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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四库全叔 2017-10-16 07:46 清代御门听政是清帝处理政务的一种形式，因是在清晨举行故又称早朝，地点在内廷正门乾清门。据《清稗类钞》记载，早在顺治时就已实行，但综览清代各帝，则以康熙最勤，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大学士奏请康熙隔三四日御门一次，康熙则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致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其坚持不懈的敬业精神足见一斑。 雍正改养心殿为寝宫和理政之所后，御门听政不再每日举行，但是他依然继承了乃父勤勉自制的衣钵，对政务的劳心费神在清帝中首屈一指！养心殿西暖阁就是雍正批示奏折、阅看殿试前十名的试卷、召见军机大臣、面授机宜的枢密要地。 军机大臣，始称“办理军机大臣”，后来又改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简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是军机处的官职之一，人员无定额，均为兼职，由一人领班，主持工作，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政。从《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看，军机大臣最初设了三人，排名第一的即著名的怡亲王允祥。 军机大臣办理公务的机构叫军机处，初名军机房，本为雍正年间西北用兵的军务而设，但它逐渐部分取代了内阁的作用，成为新的行政中枢。军机处值房在乾清门外西侧，离养心殿很近，便于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每日寅时（凌晨3至5点）进入值房，辰时（7至9点）皇帝召见。每日召见次数不定，军机大臣退出后即依皇帝的旨意书写文件。 作为皇帝与军机大臣等重臣商议机密要事之地的养心殿西暖阁，室内整体被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部被隔成中间大两边小的三间，北部亦作适当间隔划分为数室，屋内道路曲折宛若迷宫一般。西墙稍北辟门，接耳殿“梅坞”。 西暖阁东间为夹道，一边是通往明间的门，靠西墙立一架紫檀落地穿衣镜，北板墙上嵌有紫檀雕金线如意夹纱方窗，有门通后室。 西暖阁当中一间，北设坐榻，南为窗，坐榻左右有御案和文房四宝，室内东有板墙开门，与夹道相通，西有板墙开门与三希堂相通。 为了保密起见，避免被窥伺、偷听，又在室外抱厦的柱子之间安装了半截板墙。 室内坐榻上方的墙上悬有雍正皇帝亲笔所书匾额“勤政亲贤”，勤政意即辛勤政事，多为治理天下花精力；亲贤则为亲近贤臣，多采纳贤臣的意见！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也是雍正的亲笔，语出唐代张蕴古给唐太宗的《大宝箴》“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但雍正之联反其意而用之，上联凸显皇帝“唯一人”的尊崇地位，下联则说如果施政不得民心不顺民意，就是皇帝的过失了。 匾下为乾隆御笔亲书诗屏，屏文是乾隆的御制诗：“一心奚所托，为君止于仁。二典传家法，敬天及勤民。三无凛然奉，大公何私亲。四序协时月，熙绩在抚辰。五事惟敬用，其要以备身。六府赖修治，其施均养人。七情时省察，惧为私欲沦。八珍有费甘，念彼饥饿伦。九歌扬政要，郑卫漫亟陈。十联书屏扆，式听师保谆。” 西墙上悬挂有咸丰御笔“正大光明”匾，匾中上方钤“咸丰御笔之宝”朱文印。
雍正每天5点左右起床，洗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恭读《圣训》、《实录》，从中取法借鉴治国之道。清帝王告戒臣下的诏令、言辞称之为《圣训》。新皇每日晨读先皇“圣训”一节，以为施政的座右铭。
清朝沿袭自唐代以来的旧制，上一代皇帝死后，由新皇特命大臣开馆纂修实录。所谓实录，即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主要是选录大行皇帝在位时的上谕和奏疏，他的起居、婚丧、祭祀，巡幸等活动亦多载入。
清初，皇帝颁发上谕都由内阁宣布，传抄各衙门递发执行，但这种传达方式不易保密，且比较迟缓。到康熙中期，皇帝下达的一些内容不便或不宜公开的机密谕旨，不由内阁发布，而由内廷官员或亲王、大学士等承办，直接传达给督抚大臣。因不经内阁六科，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立军机处后，廷寄被广泛使用，成为军机大臣专责，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廷寄的程式中，寄信首页要开列军机大臣原官职衔，具姓不具名，但为了抑制和珅的揽权，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后，规定改为只写“军机大臣字寄”，不列具体官员。这件乾隆五十八年的廷寄为和珅发出。
清初，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因此，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而且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实施政务受到很大限制。康熙二十年代，清代独有的一种官员呈递给皇帝的上行文书“奏折”产生，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不须投送通政司转呈，而是直达御前，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作为奏事的依据。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由于奏折所涉事情多系国家机密，为加强对奏折的保密，雍正帝令内廷特制配备西洋钥匙的折匣，颁给每个具折人二至八个不等，专供封装递送奏折之用。折匣钥匙由皇帝和具折人分别执掌，他人无权开启。
雍正帝即位后，将这种只有少数官员使用、具有君臣间秘密通信性质的奏折，逐步推广为官僚普遍使用的正式机密官方文书。具折人的范围由康熙时的二百余人扩大至两千一百余人，奏折成了君臣之间商讨政务最重要的工具。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总的批语字数超过1000万字，平均每天是8000多字！可谓自朝至夕，目不停视，手不停批。
雍正帝朱批不仅文字繁多，而且往往充满个性话语。网红句“朕就是这样汉子”来自雍正给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折上的朱批。原文为“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雍正曾在朱批中对年羹尧海誓山盟：“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然而不久，年羹尧志得意满，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以九十二款大罪赐自尽。
雍正也在朱批中盛赞隆科多：“此人真乃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不过朱批中错把隆科多“舅舅”，写成了“旧旧”，还写错了两次，但被皇帝公开以“舅舅”相称呼的，有清一代大概只有隆科多一人。得到如此圣宠的隆科多，在年羹尧自尽后，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隆科多被冠以四十一项大罪逮捕、抄家、入狱，随后在畅春园附近圈禁，一年后死于禁所。
雍正帝的“为君难”宝玺，折射了他在强化皇权与维护亲情之间的矛盾，最能反映出他在位期间的心态。“为君难”出自《论语·子路》“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故宫博物院现存雍正皇帝玺印160余方，包括名号印、斋堂印、记事及成语印。这些宝玺的质地以寿山石居多，钮多为瑞兽钮，印钮雕刻精美，并且在印上使用薄意艺术，篆字均为汉字。
“勤政亲贤”玺为雍正帝御极后的自箴之作。其一向以为君者当以勤政为治国之本，以亲贤为立政之基，尤其甫乘大统之际，不仅将处理机要政务的养心殿西暖阁命名为勤政亲贤殿，而且，刻章以作为律己待人之警言。
看了前面介绍的内容，想来很多人都想一睹雍正帝的相貌。清宫正好收藏了一件泥塑彩绘雍正像。此像高32cm，面颊清癯，头戴盘龙结秋帽，头后梳辫，白面朱唇，身穿石青云纹对襟长袍，衣纹简练流畅，足登朝靴。从年龄和服饰上看应是塑于他为雍亲王之际。此尊彩塑雍正像原藏在清代敬奉祖先图像的景山寿皇殿，这里还珍藏着雍正帝其它御用器物，由此可知清代皇室对此像十分重视。此像是养心殿造办处从苏州召募的捏像人捏制的，得到皇家承认，才流传至今，是难得的塑真艺术品。
在养心殿西暖阁讨论军国大事很正常，但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年十一月初八日乾隆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皇子及军机大臣，发布了一件有关处罚惇妃的上谕则比较少见。
起因是比乾隆小三十五岁的惇妃恃宠而骄，活活打死一个宫女，上谕中说“惇妃即著降封为嫔，以示惩儆；并令妃嫔等嗣后当引以为戒，毋蹈覆辙，自干罪戾”。乾隆说：“前此妃嫔内间有气性不好痛殴婢女致令情急轻生者，虽为主位之人不宜过于狠虐，而死者究系窘迫自戕，但从未发生妃嫔将使女毒打立毙之事。今惇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且不足使备位宫闱之人咸知警畏。况满汉大臣官员将家奴不依法决罚，殴责立毙者，皆系按其情事分别议处，重则革职，轻则降调，定例森然，联岂肯稍存歧视？”乾隆同时还斥责惇妃：“事关人命，其得罪本属不轻，因念其曾育公主，故从宽处理，如依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摈黜，也不为过。”乾隆对这次打死宫内使唤女子的处理，是力图说明自己公正贤明，不徇私情，但没有多久他就撤销对惇嫔的处分，又复位为惇妃了。
“勤政亲贤”殿的面积不大，按理说应该装不下多少人，但是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傍晚，也就是同治帝去世的当天，慈禧突然召见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澂、公奕谟，御前大臣伯颜讷谟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宝桂、文锡，弘德殿行走许桐、翁同龢、王庆祺、南书房行走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入，说有重要政务要和大家“协商”，其实就是宣布立奕譞之子载湉为新皇帝，也就是光绪帝。西暖阁里面不可思议的“塞”进去二十九位王公大臣，估计里面跪得连蚂蚁都挤不过去了。
在场的奕譞听到这一消息，当场晕厥过去。亲历其事的翁同龢在日记中生动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因为御前失仪，醇亲王后来请罪说：“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更，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之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慈禧只好认为他“情词恳挚，出于至诚”而给了双方一个台阶，算是顾全了彼此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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