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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祠堂是宗族祭祖、议事、管理和进行其他宗族活动的场所，也是族权的象征。作为徽州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公共建筑之一，祠堂在徽州的村落建筑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宋元时期，修建宗祠在徽州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多数祠堂还与家族庙宇连在一起。到了明嘉靖时期，徽州掀起了宗祠建设的高潮。此后，从万历时期一直到明末，徽州祠堂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峰，表现为数量多、类型广、规模大、规格高等特点。到了清代，以盐商为代表的徽商再度崛起，在徽商、徽州籍官员和士绅的推波助澜下，康熙至乾隆、嘉庆时期，徽州又掀起了一次祠堂建设高潮。这既是徽商、徽州科第繁盛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徽州宗族与社会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徽州宗祠的布局大多位于聚落的中轴线上，或是较为开阔的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建，或地势相对较高处，建筑规制以三进五凤楼式砖木结构为主。徽州宗祠的布局和规制是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徽州宗族报本追远、尊祖敬宗理念和实践的结晶。 关键词 徽州；祠堂；布局；规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卞利，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主要从事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及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互动关系研究。  ▲整修一新的歙县潜口（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汪氏金紫祠牌坊 祠堂是宗族祭祖、议事、管理和进行其他宗族活动的场所，也是族权的象征。作为徽州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公共建筑之一，祠堂在徽州的村落整体建筑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是聚族而居的徽州宗族的“圣殿”，是村落和宗族的精神寄托之所在。本文意在追溯祠堂的起源，梳理徽州宗族祠堂发展的历史，探究其兴衰的原因。 一、祠堂的起源和徽州宗族祠堂的兴建 祠堂的起源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密切相关。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宗法制度的萌芽，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大示”和“小示”的文字出现，这是西周时期宗法制中“大宗”与“小宗”的直接渊源。西周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将宗族血缘与政治统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早期的宗法制。安阳殷墟已出现了宗庙的遗址，西周时期宗庙制度进一步完善。《礼记·王制第五》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较为完备的宗庙制度，但西周宗庙等级森严，只有天子、诸侯、大夫和士祭祀有专门祖先的“宗庙”，庶人百姓则只能祭祀于寝室。天子和诸侯不仅祭祀祖先，而且祭祀社稷，《礼记·王制》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将祖先的宗庙祭祀与社稷祭祀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将宗族血缘与政权融为一体，成了君权神授的依据。这一制度被之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和使用，成为家天下的工具。 显然，宗庙是宗法制度的具体物化形式，后世的“祠堂”直接渊源于宗庙。“祠堂”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原本是士大夫祭祀先人的场所。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墓与祠合为一体，称为“墓祠”。这种墓祠直到宋元明清时期的徽州依然还有残存，如清代乾隆初年，歙县傅溪徐氏就专门建有墓祠①。  ▲歙县徐潭徐氏宗族始祖墓祠平面图 宋代的祠堂规制随着宗族形态的演变而发生了较大变化。北宋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封建地主阶级除了继续通过特权兼并土地以外，以合法的买卖途径兼并土地已逐渐成为当时积累和集中土地的主要手段，以致土地买卖活动日益活跃，“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②。贫富的起落无常，田宅的得失变化，使得个体小农在财产和人身关系上普遍缺乏一种安全感，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对统治阶级而言，分散的个体小农在失去田宅后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冲击，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他们也需要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以便将分散的个体小农纳入其中，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的目的。适应这种形势变化的需要，封建的宗法组织逐渐改变了自身的存在形态，在程颐、程颢理学思想的指导下，渐次形成了特有的宗族血缘共同体。从北宋中叶开始，在地主阶级的倡导和扶持下，长江流域及华南各地的地方性宗族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救济宗族中贫困成员的义田，欧阳修、苏洵创修的旨在敬宗睦族的新式族谱，一时为各地宗族所效法。以纂修族谱、设置义田和创建祠堂等方式，强化血缘性宗族组织的控制功能与作用，在北宋中叶以后成为一种广泛的实践。有关宋代祠堂的规制，朱熹在《文公家礼》中指出： 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 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扁闭。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问何向背，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1］875 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和徽州地域学术流派——新安理学的创始人，祖籍徽州婺源县的朱熹有关祠堂的论述，基本上建构了南宋时期宗族祠堂的规模与制度，这就是“三间”制度。祠堂的这一制度，至明清时期演变为仪门、享堂和寝堂的“三进”制度。尽管受制度和环境的限制，宋元时期徽州的宗祠尚未能完全根据朱熹创立的祠堂规制和结构进行建设，但它还是初步奠定了徽州后世宗祠的雏形。 徽州的宗祠兴起于宋代。据文献记载，在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向以朱子桑梓自居的徽州拉开了宗祠建设的序幕。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俞芳在为《新安黄氏会通谱》所撰写的《序》文中就曾指出：“幸而皇宋诞膺景运，五星聚奎。于是吾郡朱夫子者出，阐六经之幽奥，开万古之群蒙，复祖三代之制，酌古准今，著为《家礼》，以扶植世教。其所以正名分、别尊卑，敬宗睦族之道、亲亲长长之义，灿然具载，而欧（阳修）、苏（洵）二子亦尝作为家谱以统族属。由是，海内之士闻其风而兴起焉者，莫不家有祠以祀其先祖，族有谱以别其尊卑。”③在休宁县，茗洲吴氏宗族在淳祐年间即创建宗祠观宇，奉祀始祖程氏小婆太夫人④；率口程氏宗族、臧溪臧氏宗族和祁门善和程氏也先后创建了本姓宗族的祠堂。元代至大年间，婺源考川胡氏宗族也修建了明经胡氏宗祠。此外，宋元时期，婺源清华胡氏宗族、桂岩詹氏宗族、大畈汪氏宗族和歙县江村江氏宗族也分别兴建了本宗族的祠堂。 不过，整体而言，宋元时期徽州宗祠的兴建还只是处于零星的状态，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多数祠堂还与家族庙宇连在一起。因此，弘治《徽州府志》将记载祠堂和庙宇的内容合为一卷，名之曰《祠庙》，其中所列的不少祠宇是祭祀精英人物的行祠、忠烈祠等，如“忠烈行祠”“世宗行祠”“定宇先生祠”等。严格意义上说，这时的祠庙与明代中叶以降兴盛的宗祠规制有很大不同，这种墓祠、祠庙相结合的祠堂多数还是仅限于祭祀越国公汪华等少数精英人物。 二、明代徽州宗族祠堂的大规模建设 （一）嘉靖时期徽州宗祠建设高潮的掀起 宋元时期，徽州拉开了宗祠建设的序幕，并创建了一批宗祠建筑。从明初至明代中叶，徽州延续了宋元时期宗祠建筑的规模和样式，兴建或修缮了一批祠堂，如祁门县善和程氏宗族就在景泰元年至二年（1450—1451年）重修了宋代的程氏宗祠——最高祠堂，程显在成化四年（1468年）十一月撰写的《重修最高祠堂记》中描述了善和程氏宗祠的规模： 景泰间，浮梁之族有名润通者，于尚书为十九世孙，慨先业之不振也，与诸房子姓谋合泉布，抡材鸠工，撤而葺之，以旧祠堂高出寺后、风雨无所蔽障，遂卜地于寺之西北隅建焉。实当尚书长子朝散之墓左，为室凡五，深二丈有奇。其崇视深而加隆，其广亦如之，涂以黝垩，绘以丹壁，中奉尚书之主，而五府君侑焉。始功于景泰庚午九月辛亥，讫事于辛未三月望，修废举坠，焕然一新。⑤ 但是，徽州宗祠的大规模营建，是在明代中叶特别是礼部尚书夏言关于臣民祭始祖、立家庙的奏疏获得明世宗恩准之后。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在题为《请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奏疏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的建议，指出： 夫自三代而下，礼教凋衰，风俗蠹弊，士大夫之家、衣冠之族尚忘祖遗亲，忽于报本，况匹庶乎？程颐为是缘情而为制，权宜以设学，此所谓事逆而意顺者也。故曰：“人家能存得此等事，虽幼者可使渐知礼义。”此其设礼之本意也。朱熹顾以为僭而去之，亦不及察之过也。且所谓禘者，盖五年一举，其礼最大。此所谓冬至祭始祖云者，乃一年一行，酌不过三，物不过鱼黍羊豕，随力所及，特时享常礼焉尔。其礼初不与禘同，以为僭而废之，亦过矣。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豺类莫不知报本，人为万物之灵也，顾不知所自出，此有意于人纪者，不得不原情而权制也。迩者平台召见，面奏前事，伏蒙圣谕：“人皆有所本之祖，情无不同，此礼当通于上下，惟礼乐名物不可僭拟，是为有嫌，奈何不令人各得报本追远耶？”大哉，皇言！至哉，皇心！非以父母天下为王道者，不及此也。臣因是重有感焉，而水木本原之意恻然而不能自已。伏望皇上推恩因心之孝，诏令天下臣民，许如程子所仪，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逾分，庶皇上广锡类之孝，臣下无禘祫之嫌，愚夫愚妇得以尽其报本追远之意。溯远祖，委亦有以起其敦宗睦族之谊。⑥ 这一奏疏被允准，明世宗对品官之家立家庙祭祀祖先和庶民祭祀始祖、先祖的条件有所放松。从此，中国民间宗族祠堂规制和祭祖礼仪发生了重大变化，累世簪缨、名臣辈出的徽州宗族世家，在祭祖礼仪制度改革后，纷纷建立家庙及祠堂。  ▲建于明嘉靖、修于崇祯年间的休宁县古林黄氏宗祠图 嘉靖年间，歙县棠樾鲍氏宗族子弟、兵部侍郎鲍象贤在为休宁古林黄氏宗族所撰写的《大宗祠碑记》中指出：“夫君子将营宫室，祖庙为先。盖祖宗者，类之本也，尊祖则能重类，重类则能均爱。是故统昭穆之序，致祇事之诚，深肃 之怀，盛蒸尝之荐，凡以合类明亲也。自礼乐废弛，宗法不立，寄空名于行序之间，饰浮美于谱牒之末，而族义乖违，漫无统纪，议者必欲准古冢嫡世封之重，山川国邑之常，然后推明宗法纲纪。其间则事体难于适从，坠典终于不复，非所谓与世推移、变通尽利者也。若夫缘尊祖之心，起从宜之礼，隆报本之仁，倡归厚之义，则近世宗祠之立亦有取焉。”⑦正是在明朝政策指导和徽州籍官商士大夫的共同倡导与解囊襄助下，徽州的祠堂在嘉靖时期出现了井喷式建设高潮。据刊刻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徽州府志》统计，这一时期徽州府属六县共建有224座宗族祠堂，其中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为最多，数量达70座之多，占总数的31.25%。 我们注意到，作为宗族聚居之地的徽州，明代嘉靖年间大规模营建宗祠活动，除明王朝祭祖礼仪改革这一动因外，还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宗族遇到挑战的形势有密切关系。明代中叶以降，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徽州宗族子弟大规模外出经商，社会风气日渐浇漓。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对徽州宗族制度和宗族统治造成了剧烈冲击。因此，营建祠堂、强化宗法观念、加强宗族组织、巩固宗族制度，便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拥有强大宗族背景的徽州商帮经营的巨大成功，也为宗祠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他们将经商所得的利润大规模投入到祠堂的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祠堂的建设。“祠堂之设，所以奉祖而联族也”⑧。宗族祠堂显然已经成为报本追远、怀慕祖先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徽州形成了“厅祠林立”“祠宇相望”的兴盛景象。 整个嘉靖时期，徽州宗祠的建设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数量多。自夏言《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奏疏被明世宗批准的嘉靖十五年之后，徽州社会迅速掀起了一次兴建宗祠的高潮。在这次祠堂建设的高潮中，徽州六县境内聚族而居的各大宗族兴建了数以百计的祠堂，其实际数量应当远远超过嘉靖《徽州府志》所统计的224座，呈现出数量多的特征，所谓“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其间”⑨。 第二，类型广。嘉靖年间徽州大规模兴建祠堂的类型极为广泛，其中既有合族的宗祠，也有单一合户的祠堂，还有所谓的墓祠、书院等专祠。正如祁门善和程昌编撰的嘉靖《窦山公家议》所指出的那样，“追远报本，莫重于祠。予宗有合族之祠，予家有合户之祠，有书院之祠，有墓下之祠。前人报本之意，至矣！尽矣！思报本之义而祀事谨焉”［2］19。 第三，规模大。嘉靖时期徽州的宗祠起点高、规模大，而且越到嘉靖后期，随着徽商经营和徽州科举的巨大成功，宗祠的规模也更加庞大。  ▲婺源县黄氏宗祠——经义堂 建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婺源横槎黄氏宗祠，“寝堂七间，堂后穿堂一间，夹室两厢，共九间。堂之外翼以廊，东西共十间，而会于大门。门七间庖湢守室称之”⑩。而休宁汪溪金氏宗祠“祠基坐西面东，原系田地山经理，今属为祠基，入深计一十六丈四尺有零，横计阔六丈一尺有零。祠后众存沟一道，从左绕祠前，流入街渠，两畔有地，以俟后裁”11。  ▲绩溪县龙川胡氏宗祠 第四，规格高。嘉靖时期特别是嘉靖中叶以后，徽州祠堂的规制逐渐定型，大体为仪门、享堂和寝堂等三进五开间规制。例如，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该祠堂分别由门楼、享堂和寝堂共三进七开间构成，是一座飞檐翘角、雍容华贵的典型五凤楼建筑。 总之，嘉靖时期是徽州宗祠建设的井喷式发展时期,它不仅在数量、类型、规模、规格和规制方面承继了宋元和嘉靖以前徽州宗祠发展的态势，而且逐渐形成了五凤楼式三进五开间的基本规制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成为此后徽州宗祠的基本规制与形态。 （二）万历至明末徽州祠堂的繁荣发展 承接嘉靖时期的发展态势，万历以降至明末，徽州宗祠在徽商大规模经营成功、积聚了巨额财富的背景下，不仅数量上继续增加，徽州境内规模稍大一点的宗族大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合族或合户祠堂，而且在规模和规格体式上又进一步发展，一些规模庞大的大族祠堂，特别是统宗祠开始出现，并逐步达到了历史的巅峰状态。以绩溪为例，据统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徽州六县共建有宗祠和各类支祠224座，绩溪仅有18座。但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绩溪就增至34座12，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歙县（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潜口汪氏金紫祠享堂 万历时期兴建的最具代表性的徽州宗祠，当推位于今徽州区潜口汪氏金紫宗祠和呈坎贞靖的罗东舒祠。汪氏金紫宗祠位于潜口下街，又称“下祠堂”，该祠始创于宋元祐年间，聚居潜口的望族汪叔敖四子相继入仕，汪叔敖遂以子贤而被赠以金紫光禄大夫，汪氏宗祠亦因此被称为“金紫祠”。至明永乐时，汪善一曾修葺之。正德年间，汪弘仁、汪弘义始将祠址迁建于今金紫祠所在之地，但规模不大。  ▲歙县呈坎村（今属黄山市徽州区）罗东舒祠 嘉靖初，汪文显曾率族众扩大宗祠规模，惜未竟，其子宪使、上林锐意成之。但因宪使以伏节死，夙愿未遂。隆庆、万历之际，汪上林弃官而归，决意成之。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方才仿照明皇宫太和殿建筑式样，鸠工庀材，开始重建金紫祠，历时3年竣工。据许国撰写的《金紫祠记》载，金紫祠“自壬辰迄乙未，越三载而功成”13。这座规模宏伟的祠堂建筑群坐北朝南，结构沿中轴线对称布局，总共多达7进，纵深达196米，总面积近7000平方米，号称“金銮殿”。 万历至明末，徽州祠堂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峰。吴子玉在《沙溪凌氏祠堂记》中云：“寰海之广，大江之南，宗祠无虑以亿数计，徽最盛；郡县道宗祠无虑千数，歙最盛。盖我郡国多旧族大姓，系自唐宋来，其谱牒可称已，而俗重宗义，追本思远，俭而用礼，兹兹于角弓之咏。以故姓必有族，族有宗，宗有祠，诸富人往往独出钱建造趣办，不关闻族之人。诸绌乏者，即居湫隘，亦单力先祠宇，毋使富人独以为名。由是，祠宇以次建增益增置矣。”14 三、清代徽州宗族祠堂的发展历程 （一）康熙至嘉庆时期徽州祠堂建设的鼎盛发展 经过明末清初战乱洗劫，富庶的徽商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和低迷，至康熙中期再度崛起，特别是徽州盐商在两淮和两浙盐业中，几乎取得了垄断地位。拥有巨额资本的徽商不仅生活奢靡，而且对徽州故里的教育、文化和宗族事业，慷慨解囊，捐助巨资纂修家谱、修建祠堂，实现光宗耀祖的目的。康熙至嘉庆年间，徽州的宗族祠堂在经历了明末的建设高峰后，再度兴盛，并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对此，许承尧撰修的《歙县志》云：“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闾里相望。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15这一时期，在以盐商为代表的徽商及徽州籍官员和士绅的推波助澜下，徽州又一次将祠堂建设推向一个高峰。 规模宏大的休宁古林黄氏宗祠正是创建于元代、重建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清代乾隆年间进行重修的典型祠堂建筑。按：嘉靖元年，古林黄氏宗族“前代建有祠宇，合其族姓以奉蒸尝。元末兵兴，鞠为墟烬，岁时展序，惟次第相率就其私家，汔可成礼而已。 嘉靖壬午，其宗老某等议以齿聚益繁、祠宇久废、无以安远宁宗之意，乃即所居东偏拓地一区，广若干丈，深且倍之，中为享堂，后为寝室，廊庑洞达，门闶宏深，内有厨藏，外有泡湢，而珍守宗器，陈饬祭仪，涤洁牲牷各有其所”16。至明末，古林黄氏宗祠正堂颓坏，“族议重造，以崇祯之壬申告竣，庙貌壮观”17。延至清代乾隆年间，古林黄氏宗祠再次倾圮。乾隆三十年（1765年），族议予以重建。重建后的黄氏宗祠坐东朝西，整座宗祠为3进5开间，仪门依然为五凤楼式建筑，仪门左右为1对抱鼓石，门前为1对石狮。仪门后为天井，纵深约20米，两侧建有廊庑厢房各5间。中为享堂，高耸宽阔，雕梁画栋，拱顶飞檐。出享堂后门为天井，天井尽处即为寝堂，是供奉黄氏历代祖宗牌位的场所。 康乾时期，徽州祠堂得到了广泛发展，达到了巅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量急剧增多。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到道光初年，绩溪和休宁县境内分别建有各类祠堂116座和294座18。即使是某一村落，也出现了一村多祠现象，仅歙县江村乾隆年间就有30座各类祠堂19。正如嘉庆《黟县志》所云：“新安多故旧，自唐宋以来，中原板荡，衣冠旧族多避地于此。数百年来，重宗谊，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堂，岁时俎豆其间。小民亦安土怀生，虽曩日山贼、土寇时亦窃发，犹能相保聚焉。” 第二，类型更加广泛。经历了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繁荣发展，明末清初的低迷徘徊之后，至康熙、乾隆、嘉庆时期，徽州宗祠建设不仅数量呈急剧增长之势，而且祠堂的类型也更加广泛，跨地域的统宗祠以及众多不同类型的支祠、家祠、家庙等大量出现，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乾隆《绩溪县志》所云：“邑中大族有宗祠，有香火堂，岁时伏腊，生忌荐新，皆在香火堂、宗祠，礼较严肃。春分、冬至，鸠宗合祭，盖报祖功、洽宗盟，有萃涣之义也。宗祠立有宗法，旌别淑慝，凡乱宗、渎伦、奸恶事迹显著者，皆摈斥不许入祠。至小族，则有香火堂，无宗祠，故邑俗宗祠最重。”20祠堂林立，类型广泛，是这一时期徽州宗祠发展的典型性特征。 第三，规模更为庞大。与明代嘉靖、万历时相比，清代康乾时期徽州宗祠规模更庞大，且数量更多，规格更高。富甲一方徽商的鼎力资助和徽州仕宦的全力支持致徽州宗祠建设规模更为庞大。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黟县西递村，有1座宗祠（已毁）和现存2座规模最大的支祠追慕堂、敬爱堂，都是由当时号称“江南六大首富”之一，拥有“三十六家典当铺”“七条半街”和“家产五百万金”的典当富商胡学梓捐巨资建造，其中仅建胡氏宗祠，他就一次性捐白银3859两7分，外加旧料木屑银100两21。 第四，祠堂祭祀和维修经费更有保障。康乾时期，徽州宗祠不仅在数量、类型、规模和规格上都超越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在徽商和徽州籍仕宦的捐助和支持下，经费成倍增加，从而使祠堂祭祀和维修有了充足的保障。“祠之富者，皆有祭田，岁征其租，以供祠用。有余，则以济族中之孤寡。田皆族中富室捐置。”15歙县江村江氏宗祠建成后，为保证宗族祭祀和维修费用，江承珍一次性捐助购置了祀田、义田百余亩，“以供祀事，以周贫困”，江允暐也捐助祀田，“以供春秋二祭”22。 总之，清代康熙至嘉庆时期，徽州宗祠的建造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这既是徽商、徽州科第繁盛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徽州宗族与社会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二）“咸同兵燹”与同治、光绪时期徽州祠堂的重创与重建 经历了康熙至嘉庆时期的鼎盛发展阶段以后，随着清王朝盐法制的改革和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特别是清军与太平军在徽州进行了十年拉锯战（即咸丰、同治兵燹，简称“咸同兵燹”），徽州宗族祠堂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批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祠堂被战火焚毁。对此，同治《黟县三志》亦云：“近年兵燹，祠堂存毁略半。”23但事实上，黟县在咸同兵燹中被毁的祠堂远远不止一半。据载，咸同兵燹以前，黟县全县共有祠堂404座，而兵燹之后仅剩下104座，祠堂被毁率达74%强，几乎近2/3的祠堂毁于兵燹24。受创较深的绩溪县旺川村，“自咸丰十年粤匪蹂躏，祠宇被毁，谱籍皆成灰烬。数年间，殁者甚多，无庙可栿”25。 咸同兵燹后，徽州宗族开始了宗族记忆的修复与重建工作，其中除了纂修家谱和修缮祖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重建或修缮被焚毁或破坏的宗祠。毕竟祠堂是祖先神灵魂魄之所和宗族权力的象征。绩溪宅坦胡氏宗祠——亲逊祠刚在道光时期整修一新，但因“乱后宗祠后进全堂经贼残毁”，亟待进行修缮。36世胡业（1818—1871年）不忘母亲嘱托，亲自率领诸弟“出赀专修，躬亲董理，焕然一新”26。不唯如此，胡业之子37世胡佩玉（1837—1918年）还出资整修了亲逊祠前道路，同时又命其子“出赀重建祠碓”。“以助饷平乱授都司衔，晋封三品”的36世孙胡道升（1832—？年）也加入了整修秀山亲逊祠的行列，经过整修，至同治十年（1871年），亲逊祠再次展现了新姿。 但是，咸同兵燹后，无论是徽商、徽州宗族，还是徽州本土社会与经济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除极个别宗族外，整体上再也无力恢复和建造规模宏大、极尽奢靡的祠堂建筑了。 四、徽州宗族祠堂的布局和规制 （一）祠堂在聚落中的空间布局 与其他公共空间相比，作为宗族成员祭祖和议事的公共活动空间，祠堂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建筑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它的布局大多位于聚落的中轴线上或村头较为开阔的空间内。或依山傍水而建，或地势相对较高之处，以使祠堂建筑地势凸起，显示祠堂的威严。还应指出的是，在聚落建筑中，祠堂一般与普通民居保持一定距离，这不仅能够突出祠堂与其他建筑的区别，同时通过祠前坦地或道路街巷，将其与民居等建筑维持一种相互依托的互动关系。  ▲黟县南屏叶氏宗祠奎光堂 以黟县南屏叶氏宗祠和支祠为例，宗祠叙秩堂，祀始祖伯禧公，系叶氏宗族思聪公派创建于明代成化年间，位置处于南屏村心。“正屋基坐东朝西，系经理称字号，于康熙十三年改造祠楼。乾隆十五年重修，三十九年又重修。乾隆四十三年，殷瑞府邑侯名濬哲以‘安分乐业’匾额表闾”。支祠奎光堂，祀四世圭公，系由叶氏六世祖廷玺公等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空间位置也是处于南屏村心，坐西朝东，“系经理称字号，于雍正十年改造祠楼及大门。乾隆五十二年，重建前堂，并改门楼”27。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中的黟县西递敬爱堂坐北朝南，处于村落中轴线的中心位置，所有民居通过纵横交错的道路与街巷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使村落宛若航行中的巨舟，祠堂则位于巨舟的中心。 从上述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来看，在徽州传统聚落中，宗族祠堂大体上呈现出坐北朝南或坐西面东的布局。但由于徽州地处山区，受地形、地势和周围环境的限制与影响，也有不少宗族的祠堂（含统宗祠、支祠、家庙等）并非按照坐北朝南或坐西面东方位选址和建筑，如歙县北岸吴氏宗祠就不是坐东朝西而是坐东朝西偏南。  ▲歙县棠樾村女祠清懿堂 那么女性宗祠在聚落空间布局中的朝向如何呢？从现存的歙县棠樾女祠清懿堂坐南朝北和徽州区呈坎村贞靖罗东舒祠内则内祠坐东朝西的坐落朝向看，通常女祠多是坐南朝北或坐东朝西，但并不是所有的女祠都是按照这样的坐落朝向规划和设计。就规模和规制而言，从现存的棠樾清懿堂来看，徽州女祠的规模与规制丝毫不亚于男性宗祠的建设规模。  ▲歙县棠樾鲍氏宗族女祠——清懿堂 （二）徽州祠堂的规制 《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必备。”郑玄注曰：“凡庙，前曰庙，后曰寝。”徽州的祠堂规制继承和沿袭了西周以来的宗庙或家庙的规制与风格。 从家谱的记载和现有徽州祠堂的遗存来看，除极少数家庙和祠堂以外，绝大多数徽州宗祠为三进五凤楼式砖木结构建筑。所谓“五凤楼”，主要取“有凤来仪”和“五凤朝天，四水归堂”之意，主要用于祠堂第一进即仪门屋顶装饰，五凤楼有10个角，呈5对展翅之状。五凤楼下正中的祠堂大门，即被称为“仪门”。“仪门”，亦称“大门”“门厅”“过厅”等，这是徽州祠堂建筑的入口。第二进为“享堂”“室”“正寝”等。享堂是宗族进行祭祖活动、举行祭祀礼仪和商议宗族大事的地方，是由古代“庙”演变发展而来。第三进为“寝室”，亦称“寝堂”，是供奉祖先神主牌位的地方。通常，徽州宗祠的寝室中供奉的祖先神位，主要由百世不迁之祖以及左昭右穆四亲。如明代休宁林塘范氏宗祠寝室供奉牌位的神龛，其顺序即依次为“百世不迁之主嵬然中龛，分支考妣左右享焉”28。 为了加强对祠堂的管理，徽州宗族还制定了非常烦琐而苛刻的《祠规》，对违犯祠规的人员进行严厉的惩处，使祠堂始终保持森严肃穆的状态，以强化宗族的社会控制。仅以清雍正年间休宁县江村洪氏宗族的《祠规》为例，来说明徽州宗族对祠堂保护与维系的重视。 一、宗祠当时常洒扫洁净，几席无尘，祖灵始安。平常皆封锁门户，无事不得擅开。各家亦不许于祠内私用匠作、堆积物件，并居住优人，以取亵慢之罪。违者，公议重罚。 二、管办祠事，每岁以二人督理，自长而下，依序顺行挨值，不得推诿。祭祀诸物，务必丰洁，以尽诚敬。祭日，支裔毕基，每人给胙肉壹斤。如不到者，罚银叁钱。 三、狂风暴雨，管祠人便须入祠看漏。如有损罅，即议修葺，其费悉于祠匣内出支。任事者须以敬祖为心，务重其事勿忽。29 洪氏宗族《祠规》还是相对较为简单的，但已涉及宗族事务的管理和规范问题，可以说，明代中叶以后，徽州宗族的祠规内容越来越细化，大有取得宗族族规家法之势。正是这些烦琐而严厉的祠规，使得徽州宗祠祠堂能够得以遗存至今。 尽管徽州宗祠的建筑规制主要以五凤楼式的建筑为主，但并非所有宗祠都是按此规制规划、设计和建设。相比之下，政治地位显赫、经济实力雄厚的宗祠，大都以富丽堂皇的五凤楼式建筑为主，且规模庞大，要素俱全。相反，政治和经济实力不济的宗族，其祠堂规制则较为简单。总之，徽州祠堂的规制是复杂而丰富的，其规模的大小、规格，与宗族科第兴盛、徽商经营成功密切相关。但无论哪一种规划的祠堂建筑，都体现了徽州宗族报本追远、尊祖敬宗的理念和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间规约文献集成”（14ZDB126）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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