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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美国科学家获得了201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这一消息以光电的速度传播开来，一年一度的竞猜活动也就宣告结束了。必须感谢媒体，没有舆论的报道，我想没有多少人会有兴趣去了解，那些将在未来可能对人类造成深远影响的科技进展。我也随之松了一口气，因为在这期间，常有媒体朋友来询问我对诺贝尔奖的看法，是否愿意写写预测性质的文章，我都惴惴不安地予以拒绝，毕竟只在大学期间接受过相关训练，虽然我一直对这些领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我敢说，在生命科学整体上处于快速提升的今天，连那些完全有实力问鼎诺贝尔奖的人都未必会想到，甚至根本不会去想，自己的名字会不会出现在那份短短的候选名录上。微生物学家毕晓普就曾因此输了300美元——一个教授跟他打赌，预言他10年内一定会拿下诺贝尔奖，而毕晓普竟然赌自己输。 这次也一样。当幸运降临，我想无论是杰弗里·霍尔（Jeffrey C. Hall）、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还是迈克尔·扬（Michael W. Young），他们都会感到非常意外。毕竟，他们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就完成了。而今谁还不会说几句关于“生物钟”的话题？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迟钝可见一斑。 不过转念一想也对，当人人都在猜测基因编辑技术、癌症免疫疗法或者表观遗传学的某一进展会成为今年诺贝尔奖的热门时，表彰一个不那么“功利”的非应用性的研究有助于科学的真正进步。 其实很早人们就意识到，在生物的生理活动与地球的日夜更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昼夜节律，也就是所谓的“生物钟”能够帮助生物增强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进而提高自身的生存机率。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植物都能在日出之前利用自身的“生物钟”，预先启动光合系统，从而比那些纯粹依靠光线启动的生物更早获得能量。而在日落之前，昼夜节律又能提前关闭光合系统，避免资源的浪费，把节省下来的能源用于修复白天被太阳辐射损害的细胞。 昼夜节律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睡眠与情绪、我们的健康与衰老，无不与之相关，尤其是我们的代谢功能，受此影响甚巨。 今天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们从分子的层面阐明了生物钟的机制。他们先是从果蝇的体内成功分离出了一种控制昼夜节律的基因，并发现这个基因会在白天合成一种蛋白，并在晚上予以分解。之后他们又识别出了组成这一机制的另一种蛋白——一个生物机制，即便是简单的关和闭，往往都需要两种蛋白来发挥矛盾对立的作用。 诺贝尔奖评委会给三位美国科学家的评语是：“他们的发现揭示了为何植物、动物和人类能够控制这种生物节律，从而与地球的日夜节律相适应。”但是我觉得这一评语过于简单了，也许正如生物学家饶毅所说，这是因为我们迄今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昼夜节律对于生命的意义。 不过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科学家还是对生物钟现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现在我们知道，一个稍微复杂的生物，尤其是像人类这样的动物，身体里不止一个生物钟。我们的大脑里有生物钟，肝脏、胰脏等器官乃至脂肪组织里都有生物钟。如果说脑袋里的生物钟是标准时间，那么各个器官组织里的生物钟则是地方时间。当它们的时间节律严重地不同步，就会出现抑郁症、糖尿病等复杂的疾患。 就在诺奖揭晓的几天前，我遇见一位正在研发糖尿病药物的科学家，很自然地请他猜一猜今年可能获奖的幸运儿。不料他和我一样，不愿做出任何猜测。他说每年都会有人问他几乎同样的问题，他都予以拒绝，因为实在是太难了，而且猜测的意义微乎其微。 这位科学家不仅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家，深造于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全美最大的医疗综合体系），在表观遗传学等方面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或许因为我尚能提出一些令他感兴趣的问题，于是他和我多聊了几句。 在大致了解了研究项目后，我问他几时能拿诺贝尔奖，他的回答谦虚中透出自信：“这哪里说得准？朝这个方向努力吧。”我们还谈到了眼下中国糖尿病的严峻事实。据他估计，如果算上那些未经诊断不知道自己患病的人，中国的糖尿病人的数量已经超过1亿，用于相关疾病的医疗支出已经占到国民医疗总支出的13%。而这一严峻的事实还没有被大众了解，更没有成为社会常识。联想到刚刚获奖的关于昼夜节律的研究，或许不久像糖尿病这种疾患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治。 有趣的是，与严峻的现实相比，这位科学家对未来的看法却十分乐观。他认为，生命科学的整体突破已是指日可待，一场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将在不久的5到10年间发生。 作为一个外行，我当然不敢对他的乐观表示异议。但是我内心还是有些疑虑。如果说近些年诺贝尔奖颇有轻基础重应用的倾向，那么在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这种倾向无疑相当严重。 这不是我讲的唯一重点。我想说的是，如今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它折射的是当代社会的多重窘境。如果说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张力还尚可接受，那么科学与常识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则有些触目惊心。相对论的公式人人可背，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却总是停留在科幻片的水平，既无法感受，也无从判断。同样的道理，当基因编辑、免疫疗法等等概念一次又一次成为诺贝尔奖的热门话题时，人们有没有明确的标准来评判这些东西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社会的常识缺乏更新，那么民众为诺奖发出的一年一度的欢呼究竟包含着多少实际的内容呢？ 因此我问科学家，如何看待现在的生物伦理学。他一下子明白了我想表达什么。他说你想想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际的情形吧——看来科学家没有忽视现实生活。 大家+ 更多作者文章，请点击进入大家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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