李白的希望没有落空，天宝末年，丹阳进土殷璠，以卓越的识见，严肃的精神，完成了这一事业。他说：“璠虽不佞，窃尝好事，常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终于编选出《河嶽英灵集》，得遂李白的未竞之志。

殷璠

殷璠对梁以来片面追求声律、词藻的浮靡诗风，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说：“齐、粱、陈、隋，下品实繁。事事拘忌，弥损厥道。”(《集论》)又说：“掣瓶肤受(言其知识浅薄)之流，责古人不辨官商，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乎异端，妄加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以用之!”(《序》)殷璠所以一再剀切陈词，批判齐梁诗风，并非无的放矢，确有所指。例如早在殷璠的《河嶽英灵集》殷璠在《序》中曾经指出，自昭明太子撰《文选》之后，编选的集子为数不少，都自夸“尽善”，但往往由于“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曾指出《国秀集》几乎遭到“销铄”的厄运，主要因为入选的诗大多是“诠拣不精”，平平常常的诗，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作品的没有生命力，是选本没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与《国秀集》的意图相反，殷瑶不主张把一部选集成为一家之言。他在序中说：“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安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即认为编选者应该有全局观点，通晓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诗歌，才能品鉴优劣，决定去取，不能以一己之私见和趣味来决定选择标准。

在编选的态度上，殷璠是非常严肃的，他反对屈从于权势的压力或金钱的诱惑。他批评说；“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辄赞，往往盈帙?”这是对那些受权势及金钱压力滥加采选的粗劣选本的批判。据《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载，在《河嶽英灵集》之前，各种选集近二十种，卷帙浩繁，还不包括未被登录的如《国秀集》在内。可见当时选本的多而且滥，也是有识之士引以为患的。至于殷璠，他表示决不苟同一般：“如名实不符，才不合道，纵权压梁(冀)、窦(宪)，终无取焉。”另外，他也没有选入自己的诗，不象《国秀集》的芮挺章和楼颖把自己的诗选了进去，受到后人的指责。

在《序》中，殷璠回顾了自粱至唐的诗歌发展道路，他把自梁以来二百多年的诗歌的发展分为四个对期。以为自萧梁至武德，中间包括陈隋两代，都是“尤增藻饰”，只重视词采的华丽；唐开国以后，也仍然沿着齐粱的老路走，一直到贞观末，才开始有了转机。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殷璠称之为“标格渐高”，犬约因为这个时期有了四杰和陈子昂，已经不完全是亦步亦趋的按用前朝的式样作诗了。接下去，是睿宗景云时期，殷瑶认为是“颇通远调”，当时，沈、朱和李峤、杜审言已经建立了律诗的格式，张说、张九龄、贺知章已显露新貌，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扬名之后，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远调”之说。这是殷璠对《文选》以后．玄宗之前一段时期诗歌发展的简单的概括，也是符合诗歌发展实际的。然而殷璠真正要编选以使之流传后代的是开元十五年以后的诗歌。《序》中说：

“开元十五年以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阐夺日。”在这段话里，接触到了几个问题，一是盛唐诗歌的声律风骨是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的。这时盛唐时代的主要诗人李白、壬维都已二十七岁，高适、岑参、牵颀、王昌龄、崔颢等也届壮年，在诗坛崭露头角。他们的出现，以新气派、新诗风，使唐诗展现了新的气象。

其次，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归之于玄宗的爱好与影响。这自然有些把问题简单化了。一代诗风的形成，绝不会仅仅决定于帝王的好恶，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探讨以及创作实践的结果，它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帝王的艺术倾向及其由此产生的号召与提倡，对艺术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玄宗即位之初，确如殷璠所说，“恶华好朴，去伪从真”，并从政令上对华丽的文风施加了批评和限制。在所下诏令中曾说：“我国家效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宏文德。绮丽珠翠，深革弊风。必使情见于词，不用言浮于行。”(《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诏》)。又因为“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敇令改变考试内容(《玄宗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这些诏令既然事关士大夫的科举前程，自然对革除浮艳诗风产生了相当的作用。

此外，在这段序文里，殷璠还把“风骨”视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这也是《河嶽英灵集》选诗的重要标准。但是只简单举出“风骨”二字；毕竟太笼统了，他深恐未来读者对此发生误会，因而在《集论》中又作了一番具体的阐述。

“璠兮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官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惑。”(《集论》)

什么是他所指的“新声”?他虽然反对一味讲求“四声”、“八病”，“专事拘忌”，但又认为诗歌不可不有音律，应有刚柔、高下之别，只是不必过于严格罢了。所谓“文质半取”即李白所赞许的“文质相炳焕”的意思。李白和殷璠所标榜的新的诗风就是新兴的盛唐之音。我们一向认为“风”是现实主义的，“骚”是浪漫主义的，殷璠主张“风”、“骚”两挟，即要求两者的结合。其次，殷璠还主张诗歌应设既有健康的思想内容，又须注意声律协调使之便于吟咏，兼有音乐美的效果。所谓“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刚太康不逮”，也是重申诗歌必须继承建安时代明朗健隶、刚劲有力的精神。建安风骨，是从陈子昂起便大声疾呼以求恢复的现实主义传统，殷璠也很重视，并一再提示。他认为盛唐诗歌应该是继承了建安风骨而又具有随后的太康时代诗歌所不及的音韵之美。这两点是他选诗的标准，也是对盛唐涛歌的总的评价。

殷璠的注意力不是偏执的，他把“风”与“骚”，“新声”与“古体”，“文”与“质”，“建安风骨”与“太康宫商”相提并论，是充分注意列形式与内容，风骨与声律等的协调与统一的。殷璠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比较完善的标准，并非是他自己的臆想，而是对当时诗歌成就所作的理论概括。

本着以上的编选精神和编选标准，殷璠在《河嶽英灵集》中选进了二十四家的二百三十四首诗，入选者的诗作，多者十六首，少者六首，各占一定比重，除了当时诗名尚未大著的杜甫而外，开元、天宝间重要诗人，尽入选中，约略展示了盛唐诗歌的风貌。

就集中所选诗歌的题材而言，也是比较多样的。

开元、天宝间征战频繁；所以产生了不少反映战争的诗歌。这些诗不再是因袭六朝及初唐边塞诗的旧意，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如常建的《吊王将军墓》、李白的《战城南》、王维的《陇头吟》、张谓的《代北州老翁答》、李欣的《古意》、高适的《燕歌行》、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王昌龄的《塞下曲》等，都是这一类诗歌的名作，反映了征战的悲苦和战士们向往建立功业、保卫边陲的英雄气概。

唐玄宗在天宝之后，荒淫误国，杨氏兄妹恃宠弄权，李林甫、安禄山等奸雄作祟，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忧心忡忡，写诗感怀伤时，讽刺朝廷。李白的《远别离》、王维的《西施篇》、崔颢的《霍将军篇》，祖咏的《古意》二首等，多借古讽今，揭露了国家的隐患，反映了当时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盛唐时，山水诗再度兴起，反映了士大夫漫游生活的阅历及庄园生活的闲适情趣，描写了大自然的雄伟、奇险、壮丽、优美的景色，给读者以美的陶冶与享受。李白的《蜀遭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即《梦游天姥吟留别》)，常建的《题破山寺禅院》、王维的《赠刘兰田》、《入山寄城中故人》、崔颢的《黄鹤楼》、祖咏的《望终南余雪作》等，以不同的笔调，再现大自然的各种姿态，流传后代，为人所讽咏。

就是在开元、天宝这样“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的封建社会的开明时代，也仍然有不少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感慨多端，李白的《将进酒》，孟浩然的《归故园作》，薛据的《怀哉行》等诗，说明了“白壁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干谒求进而不得其路的苦恼。其他塑造人物形象的诗像李颀的《送陈章甫》，高适的《送韦参军》，显示了当时英雄人物昂藏不凡的精神面貌；描写音乐的如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及常建的《江上琴兴》，使我们看到了时人对音乐的热爱和音乐生动的表现力。高适等人描写游侠的诗，表现了游侠少年的恃勇轻生，肝胆照人的气概。而崔颠的《江南曲》．王昌龄的《长信宫》则从不同方面描写了当时的妇女生活。足见《河嶽英灵集》所表现的题材是广泛而丰富的。

在评价作品时，殷璠注意到诗歌所呈现的完整的意境，并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诗人作出概括的评价。如说常建“似初发通庄，却寻野经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以其体，生动的描述，写诗人的艺术风格，给人的印象是鲜明而具体的。后来司空图更大用这种手法来评论诗歌的风格，成为我国诗论中独具特色的评论方法，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处的“旨远”、“兴僻”，是与以前的宫廷诗人的艺术风格相对而言。“唯论意表”刚指常建的诗注意通过客观景物的描述来表现诗人的胸怀、情趣。他所举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样的佳旬，显示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达到了谐和、清澄、统一的境界。我们今天读来，这种古寺佛门的禅味，与人间的现实生活固然相去太远，可是盛唐诗人却感到诗中的禅味比之世俗的宫廷繁华要高出一筹。在评王维时说：“词秀调雅，意新理怄。”提出词、调、意、理四个概念，这也是一首好诗所不可缺少的四个要素。王维的诗因为注意到四个方面的融会，故被评为“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成为完美的艺术品。后之论王维诗者，多沿用殷氏此说，因为它用语虽简，却极为准确、生动。

常建

殷璠还注意到一首诗意境的完整。称常建的《吊王将军墓》“一首尽善”。又特别注意诗歌的创新，从创新的角度占定诗人的成就。如说李白“《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集中所选李白的诗如《蜀道难》，《远别离》、《将进酒》等篇，如流水行云，自发奇致，通篇完整，不可句摘，它的新奇的意境，惊世骇人的格调，大为盛唐诗坛生色。《河嶽英灵集》所进入的李白的十三首诗，几乎都可以说是李白的代表作。评其他诗人的诗，也多从“新”、“奇”的角度出发，予以肯定。如评刘眘虚的诗“思苦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评王季友“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评岑参“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评孟浩然“半遵雅调，全削凡体”，储光羲“削尽常言”，贺兰进明“并多新兴”，祖咏“调颇凌俗”等等。这些评语都是概括各家诗歌特征而得，也显示了盛唐时代的诗人，鸢飞鱼跃，各展雄姿，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努力创造自己独特风格的热烈情景。殷璠在编选各家诗歌时，发现了他们各自的特点，而这又是时代的特点：集中所选诗里，无论题材是多么不同，各家的风格又如何迥然相异，却都呈现了一种昂扬、开阔的气势，这正是盛唐的时代精神。

在评价诗人时，殷璠还注意到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如说李白“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评崔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论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看到了生活对作品的影响。

《河嶽英灵集》成书七年后，元结编选了《箧中集》。《箧中集》中所选的七人二十二首诗，题材极为狭窄，都是忆旧、惜别、幽栖之作。诗风淳古淡泊，滋味不足，当时格调相同的人不多，直到中唐时期，得到孟郊、贾岛的师效与刻意追求，才得到发扬。这与元结的提倡大约有关。但《箧中集》如此平淡而缺乏文采，如何能代表繁华昌盛的开元天宝时期昵?

上述三部选集，所选都是开元、天宝间诗人的诗，由于选者的旨趣不同，形成了三个选本迴然互异的风貌。我们于此可以看见这段时期中诗歌创作的不同流派以及流派与流派之间的争论。

殷瑶有感于当时流行的选本多而不精，所以立志要把他所称之为“圣代”的诗歌，编选成集，传之未来。以“河嶽英灵”名之，是把入选诗人都看作时代的菁华、诗国的代表。由于选者卓越的文艺观点和精审的遴选功夫，选入的诗可以说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声音。由于作品的生命力，这本选率流传下来了。它使我们窥见盛唐诗歌的一斑。而就个别作家来说，也选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少数作家如岑参是例外)，仿佛是他们个人的小选集。由此，可以约略窥见每个诗人的不同风格，这些选目不少仍然是我们今天选唐诗时的选目。这说明殷璠选诗的标准是比较窖观的，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称得起是河嶽英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