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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哲学:蒯因与语义上溯

 残云伴鹤归 2017-09-25


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许多科学取向的哲学家倾向于采取某种形式的逻辑经验主义。而蒯因在哲学中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他对逻辑经验主义提出了质疑。蒯因提出的一些批评是精细的、高技术含量的。但他所批评的目标可不是一些细节,而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根基:综合命题和先验真的分析命题的可以被区分。到了1950年代早期,哲学家们,甚至是那些并不完全接受蒯因的精细论证的哲学家们,也都不能再将逻辑经验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正确。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蒯因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拒斥引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观点。第一,他认为在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哲学和科学是在同一阵线上的,只不过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更加理论化,更加抽象。这是他自然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第二,他对卡尔纳普的批评为形而上学留出了空间,形而上学是对世界的本质进行一般性的反思,这些反思是基于我们拥有的最佳的科学知识的。我们还要反思如何对这些科学知识进行最客观和清晰的整编。

蒯因的自然主义思想和对形而上学的接受,反应了分析哲学在半个世纪里的进展。也许没有蒯因,这些进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但是我们很难否认蒯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以形而上学为例,两位领军人物,索尔·克里普克和大卫·刘易斯都是蒯因的学生。)不过,蒯因可能会反对一些人对他的观点的教条式理解。

就自然主义而言,许多哲学家都乐意使用经验科学中的概念和结果,但很少有哲学家认为哲学应该像科学那样,被清晰度、证据和解释效力等标准所约束。结果就是,哲学家们普遍说自己认可自然主义,但没有几个人能接受蒯因对自然主义化的哲学所设立的那么严格的标准。

形而上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糟糕。蒯因确实认为,哲学家们可以对世界做出非常一般性的见解,(比如,集合存在,但属性不存在)他这么说,是对系统化的科学知识负责的,是为了最大化知识的清晰性和系统性。不过,许多哲学家都乐意自由地对世界的本质发表见解,很少接受蒯因对这一过程的限制。结果就是,基于随意的日常语言和不靠谱的直觉,形而上学蓬勃发展起来,而蒯因会认为这类关于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 大多是垃圾。

就这样,一方面,二十世纪后半段和二十一世纪的许多哲学研究,都受到了蒯因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蒯因会认为这些受自己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哲学研究,很多都是相当误导性的。

简单点说,蒯因的想法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采用逻辑分析的方式,澄清和组织科学知识体系,从而研究世界的本质。而许多哲学家们只看到了“研究世界的本质”这句话,没有看到前面提到的“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逻辑分析的方式,澄清和组织科学知识体系”这种要求。

蒯因确实从逻辑经验主义者手中,为哲学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又迅速被一群不懂科学的哲学家们所占据,他们做出的研究,大多会被蒯因认为是垃圾。不过,想要达到蒯因所制定的标准,着实很难。它要求哲学家不仅具备科学家的同等能力,还要比科学家更擅长哲学和逻辑。

语义上溯的含义与用法

语义上溯是蒯因提出来的概念,在《语词与对象》一书中的最后一部分中,有详细介绍。我这里引用一句蒯因的原文:“语义上溯的策略是,它使讨论进入双方对所讨论的对象(即词语)和有关对象的主要词项的看法比较一致的领域。”

我这里说的语义上溯,不一定是蒯因的原意,但一定不会违反蒯因的理念。我想把语义上溯看作一种更通用的策略,一种用来解决论争分歧的方法。它不仅仅能用来解决哲学论争,还可以用来解决科学、数学、逻辑学领域的论争。日常论争更是不在话下。

这个方法也不只有蒯因在用,整个分析哲学都在某种形式上采用了这个方法。通过对语言的细致分析,使得语言变得更精确,语词用法变得更清晰。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尽可能明确自己或他人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默认,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哪怕不是说话人在故弄玄虚,也有可能因为欠缺特定的知识,从而误用了语言。

这也是我一直对大家强调的,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汉语母语者,自己上过中小学甚至大学,就以为自己会用汉语。我们很有可能因为欠缺特定的科学知识和哲学分析能力,从而误用了汉语。当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汉语母语者身上,英语母语者、日语母语者、德语母语者,等等,都是如此。

以“我们应该爱国吗?”这个疑问句为例。当我们不采用语义上溯的方法时,很多人就会回答“应该”或者“不应该”。而采取了不同回答的双方,很可能陷入情绪化的争吵与谩骂之中,无法给对方提供智识上有营养的信息。

所以,我们应该采取语义上溯的策略,试着去解决这个分歧,步骤如下:

第一步,像计算机进行自然语言处理一样,对这个句子进行分词处理,把它拆解成“我们”、“应该”、“爱国”、“吗”、“?”这五个部分。一些人认为这个第一步太简单了,并不重要。大部分情况下,这个第一步确实太简单了,可以略过。不过,对于一些复杂的情况,这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句子可以有不同的合理分词方式。“小红是一名漂亮大学老师”这句汉语,就可以被理解成大学很漂亮或小红很漂亮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些汉语水平不高的人或者机器,可能会对一些句子进行错误的分词处理。“我们应该爱国吗?”如果被拆解成“我”、“们应”、“该爱”、“国吗”、“?”这五个部分,就无法实现对它的正确理解。

第二步,对拆解出来的部分,在语词层面进行分析和理解。以“我们应该爱国吗?”的五个部分为例。“?”就不多说了,它只是一个标点符号,拥有表示疑问或反问语气。“吗”也只是一个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不值得分析。所以在“我们应该爱国吗?”这个中文句子中,“我们”、“应该”、“爱国”才是最值得深入分析的三个部分,或者叫三个概念。“我们”是第一人称复数代词,表示包括“我”与对话者在内的一群人。“应该”是一个表示规范性命题的词,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道义逻辑算子,是一个类似“+”、“-”、“=”等数学运算符号的符号。“爱国”可以被继续拆分为“爱”和“国”,也可以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爱国”。它可以被看作一种行为,也可以被看作一种信念或态度。这个行为或态度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它的内容就是“爱”。

第三步,把这些拆解出来的部分组合到一起,在语句层面进行分析和理解。根据上述拆解,我们现在就将“我们应该爱国吗?”这个问题,转变为“一群特定的个体要不要对国这个对象采取爱这种行为或态度?”但是,问题转变之后,我们依然发现自己无法简单地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在这个句子中,“国”这个对象“和“爱”这种行为或态度,还是太模糊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爱国”究竟是什么意思。二是因为“应该”这个道义逻辑算子本身有两种意思,一种体现了道德规范的要求,另一种体现追求经济最优决策的手段。这两种“应该”,可以分别称之为“伦理学应该”和“经济学应该”,也可以叫做“目的理性规范”和“工具理性规范”。有时候,这两种不同意义的“应该”还会交织在一起,增加概念分析的难度。

总之,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无论是单个的语词,还是整体的语句,其清晰程度即便在经过初步的整理之后,依然还不能进行直观的真值判断。如此看来,第二步和第三步时常需要与下面要提到的第四步配合使用。这个第四步也正是我想要重点强调的步骤。

从外星人的观点看

第四步,叫做“从外星人的观点看”,我在《思维的利剑》中有提及这个术语,它是模仿蒯因的《从逻辑的观点看》这本书名而起的。它和戴维森的彻底解释很相似,是指不预设某些知识来对某些语句进行解释。我们假定了一种不受地球文化“污染”的外星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地球考察。从它们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的文化,就可以避免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

关于这个“从外星人的观点看”,在这篇文章中无法着墨太多,但它又值得大书特书,那么以后再说吧。

回到蒯因的思想。蒯因是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思想的拥戴者。用蒯因本人的话来说,哲学的目的就是弄清楚,人类是如何凭借贫乏的刺激输入,实现汹涌的理论输出的呢?换个说法,就是观察句和理论句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不去深入蒯因思想的细节。我们主要看语义上溯这个方法策略。当理论句出现分歧时,我们就用观察句来替代理论句,看此时还会不会出现分歧。如果还会出现分歧,那就需要用科学研究去验证这个分歧。如果不会出现分歧了,那就说明分歧仅仅是概念用法上的分歧。

那么,什么叫观察句?观察句大概就是婴幼儿最开始学语言时所学会的那些句子,比如说“外面下雨了”,“他是爸爸”,“这块垫子是红色的”,“猫在床上”,“狗在汪汪叫”,等等。这些句子的特点是,它们可以被直接地断定真假,不需要进一步做科学研究。比如,当外面确实下雨了,那么“外面下雨了”就是真的,“外面没有下雨”就是假的。当狗确实在往往叫时,“狗在汪汪叫”就是真的,而当狗没有叫或者狗在喵喵叫时,“狗在汪汪叫”就是假的。

“(某人)爱国”是一个理论句,当我们用观察句替代它时,我们就是要问,当一个人表现出什么具体的行为或态度时,他/她就是在表达爱国行为或态度?

比如说,当一个人以汉语第三声、第四声、第二声分别读出“wo” 、“ai”、“guo”这三个拼音时,我们说这个人是爱国的。

比如说,当一个人在购买商品时,并不以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价格为主要参考依据,而优先购买本国产的商品时,我们就说这个人是爱国的。

比如说,当一个人在面对他人时,并不以他人的品性、能力等特征为主要参考依据,而优待本国国籍人时,我们就说这个人是爱国的。

比如说,当一个人在面临两个不得不做的选择,A选择是导致一定数量的本国人的死亡,B选择是导致同样或更多数量的外国人的死亡时,在控制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其他特征不变时,这个人做出了B选择,我们就说这个人是爱国的。假设一个中国人,在A:5亿中国人死亡;B:50亿非中国地球人死亡。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了B选项,我们就认为这个人是爱国的。

还有许多用观察句替代理论句的方式,这里不一一例举了。这个步骤的核心,就是用可以观察的具体行为,代替不可观察的抽象理论。爱国就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我们应该爱国”就是一个理论句,我们需要将其翻译成具体的观察句。如此,我们就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境,来判定每一个具体的行为是否明智,是否有利于自己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想用“从外星人的观点看”这个口号式的纲领,再总结一下语义上溯的方法。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第三行星中出现了智人这一特殊的生物,这一特殊的生物拥有了语言符号系统。他们(也就是我们)使用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互动交流,描述这个世界,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理论。而一些智人所建立的理论,和其他智人所建立的理论有很大的分歧。要解决这些分歧,我们要做的,就是分析他们用语言符号所建立的抽象理论,与具体的非语言刺激(这些智人看到、听到、闻到、尝到、触摸到的刺激),究竟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有分歧的智人,他们在所接收到的非语言刺激层面,大多是没有分歧的。

使用语义上溯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1.如果一个句子本身就是观察句,那么我们不用再通过语义上溯去追问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2.语义上溯需要采用第三人称的路径,不能采用第一人称路径。最好不要把“这个苹果特别酸”改写成“吃下这个苹果的人感到了酸味”,而要把它改写成“吃下这个苹果的人皱起了眉头并说这个苹果是‘酸’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第一人称的体验是不可以被公共观察的,我们应以第三人称的行为来确定解决分歧所需的共识。

3.将自然语言翻译为一阶逻辑语言,有助于实现语义上溯策略。因为一阶逻辑语言是一种外延性的语言,它的真值很容易确定。自然语言有许多歧义性,一阶逻辑作为一种形式语言,没有任何歧义。当然,一阶逻辑语言也不是必须的。只要在使用自然语言的时候尽量注意量词与真值函数关系即可。

4.不要奢望直接在自然界中发现支持理论的“黄金数据”。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四川发现大熊猫,以此来支持“中国四川有着一种黑白两色的熊科哺乳动物”。但我们不可能在中国四川发现一块刻着“E=mc^2”的石头,来验证质能转换公式的正确性。就算发现了这样的石头,也不能验证质能转换公式的正确性。这意味着,一句短短的理论句,可能要被转化为许多句很长的观察句。所以,在我们进行语义上溯时,别嫌麻烦,要有耐心。

5.我们永远都要遵守语境原则。这个原则是说,对语词或语句的分析,一定要考虑语词或语句所出现的语境。当我说“今晚的月色真美”时,我可能是在说“地球的那颗自然卫星所反射的光映入我的眼帘后让我有了愉悦的体验”,但我也可能是在说“我爱你”。换句话说,永远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哪怕是在谈论一般性问题,也是在为将来分析具体问题做准备。

6.语义上溯策略的掌握,有一定的难度,至少需要若干个月的学习和练习,才可能达到入门级别。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才能提高语义上溯的水平。不过,一旦达到入门级别,那我们就已经获益匪浅。孔子说,四十不惑。如果我们能学会语义上溯,就可以直接避免自己受到他人或自己的语言上的迷惑。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人消除语言上的迷惑,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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