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马帝国的复兴：（一）戴克里先的抉择

公元284年，罗马帝国依旧危机四伏。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和起义已经耗尽了罗马积蓄数百年的财富。农民不再为庄稼的收成而担心，因为军团早已收割了所有的粮食；市民不再争论谁是最强的角斗士，因为斗兽场已长满荒芜的野草……

抬眼北望，蛮族征服的号角响彻整个阿尔卑斯山。如同六百年前高卢人攻克罗马城的那一刻一样，所有罗马人都在彷徨中期待一个答案，谁能拯救人民？谁能拯救罗马？

戴克里先收回了思绪，从宫殿窗外望去，禁卫军把守着宫殿的各处角落。他们仿佛是最无畏的战士，随时准备着为亲爱的元首献上宝贵的生命。但戴克里先自己清楚，这些看似衷心耿耿的禁卫军自古便有“弑君”的传统。一旦元首不能满足禁卫军集团的利益，禁卫军便会杀之后快。

在他自己即位之前50多年的时间，禁卫军连续更换了20多位皇帝，这些皇帝平均在位时间不足三年。甚至连戴克里先自己都是出身于禁卫军，并依靠其力量登上元首宝座。他清醒的认识到，皇帝的宝座并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他不做出一些改变，那么结局很有可能和他的先辈们一样凄惨。

戴克里先

罗马的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先天的缺陷。罗马以城邦开国，先天学习了邻居希腊人的城邦民主制。罗马能够称雄于亚平宁半岛得功于此。但当一个小城邦变成大帝国时，它的弊端逐渐显现。元老院制度和公民权的局限使得罗马帝国更像是意大利对整个地中海沿岸的殖民统治，各行省发展缓慢。当帝国处于扩张时，战争奴隶制经济尚能支持帝国的发展，而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维持现有的疆域都显得很困难，帝国的经济陷入了停滞，危机也随之而来。

戴克里先知道帝国的问题，他的前辈们也同样知道。但他更清楚要打破罗马几百年的传统所要付出的代价。即使以当年奥古斯都之谋略，图拉真之神勇，哈德良之睿智都不敢触犯这条罗马立国的原则，在名义上罗马帝国皇帝还只是“第一公民”的身份，地位和公民平等。但危机在前，戴克里先决定殊死一搏，至少他还认识到自己具有的独特优势：此时的罗马颓相已现，国民生活朝不保夕，人心已不复五贤帝时代追求民主。如此乱世，生存下来比一切都重要。只要自己获得一次辉煌的战争胜利，便可稳定人心，实施改革。

顺着这样的思路，从公元284年到298年，戴克里先连续对日耳曼部落发动远征。凭借多年战争经验，戴克里先终于在公元298年大破日耳曼联军于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积累了无数声望和军力的戴克里先在人民的欢呼中开始了自己的改革方略。

首先，戴克里先确立了新的皇位继承系统，彻底抛弃了自奥古斯都沿用至今的元首制。撕去了共和的外衣，皇帝终于不用受到众多复杂的头衔与惯例的制约。得以加强中央集权，并控制军团与禁卫军。其次，针对帝国辽阔的疆域难以管理，戴克里先创立了独特的“四帝共治制”。由他本人选出一位副皇帝，两人再分别选出一位副手，分别管理帝国的不同疆域，从而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通过这一系列改革，罗马帝国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戴克里先坐在尼科米底亚的新都宫殿暗自得意，为自己天才般的想法而欢欣鼓舞。帝国的局势在慢慢稳定，蛮族不敢再入侵，经济虽复苏缓慢，但至少不会再衰退。假以时日，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将再次复兴。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杰作。然而这一笑容还没褪去，更大的危机却已然到来。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充满荒诞与可笑。

他退位后不久，罗马再起内战。而新生的内战规模较之以往，规模更是空前的。通过人为将帝国一分为二，帝国东西的文化，宗教差异以最惨烈的政治冲突的方式摧残着这个帝国，加之天灾和瘟疫罗马人口锐减30%以上，以至军队都要招募蛮族入伍，戴克里先不会想到自己的悲剧会是在晚年上演。事实证明，戴克里先建立多个政府控制广大行省的做法只是饮鸩止渴。真正在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要到公元323年——君士坦丁大帝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