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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歌文
自从周公创立礼乐制度，儒家视之为儒宗。嫡长子继承权、家国同构、诸侯封建、世卿世禄、普遍的尊卑等差，谓之德治，谓之礼制，无非如此。
于是天下共主出，家天下成。对家父之孝同构于对君父之忠。天下的世界同构于一个家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身份与关系，形成了家人与亲戚式的联系。天下中心论也就这样产生了，产生了域内和化外的夷夏之辨，也导致了华夏中心论，而往往无视华夏之外的各种现实存在。 周公的礼乐之治无非是贵族政治。封建实质无非是武装殖民。所有一切都是在构建人间的尊卑与等差秩序。礼制构成了对人的束缚。个体只有对礼制的屈从，却缺乏对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抗争和追求。 周公的礼制和德教并非特定为儒家打造，却为儒家所继承。自孔子出，将周公体系更加升化和完善成一种理论体系，于是就真正成为了儒家的不二法门。 孔子的启蒙主义使儒学渐渐成为了显学。但启蒙的结果却导致了游士横行的世界。游士虽然也讲孔子道理，但却仅仅只作为一种现实功利的道具。儒门讲道义和原则，游士却只讲势利和功利。孔子的启蒙产生了反启蒙的结果。孔子追求周公之制，游士却在瓦解贵族政治。 自从 世界从神的世界演化为半神的世界，再演化成人的世界，人的理性成分在逐日增加，愈渐相信人的私智和自力。儒家自以为掌握了天道，发明了天命，却从不相信自己的自立，始终将自己依附于权力之下，甘于小鸟依人，行王侯上层路线，却没想到自己终究沦为了王者的佣人和花瓶，从未成为政治权力的核心。 儒家好讲道，却乏治术，无法同道家法家尤其黄老之学的现实致用抗争。秦皇一统，最终还是用法弃儒。汉初三代采用黄老之治。儒家长期不见重用，只能在民间社会孤处一隅。 仅仅因为汉高出身于庶民，以下克上夺得政权，一反此前贵族政治传统，无法解决汉家统治的合法性，儒家的天命论、受命与革命说恰可弥缝，才被汉武作为缘饰的道具。 汉武虽然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未真正大用儒士。汉家治法不过是霸王道杂用，明弃儒术。汉武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在各学派已经先立而缺立儒家之际补上的，并不是只立儒家一家。汉武所用之人仍然是文法吏之流。五经并不属于儒家专享的经典，仅仅是由儒家传承而已。 儒家不甘于默默。他们利用汉武所开的缝隙，默默耕耘，将缝隙渐渐扩大，终于成为了明窗和门户。在朝廷以儒术作为社会教化的意识形态后，他们将儒术变成做官的资格和途径，又在社会民间扩大儒学教育，终于垄断了帝国文官的输送资源，儒术在政治上才得以稳固立足。 真正将儒术作为政治指导原则的恰恰是王莽。但最符合儒家标准的王莽恰恰被后世视为篡逆和伪君子。 光武政权无非是承接了王莽的思想体系。但光武一心要与王莽切割，拒不承认。机会主义者反过来厚诬王莽。但东汉的儒家政治实践，仍是外戚和宦官的权力世界。门生故吏只忠于其家族和恩主，皇恩空远，于是分崩成了三国世界。 汉高的函谷可关变为光武的王者无外，结果不过是五胡为自由和独立的解放而斗争。远人可化不过导致了驯狼御犬。儒化的门第世族垄断资源造成了中枢的无力和衰微。 任何政权的基础是军队和赋税。真正权力的核心是掌控在围绕皇帝的军人之手。儒家不过是政权的缘饰和花瓶。儒家口头上的道德说教和现实实际的政治实践是脱离的。理论上是儒家，政治实践是黄老之术。儒术只是外衣和形式，沦落为自欺欺人的伪善。 自从五经儒术成了做官的资格，儒学就庸俗化了，蜕变成了术而失去了道。儒学也日益僵化，失去了学问的本质。科举制造成了人才的清一色，仅以诗文论材质，更演化为以八股和小楷论人才。诗文、八股、小楷岂可治国？ 儒学成为科举登第的工具，造成了读书就是为做官而不是为学问的世风，读书人表面和内心矛盾的扭曲的虚伪人格，流毒至今。 但儒家之人总以道义天命自居，以道德知人论世，往往忽略了现实的诸种层面，造成了儒学的空疏和浅陋，往往无力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也导致了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缺乏。 自从史记和汉书奠定了中国正史的架构，中国的历史就成了儒家的历史。而中国的历史就停滞不前了。但停滞不前的点是儒家正统史观的框架和叙述方式，而中国的实体仍在随不断变化的时代而不断变化。 儒家在实际政治权力中处于边缘地位，但科举文人官僚出身的史官却往往以儒家思想和价值理论的历史观来写史，夸大科举文人官僚的作用，造成了好似科举文人官僚才是政权基础的错觉。 实则儒家的政治作用哪里比得上军人、宦官甚至外戚呢？儒家所写的史书往往掩盖了现实中的其它层面，妨碍真象至今。  （转自微信群《隐士贵人堂》 2017年9月20日20:06万映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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