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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墓葬出土、汉画及传世资料中的“双卯”——“刚卯”、“严卯”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记载，分析其作为汉代日常配饰的源起、用途以及宗教文化背景。 关键词：刚卯；严卯；起源；用途 秦汉时代是我国南北文化大融合时代。经过战国时代的多种思想文化的交融，秦国一度废除的组佩礼仪制度，在西汉建立后又渐渐恢复。两汉时，东西南北文化融合，形成了北方诸子思想与南方巫、神思想的大交融时代。这个时代的配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汉佩，除了在特定礼仪场合使用的装饰组佩以外，汉代还有刚卯、严卯、司南、工字配、舞人、翁仲几种常见的日常配饰。本文就目前发现的出土和传世资料中，日常“避邪厌胜”类的佩饰“刚卯”和“严卯”，进行宗教文化的解读，试分析其源流、盛行地和内在宗教文化内涵。 图1： 双卯，亳州博物馆藏，发掘报告见亳州博物馆《亳县凤凰台一号汉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74年3期
一、“双卯”源起和佩戴寓意 刚卯与严卯常常合称“双印”或“双卯”，上面铭有文字，与《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几乎一般无二（图1），使之颇受宋代以来的金石学家关注： “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1】 双卯一寸二分，方六分，是汉代比较常见配饰，不同阶层所佩戴的双卯，由质地进行区分，《后汉书·舆服志》有：“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2】 文献记载诸侯王、公和列侯用白玉双卯；俸禄二千石到四百石的官员用黑犀牛角双卯；二百石以下到私学的士人子弟是用象牙双卯。除了诸侯王、公和列侯所用的玉石类的双卯外，其他材质不易于保存，学术界多认为这是目前传世双卯稀少的原因。 从目前的考古出土资料来看，在含有完整组佩的两汉墓中，大多数墓室中没有发现玉刚卯、严卯。因此，刚卯、严卯是不是真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述，是区别身份地位的日常组合佩饰？
首先，对古文献中关于刚卯源起的记载进行分析。 《急就篇》卷三载有“射鬾辟邪除群凶”，颜师古注曰：“射鬾，谓大刚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为之。一名欬攺。其上有铭，而旁穿孔，系以彩丝，用系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3】 从颜师古的注释看，初唐人认为，西汉有金、玉、桃木所作成的刚卯，以辟邪。 先秦民间常有佩戴桃木饰品“桃殳”的习俗，以避免灾祸，《韩诗外传》卷十以及刘向的《新序·杂事第一》有：“齐桓公出游，遇一丈夫，褒衣应步。带著桃殳。公恠问之。曰：‘是名二桃，桃之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国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于桃殳’，公说其言，与之共载。来年正月，庶人皆佩。”【4】 战国秦汉人们认为桃木有驱魔作用，是以流行桃木制品避邪：《礼记·檀弓下》有“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茆执戈，（鬼）恶之也”【5】；《淮南鸿烈解》有“羿死于桃棓”，汉许慎注：“桔，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6】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庄子》佚文有“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7】 除了“桃殳”，流行的祈福辟邪配饰还有“肖型印”和“吉语印”，其功能不同于官印、私印，是为祈求吉祥、健康、辟邪去恶，如吉语印刻有“永寿康宁”，与双卯上刻有“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的避邪厌胜功能相似。 也就是说，驱邪的桃木饰品和吉语印相互融合，方仙道巫的祝祷文以文字的形式刻在桃木上，影响了刚卯和严卯的源起，早期的刚卯和严卯只是民间除病驱邪的文化思想所产生的避邪佩饰，而非《舆服志》中政府倡导的传统礼制系统的“组佩”。从桃殳到双卯演化过程中，最早的桃殳饰品也许并非成双的配饰，双佩是组佩的一个特点，当这种民间的避邪饰品进入组佩礼制体系时，才成为双佩饰品的。 双卯进入“组佩”序列，是西汉以后，《后汉书·舆服志》有云：“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鞙々佩璲’，此之谓也。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8】，秦国是废去韨佩，强调“绶”，汉时加入双卯和佩刀作为配饰。 刚卯和严卯，是汉及以前辟邪桃木小饰品和避邪印信合成的产物，双卯最早流行在民间，而后被纳入汉组佩的礼制系统，根据《后汉书·舆服志》，复原作为组佩的双卯的佩戴方式（图2）。与组佩中其他饰品不一样，其产生有强大的庶民文化基础，因此，双卯的佩戴方式，在民间的佩戴方式和礼制组佩中的方式或有不同。
图2 双卯（图片来源：朱晓丽《中国古代珠子》，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6月，159页）
二、刚卯与严卯铭文考
双卯最早作为民间辟邪消灾佩饰，有“避邪厌胜”功能，而非分辨身份地位的组佩，主要证据是玉双卯佩饰上的铭文，清楚地记载了双卯的功能。解读玉双卯上的铭文，时了解佩饰背后宗教文化的关键。 《汉书·王莽传》中“正月刚卯”处，颜师古引晋灼曰： “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采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9】 现存传世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双卯，上面铭刻的文字，与记载文字大致相同，仅个别字有所区别。由于铭文内容是汉代方仙道文化下的祝祷语，随着魏晋南北朝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后，方仙道的文化体系已经崩溃，使后世金石学家和近代学者难以解读所铭刻祝祷语内容，只能依照训诂，结合古文献记载作释读。 清代吴大澂等人，对刚卯、严卯的铭文进行了解说【10】，但有关汉代佩饰中祝祷语的资料颇少，两汉民间宗教文化体系相去甚远，使旧金石学家的考据、释读存在问题。上世纪以来研究双卯铭文的学者，如那志良、劳干、陈大年和尤仁德等人【11】，但各有说法，前两句的释读就有分歧，后面祝祷语部分更是各说不一。 刚卯的流行时代是两汉，铭文解读应回到“原境”之中，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字词含义和民间宗教文化背景。试从文字学和汉代民间宗教文化的角度，对其铭文进行解读。
“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 这句应该是描写刚卯制作时间、书写文字和装饰色彩。《汉书·王莽传》中“正月刚卯。”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配之”【12】。“央”为“尽”之意，汉武帝《李夫人赋》有“惜蕃华之未央”【13】，“既央”为完成制作之意。战国到汉代，当制作重要宗教用器时，都会择吉日完工，如青铜器，往往在铭文中含有完工之吉日“正月初吉丁亥”。即刚卯的制作完工吉日，应是正月卯日。劳干先生解释正月卯日为“除日”，“除”有除灾害之意，和刚卯驱除疫病功能吻合。 “灵殳四方”，许慎《说文解字》曰：“灵，灵巫也。以玉事神”【14】， 应劭《风俗通》曰：“灵者，神也”【15】。清代金石学家吴大澂和近代学者陈大年解释“殳”为“殳书”之意，笔者同之，在于许慎《说文解字序》言秦书有八体，其中之一是“殳书”，殳书是刻在兵器上面的文字字体，因为制作双卯所采用的玉、犀牛角、象牙较硬，其他书体不太适合，唯有刻兵器文字字体更为适合。汉代民间流行“四方”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殷墟卜辞中的东方析、南方因、西方彝、北方夗四方四神，《尧典》与楚帛书亦有世界分至四神，是古创世神祇，春秋以降，具象为朱雀、青龙、白虎、玄武。故“灵殳四方”为巫者代表神灵用殳书在双印四方制作文字。 “赤青白黄，四色是当”，从字面上看，这句意思应该是指卯印制作好后，以四色为装饰。早期方仙道文化中，对色彩也有很多内涵深刻的解说，色彩和属性，同于“方位”，在方仙道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习惯在饰品上装饰色彩。 汉代流行五色、五帝、五音对应“阴阳五行”，为何这里为“四色”？陈大年认为是故意避去黑色；那志良认为四言句的关系；劳干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认为秦人习俗祭“四帝”。将文化上层的五行思想附会在民间避邪观念上，笔者认为有待商榷，在于“四色是当”之前，有“赤青白黄”，汉代民间流行的四色、四方神观念，和文化上层的五行、五帝、五色、五德概念不一样，是以色替代四方神灵之意。郭店战国楚竹书《太一生水》云：“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汉代郑玄在注疏《周易》时，所述“画天随四时色”【16】，代表着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 而“四色”，是以四色丝线为饰？还是刻了四种颜色的文字？或是在刚卯做好之后，做一个四色相关的仪式？前辈学者多以晋灼的记载“以采丝葺其底”为依据，认为“四色”是以四色彩丝贯穿卯印【17】，但是笔者认为有待商榷。在于《后汉书·礼仪志中》有云，仲夏之月，“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户饰，以难止恶气”【18】，《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引服虔的话，庶民有用刚卯为桃木制成，汉时受四方观念影响下的“画天随四时色”，加之刚卯“正月卯日”制作，也就是说“四色是当”很有可能是在刚卯文字上做四色仪式，祈福一年四时，止其“恶气”。
“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这句应为祝祷语。刚卯的“夔龙”和后面严卯“（帝令）夔化”到底是什么？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夔，神魅也，如龙一足”，段玉裁注：“卽魖也，卽鉉作神，疑神是。鬼部曰：魖，耗鬼也。神魖，謂鬼之神者也。甘泉賦曰：捎夔魖而抶獝狂。東京賦曰：殘夔魖與㒺象。皆夔魖連文可證。”【19】 段玉裁注意到了汉赋中多有“夔”出现，为神魅意。笔者认为，在汉代的方仙道的语境中，“夔龙”和“夔化”应是压制诸疾病的神灵。 铭文中的“帝”，是指古文献中哪位“帝”？具体指帝高阳？还是泛指天帝或四方帝？前辈学者解说不一。对此，笔者认为应为“炎帝”，主要在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总是将炎帝和祝融相联系，如《山海经·海内经》将祝融说成是炎帝五代孙；考古出土《楚帛书》中有“炎帝命祝融以四神降”。具体论证和阐释见第三部分，此处不赘述。 “庶疫刚瘅”，《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20】，“庶疫”为大众疾病。《说文解字》有“瘅，痨病也”【21】，“刚瘅”意为刚猛强断疾病。 也就是说这句话意为：炎帝令火神祝融，教调好了夔龙，大众疾病和刚猛疾病，都让我来阻挡。
“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左传·昭公九年》有“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刚和严二字同义，“疾日严卯”应该和“正月刚卯”同义，皆为正月卯日。在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刚卯和严卯中，“慎尔周伏”句中，字词略有差别，有的“慎”为“顺”，“尔”作“玺”，“周”作“固”字的，因此这句话做古文字解读，比较困难，暂且存疑。 后面的祝祷语大意比较明晰，全句意为：疾日严卯，天帝令夔化，……，化作巫神写的殳书，在正、直、觚、方的卯印上，大众疾病和刚猛疾病，都让我来阻挡。 对严卯和刚卯的铭文进行解读，发现它应该是汉代时，流行的辟邪祝祷之文语，反映了刚卯和严卯驱病避邪的功能。铭文中押韵的四言句，以及涉及的民间宗教用语，反映了双卯宗教祝祷性质，和汉代铜镜以及其他铭文资料所表达的辟邪祈福内容相似。
三、双卯从辟邪佩饰到组佩及所流行的地区考 金石学家、学术界前贤们对双卯的研究，主要放在了铭文解读上，对于双卯所采用的材质，流行地域，以及从避邪佩饰变成组佩的时间，少有涉及。 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双卯的材质是多种多样的，除去玉质外，还有黑犀、象牙，亦有金质和桃木质材料制品，见于《汉书·王莽传》的“正月刚卯”处，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22】。桃木质地的小饰品难以保存，玉质双卯多为王侯使用，因此传世品和考古发掘汉墓中多为玉质品。 从目前正式发表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玉质刚卯、严卯仅在江苏、安徽二处东汉墓中出土【23】，数量很少，不似其它汉组佩葬玉。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实物双卯资料，除上述发掘出土外，还有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河北景县广川乡后村东汉墓出土了一件玉刚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对玉双卯，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玉严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玉刚卯等。另外，传世玉刚卯资料亦不多，除去宋、明、清金石学发达时代，对汉文化景仰仿制的玉刚卯外，所剩无几。笔者认为，刚卯与严卯成为礼制中的组佩饰品应该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 前述西汉前开始有辟邪“桃殳”佩饰流行。在西汉早中期，这种桃殳、桃印佩饰或许未曾纳入礼制的组佩体系，仅流行在民间，那么作为驱邪的桃木饰品和吉语印相互融合，以民间除病驱邪的文化思想为背景，所产生的避邪佩饰刚卯、严卯，在西汉时并没有纳入官府礼制的组佩文化系统中，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汉书·王莽传》中载王莽之语：“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金曰天人同应，昭然着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24】， 王莽禁刚卯是因为刘字有卯、金、刀，声称禁刚卯是“承顺天心，快意百姓”。这时候王莽谈到刚卯佩饰，并未言及“定尊卑”的组佩功能，而是受“谶纬之学”影响，避免其卯、金、刀字的出现。 西汉时，双卯没有组佩性质，因此没有出现在西汉早中期的贵族墓葬的玉组佩中，多是庶民和贵族们的避邪饰品，大部分是桃木制品，仅有少数贵族，为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用金玉象牙来制作。 江苏、安徽考古出土的玉双卯都在东汉贵族墓中，从刚卯、严卯刻字来看，大都是偏东汉隶书字体，少数偏小篆字体。也就是说，作为玉组佩的刚卯、严卯应是流行在东汉的佩饰。 或正因王莽时代，为打击刘氏政权，禁绝刚卯佩饰。光武帝建立东汉后， 开始着手恢复旧的礼制传统。《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25】，《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记载光武帝在兴兵恢复刘氏政权之时，利用谶书做宣传【26】。王莽因想取代刘氏，而禁止的刚卯，在光武中兴之时，被上升到政治高度，恢复双卯，让双卯进入组佩或正是在东汉初期恢复旧制，利用谶纬之学，宣传刘氏当主天下的背景中产生的。 两汉庶民中流行很多避邪厌胜佩饰，唯有双卯最后在《后汉书·舆服志》中成为东汉政府礼制中的组佩，其原因应和王莽禁刚卯、光武帝复兴旧制，受谶纬之学影响有关。
秦到汉初，大一统的专制国家刚建立，各个地区都暂且保存有较强的地方文化传统，庶民用的刚卯和严卯，主要流行在什么地区？ 诚然，由于文献记录的不足和考古出土资料太少，很难做确切的判断。但从双卯铭中“帝令祝融”的“祝融神”来看，似乎反映了两汉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给刚卯流行的区域，一些提示信息。 “祝融”在先秦文献中，记载颇多。《晋书》和《左传》有祝融是夏官的记录，而《山海经·海内经》将祝融说成是炎帝五代孙，《大荒西经》则补述为颛顼帝之孙，《海外南经》记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27】。 祝融崇拜，在《楚帛书》中亦有发现。“一九七三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巴纳的《楚帛书研究》第二部。书中用新照相技术拍摄的帛书照片，比较清晰，可以认出许多字。‘祝融’就这样被发现出来的。包括‘祝融’的文句，在帛书正文第二大段，文字是：‘炎帝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教，奠四极。’”【28】 帛书里面的记载表明楚地有炎帝和祝融的崇拜，里面也提到四方神，这似乎和双卯的铭文内容有一些共通之处。 从两汉的古文献记载来看，汉代的祝融逐渐成为南方神。《管子·五行》有“得奢龙而辩於东方，得祝融而辩於南方”【29】；《汉书·扬雄传上》：“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 ”，颜师古注：“祝融 ，南方神”【30】；在宋人编辑的《路史》更是说“祝融氏葬衡山之阳，是以名之”【31】。 历史文献中关于“炎帝”的记载，亦是各种各样的。东汉郑玄注《礼记·月令》曰：“炎帝，神农也”【32】； 同样是郑玄注释《礼记·祭法》又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33】；《逸周书·史记篇》曰：“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亦曰阪泉氏”【34】，如是等等。从上述文献来看，汉代的“炎帝”是后来的一个尊号，而非先秦文献记载的一个部落王。 秦末，刘邦起事的沛县，流行“蚩尤”崇拜，按《逸周书》记载，当时蚩尤号炎帝，或是刘邦当时起事时，将自己和黄帝、蚩尤联系在一起的举动。《史记·高祖本纪》载有：“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又“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35】，也就是说，赤帝、炎帝、蚩尤在西汉初应该是三位一体，倍受尊崇。 西汉王室崇拜炎帝、赤帝的文化传统，持续到文帝、景帝之后，发生了变化。汉武帝时，受儒家以及五行思想影响，开始祭祀黄帝，仿黄帝封禅，《史记·孝武本纪》有：“（太初元年）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尙黄”【36】，关中地区以及中原地区，黄帝正统的观念，逐渐取代南方的炎帝崇拜，汉中期之后，黄帝崇拜成为汉家皇室的主流，炎帝、赤帝信仰是江淮以及南方民间信仰。 此外，炎帝的安葬地和祝融一样，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37】；罗泌《路史》记载：炎帝“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38】。 如上述，战国始，特别在两汉时期，历史文献中，关于炎帝和祝融的记述，都和淮河之南地区联系在一起。战国楚人追溯自己的先祖时，会与颛顼帝、祝融联系在一起，故屈原在《离骚》中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39】，也就是说，到汉代，炎帝、祝融神的崇拜地贯南北。炎帝和祝融最后葬于楚地，也说明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而此时，江淮地区是融合南北文化的重要地区，祝融神崇拜，在这一带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玉佩刚卯、严卯考古发现资料虽然少，但出在安徽、江苏也就能理解了。虽然目前缺乏其他材质双卯佩饰的考古发掘实物资料，但根据两汉祝融神崇拜的区域来看，作为辟邪佩饰的刚卯、严卯流行的地区，应该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地域，也就是江淮地区和楚地。
结语
双卯作为汉代佩饰流行在两汉时代，铭文为当时民间文化传统中方仙道巫的祝祷文，具有强烈的“辟邪厌胜”特点。双卯的源起，应是战国民间文化传统中，佩戴的辟邪“桃殳”、“桃印”，在秦汉之际与“印信”佩饰相融合，形成了刻字双卯的辟邪饰品。 早期的双卯，不具备组佩系统中，象征身份地位的特质。但在王莽一度禁止双卯佩饰后，由于“谶纬之学”背景的影响，东汉复兴旧礼制的时，使得双卯成为了组佩系统中的一部分。从双卯铭文的祝祷语来看，双卯应当主要流行在两汉时期，祝融、炎帝崇拜影响的地域，即中原、江淮以及楚地。
注释： 【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944页； 【2】 同上； 【3】 （汉）史游撰，（唐）颜师古注：《急就篇》，长沙：湖南岳麓书社，1989年1月版，第193页； 【4】 （汉）韩婴：《韩诗外传》，《韩诗外传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25页； 【5】 《礼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03月版，第30页； 【6】 （汉）刘安撰写，（汉）许慎注：《淮南鸿烈解》，中国基本古籍库：明正统道藏本，第169页； 【7】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国基本古籍库：明正统道藏本，第1118页； 【8】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944页； 【9】 （汉）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1042页； 【10】 吴大澂《古玉图考》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第11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 那志良《刚卯》载《大陆杂志》第十一卷十一期，1955年12月；陈大年《刚卯严卯考》载《说文月刊》第三卷十二期，1944年；劳干《玉佩与刚卯》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7册，1956年4月；尤仁德《汉代玉佩刚卯严卯考论》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6期86-90页。 【12】 （汉）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1042页； 【13】 （汉）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1003页； 【14】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6页； 【15】 （汉）应劭：《风俗通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09月版，第300页； 【16】 《周礼》，（汉）郑玄疏，中国基本古籍库：南宋刻本，卷十一，第229页； 【17】 同注疏11； 【18】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806页； 【19】 （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注》，中国基本古籍库：清嘉庆二十年经韵楼刻本，卷五下，第391页； 【20】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13页； 【21】 同上； 【22】 （汉）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1003页； 【23】 纪仲庆《江苏邗江甘泉二号墓》载《文物》1981年11期1-11页；亳县博物馆《亳县凤凰台一号汉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74年3期187-190页 【24】 （汉）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1003页； 【2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667页； 【2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21-31页； 【27】 《山海经》，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5年07月版，151页； 【28】 李学勤《谈祝融八姓》载《江汉论坛》1980年2期74页； 【29】 （先秦）管仲：《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08月版，第299页； 【30】 （汉）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904页； 【31】 （宋）罗泌：《路史》，中国基本古籍库：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前纪八，第51页； 【32】 （汉）郑玄 注：《礼记》，中国基本古籍库：四部丛刊景宋本，卷第五，第91页； 【33】 （汉）郑玄 注：《礼记》，中国基本古籍库：四部丛刊景宋本，卷十四，第268页； 【34】 《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03月版，第67页； 【35】 （汉）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91-92页； 【36】 （汉）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126页 【37】 《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03月版，第4页； 【38】 （宋）罗泌：《路史》，中国基本古籍库：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二后纪三，第96页； 【39】 （先秦）屈原：《楚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页；
本文系作者授权 原载《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03期  学术简介 卢丁（1963-），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现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系主任，兼任日本国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学硕士、（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 致力于以东亚美术考古为中心的专题研究，并涉及中国佛教美术史、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文物学与艺术史等领域研究工作。 著有：《成都周边地区唐代石窟造像样式形成的相关问题》、（日）肥田路美、卢丁、雷玉华（合著）《中国四川唐代摩崖石刻造像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中国四川蒲江邛崃摩崖造像研究》；《羌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四川西部：人文历史文化综合研究》、《四川民族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川地区藏羌民族手工艺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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