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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汇讲堂 童毅影 9月22日，杜维明教授做客113-1期文汇讲堂和复旦上海儒学院首期“儒学大讲堂”双讲座所主讲的《世界伦理建构与儒家天下关怀》陆续在讲堂公众号刊出。国际知名思想家、儒学学者杜维明开门便抛出了当前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儒学如何回应全球伦理困境？”针对这一宏观又现实的设问，各领域、各国度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回应。 国际比较哲学名刊《道》主编、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美籍华裔哲学家黄勇教授在第二天（9月23日）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届年会的主题发言上，以《事实与价值问题：朱熹的解决方案》为题，通过对朱熹儒学思想的解读，回应了长久以来困扰西方学者的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如何从事实推出价值？”
23日上午，黄勇用英文PPT做发言，主席台从左到右依次为主持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报告人儒学会理事长谢遐龄演讲《儒家与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国际儒联副会长张学智演讲《王阳明思想新论》、韩国成均馆大学辛正根演讲《智人的”终焉“与人文学（儒学）的未来》、台大吴展良演讲《在相反相成中固本开新：从传统与现代性的核心性质论中西交会》 在以“儒学与时代”为主题的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届年会开幕式上，上海儒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做40分钟主题报告《回应后殖民的儒学批评》，就美国著名“左”裔学者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中的若干错误认知做出全面和严肃的回应 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间的隔阂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是西方元伦理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没有事实基础，价值就成了完全主观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价值与事实属于很不相同的范畴，两者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他提请读者提防，在他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作者们往往刚刚做了一个以“is”为连系动词的事实命题，就马上又做了以“ought”为连系词的价值命题，好像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价值与事实属于很不相同的范畴，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 例如，他们刚刚说甲打了乙，马上就说甲不应该打乙，或者刚刚说张三帮助了李四，马上就说张三应该帮助李四，好像后者可以从前者推道出来的似的，而没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之后，写就《伦理学原理》一书的英国哲学家摩尔将这一观点称为自然主义谬误，认为尝试从事实命题中引出价值命题是一种谬误。自此以后，这一论点似乎被普遍接受。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许许多多的的西方学者，包括美国当代学者尼尔森（Mark T. Nelson）和塞尔（John Searle），尝试从事实命题中推出价值命题, 但都没有能够获得成功。 但事实/价值问题在黄勇看来，并非是无解的。西方的学者在应对事实/价值问题时的失败，其原因在于没有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进行探索。黄勇认为当运用美德伦理学判断某样事物是“好与坏”（即其应该或者不应该是其所是）的时候，其标准在于查看该事物的本质是否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当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时候，只要他表现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可以称之为健全的人即好人“好”，反之就是有缺陷的人即坏人。这就自然解决了事实/价值问题。 理性的狼与亚里士多德 黄勇认为美德伦理学能够解决事实/价值问题，但在西方却并没有成功。黄勇认为这并非是美德伦理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西方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理解有关。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美德伦理学的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具有理性，因此当一个人的生活充分体现了其理性能力，这个人就是一个健全的人、好人，无论是在理智的意义上还是在道德的意义上。但是这一理解在当代西方中遭到了非难。当代著名哲学家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就假设一匹狼获得了理性，它将与人毫无二致，但是获得了理性的狼不一定会做有道德的行为。这匹有理性的狼很可能因为其获得了理性而采取欺骗的手段从其还没有获得理性的同伴手中获得食物。
当代著名哲学家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 当代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代表人物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黄勇认为以她为代表的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是今天西方最好的美德伦理学分支。那么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如何评价一个人之好坏的呢呢？赫斯特豪斯认为，评价人，就像评价植物和动物一样，我们要看其有哪些方面，有哪些目的，然后看这些方面是否很好地为其目的服务。在她看来。人有五个方面，包括身体的各个部分、它们的功能、行动、情感欲望和理性，这五个方面所要服务的人的目的包括四个，个体生存、群体繁衍、免除痛苦和社会团体的良好运作。如果某个特定的人的这五个方面能够较好的服务于其四个目的，那么这就是个健全的人、好人，反之就是有缺陷的人、坏人。
当代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代表人物赫斯特豪斯著《美德伦理学》 新亚里士多德派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别在于，理性只是五个方面之一，而且服务于四个目的。因此不是越理性的人越好，而是其理性越能为其目的服务的人越好。这就解决了“理性的狼”的问题，因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狼”并不利于其社会团体的良好运作（四个目的之一，也是人的最高的目的）。新亚里士多德派在理论上的这种改进虽然避免了理性的狼所带来的问题，但其本身也存在问题。 南加州大学学者瓦特生（Gary Watson）提出了关于黑帮成员的质疑。他指出，一名优秀的黑帮成员，就好像一个合群的狼一样，确实能够对其社会团体的良好运作做出贡献，但很显然我们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作为黑帮成员他为其帮派服务得越好，他作为人可能是越坏。之所以会产生“黑帮成员的问题”，黄勇解释说，这是因为赫斯特豪斯认为，在其所拥有的目的上，人与像狼一样的社会动物动物无异。在她那里，无论是社会动物还是人，他们的最高的目的都是社群的良好运作。 朱熹：人的本质是德性 作为华东师大紫江讲座教授、曾是杨国荣、童世骏大学同班同学的黄勇，在2013年就曾撰文回答“如何在西方 哲学语境中做中国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在这种语境中做中国哲学的学者必须明白，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哲学，或者他们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学到什么？中国哲学家首先应对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及其代表性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所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有比西方哲学更好的观点。
黄勇在论述西方亚里斯多德派和新亚里士多德派遇到的元伦理问题，从朱熹处如何找到解答 事实/价值问题的研究正是黄勇在西方哲学语境下所做的中国哲学研究。面对西方学界的哲学困境，黄勇认为朱熹的美德伦理学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甲是一个好人”的命题中，如何判断“好”，黄勇解释说，这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人，即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人即甲是否恰当地体现了这些独特性。人的独特性是什么，中西哲学家的理解不同。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学，将理性视为是人的本质。但是中国古代先贤却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所独有的。“仁义礼智，此人之所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其客观根据在于，每个人有恻隐之情。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学，将理性视为是人的本质，而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所独有的 朱熹认为人的本性是看不见的存在，如何能够推知看不见的东西，就需要从可见的事物入手。可见的事物就是人的情感。孟子就曾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正由于每个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就可以推断出使这些情成为可能的仁义礼智的存在，而仁义礼智就是人性，即人的本质，人之为人的独特性。由此，黄勇解释说，中国古代先贤所强调好人正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好的人就是仁义礼智健全发展的人。 在非汉语语境中作中国哲学是黄勇一直在从事的工作。他始终认为一种更有意义、更重要、更富成效的方法，一种正当的方式，是让西方学者知道他们可以在中国哲学中学到什么，或者中国哲学家对他们一直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说法。通过引入朱熹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黄勇对西方争论已久的事实/价值问题发起来了挑战，以东方智慧回应西方困境，是一个中国哲学国际化的有益发展。
图片来源|现场：李念，其余：网络 微信编辑|袁琭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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